现代性视域下的道德困境探究——从“耶路撒冷的艾希曼”谈起

现代性蕴含着社会结构层面的现代性和文化心理层面的现代性两重维度,现代性的道德困境也在这两重维度展开。社会结构层面的现代性对理性主义的强调导致了"道德中立"和"道德无涉"现象的产生,文化心理层面的现代性对感官原则的强调致使"道德情感主义"和"价值个体主义"的出现。理性道德论和德性伦理学分别从理性和德性对现代性道德困境加以分析,但两者都只抓住了真理的一个方面。"规范—德性—德行"的现代性道德体系的建构是对二者的调和与超越,它强调理性道德规范内化为个体德性,再由个体德性外化为个体在社会生活中的德行。     

流动的现代性：齐格蒙·鲍曼的后现代性思想研究*

齐格蒙·鲍曼是当今一位思想独特、极富影响力的社会思想家,其丰富著作的核心就是对“流动的”现代性的论述。在鲍曼看来,现代性的标志是稳定性和确定性,而后现代性的特征则是流动性和不稳定性。鲍曼用“流动性”这一隐喻指向后现代社会的状况和人类生存的窘境。鲍曼认为,流动的现代性时期,由物品消费到符号消费的转换是社会消费行为的一个根本性变化,消费主义对解释流动的现代性的社会控制模式有重要的意义。“流动的”现代性的到来改变了人类的状况,自身认同的不稳定性仍然是后现代的一个基本问题,安全与自由的矛盾性在后现代时期依然没有得到解决。     

现代性与理性的嬗变

理性有着十分丰富的人性内涵和文化内涵。由于人与社会现实之间建构方式的不同,它也在不同的层面上展现出来。这说明,理性是历史的理性,有历史的维度。正因为如此,人类文明和社会发展的历史,也是一部理性嬗变的历史。由于现代性与理性的内在逻辑关联,现代性的状况也不可避免地通过理性的嬗变表征出来。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叛离、工具理性与技术理性的殊途同归是现代性的必然反映。     

理性与现代性--兼论当代中国现代性的建构

"理性"是现代性的一个基本要素,它是认识之源、价值之源,是所有人类精神意识的最高表现与成就,是事物的现实性的标准,"理性化"因而成为现代性的标志性符号。建构当代中国的现代性,有必要运用理性与理性化概念来解释有关的对象与事实;要深化对现代性的理性本质的认识,而五四运动在对此问题的认识上有所不足;中国现在还不是侈谈"后现代"的时候,在现代性的进程上,无疑我们与西方社会之间存在一个时间差。现代性的许多规范,我们还未建立或完善起来。而规范是需要理性来建立与完善的。     

——齐格蒙特·鲍曼对现代官僚体系之道德检视北大核心CSSCI

现代官僚体系是当今世界各国及各种社会组织所通用的组织管理形式,它体现了科学理性精神,对现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在英国学者齐格蒙特.鲍曼看来,现代官僚体系的科学理性精神却具有内在的道德破坏力,它使管理者的行为过程与行为意义分离开来,以技术责任代替了道德责任,导致了技术的道德化,从而使管理者道德责任意识模糊,消解了管理者的道德责任能力。鲍曼认为,走出现代官僚体系的道德困境,防止非道德事件的发生,关键在于关怀他者,重塑管理者的道德责任。鲍曼对现代官僚体系的道德检视有助于我们深化对官僚制组织制度的认识,对于我们改进和完善现代官僚体系及加强行政道德建设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齐格蒙特·鲍曼对现代官僚体系之道德检视

现代官僚体系是当今世界各国及各种社会组织所通用的组织管理形式,它体现了科学理性精神,对现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在英国学者齐格蒙特.鲍曼看来,现代官僚体系的科学理性精神却具有内在的道德破坏力,它使管理者的行为过程与行为意义分离开来,以技术责任代替了道德责任,导致了技术的道德化,从而使管理者道德责任意识模糊,消解了管理者的道德责任能力。鲍曼认为,走出现代官僚体系的道德困境,防止非道德事件的发生,关键在于关怀他者,重塑管理者的道德责任。鲍曼对现代官僚体系的道德检视有助于我们深化对官僚制组织制度的认识,对于我们改进和完善现代官僚体系及加强行政道德建设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论现代性中的合理性

在现代性语境中,“合理性”是一个被频繁使用而涵义复杂的概念:它既可以被理解为“合乎理性”,也可以被理解为“合情合理”。二者虽有差异和冲突,但都能在现代性中得到论证。而这是由于现代性自身的悖论造成的。因为尽管现代性承认人的理性并要求人“合乎理性”地思考和行动,但不同的人会不同地理解理性,并且不同地运用理性,结果只能导致现代性及其合理性的自我瓦解和否定。从这个意义上讲,后现代性是现代性的必然反题。     

现代性：一项未尽的工程

康德、黑格尔和哈贝马斯对由启蒙运动所带来的现代性的论述，表明现代性的本质是理性的发展。他们的论述虽然不尽一致，但都深刻地揭示了：现代性或理性仍应是人类发展的基础和方向，它仍是一项未尽的工程。     

传统理性的祛魅与道德再启蒙——论赛博空间的现代性道德

当下对赛博空间的道德认识并没有跳出传统的先验理性和形而上学世界观的局限，因而反对传统理性的道德预设，祛除人类理性对赛博空间的道德遮蔽，揭示赛博空间现代性道德的独特存在方式及其所担当的启蒙角色，将有助于赛博空间的道德发展回归其自身，注重当下的批判实践，也为现代性道德最终走出理论和实践的困境提供一些有益启示。     

现代性视界中的科学理性

科学理性是在近代哲学理性的母体中成长起来的。伴随着启蒙现代性对现代人性之自由和主体的设定,现代性思想由生成、演进直至成熟。同时,现代性的自由理想和主体性僭妄也与科学理性实现了共生性。正因为如此,才导致了科学理性使现代性思想合法化,主宰现代性的思维方式,并成为生活世界的现代性解释原则。     

现代性问题探微

现代性是一个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总体性概念,它既是一种时间意识,又是一种制度安排和价值规范。现代性在自身的生成和发展中一方面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同时也带来了诸多问题,这些问题突出表现为:自然"祛魅化"以及由此引发的生态风险、社会关系契约化以及由此导致的人与人关系的疏离、文化世俗化以及由此造成的人文精神的失落。当前,中国正在进行现代化建设,中国的现代性建构理应在准确把握现代性现实语境的基础上,科学确立现代性目标,积极构建现代性制度和文化,合理选择现代性发展路径。     

基于想象理论的现代性孤独分析

孤独问题不仅仅是一个个体心理层面的问题,它与人的现代性进程紧密相关。孤独意识是人的基本意识,而现代性孤独是孤独意识的现代性表达,是现代人对孤独意识把握的产物。现代性孤独问题产生于人的自我意识的构建过程,它是一种文化想象物。正确认识现代性孤独是自我意识构建的关键课题之一,对现代性的进程也有重要意义。     

现代性体验:另一种维度的现代性--试析伯曼的现代性理论

美国学者马歇尔·伯曼认为现代性是一种体验,一种充满悖论和矛盾的体验。围绕着这种体验的现代性,伯曼区分了现代性与现代化、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等概念,揭示了现代性的本质内涵和特征。在此基础上, 通过对19世纪思想家们的传统资源和现代精神的分析,特别是通过对马克思现代精神的重新阐释和分析,伯曼指出了现代性的出路和未来,从而揭示了马克思关于现代性的精神资源和其思想的当代价值。通过对伯曼现代性理论的分析和评介,以期进一步把握现代性的本质内蕴,推动现代性的深入研究,并为21世纪中国的现代性理论和模式提供一种思想上的借鉴。     

中国思想由"传统"向"现代"转换的新阐释--韦政通先生《中国十九世纪思想史》读后有感

韦政通先生在《中国十九世纪思想史》中对中国思想由“传统”向“现代”的转换作了新的阐释。他强调了中国传统思想对于这种转换的根源性 ,认为中国思想之所以能实现这种转换 ,不仅仅在于来自西方文化和西方思想的巨大冲击 ,而且还在于经世之学和《春秋》公羊学这两大传统资源对转换时代思想家的造就。因此 ,“传统”与“现代”之间不是一种断裂关系 ,而是交错在一起的 ,中国思想正是在这种复杂交错的关系中实现了历史性转换。     

现代性语境下的民族文化传承与发展

现代性所带来的全球化将全球和地方以一种复杂的方式联结起来。我国民族地区在现代性进程中,伴随着文化产业化,既有文化的同质化趋势,也更为强调文化的异质性和独特性。悖论的是,这种异质性的强调,又是采用统一的模式,因而造就了文化差异中的同质化。与此同时,地方面临现代性时,对自我文化的重建,对自我身份的重新审视与认定,也必然强化着地方认同和族群身份。现代性是一个多元的体系,民族文化面临现代性时,既需要积极迎接全球文化,避免部落主义;同时也根据地方独特性采取不同的应对模式,使地方话语获得全球性意义。以全球化的视野来思考,以地方性作为行动的根基,这是民族地区在现代性语境下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可行道路。     

法律社会学研究范式的转向：由现代性到后现代性

法律社会学的研究范式既要受到学术共同体思维进路的影响,更要受到社会变迁的制约。法律社会学孕育、成长于现代性的母体中,现代性是法律社会学研究范式的内在理据。现代性首先被认为是一种独特的线性的历史时间意识,长久以来的历史决定论是社会理论传统的主导维度。全球化时代,时空体验的巨大转变使人们将关注的焦点从时间移到空间。现代性向后现代性或全球性的转变,使得法律社会学的现代式的研究范式面临终结,新的研究范式(全球性的)需要建构,法律社会学的研究范式正从现代性向后现代性转向。     

后现代主义不能超越现代性

从积极的意义说,克服现代性的文化危机,实质上就是拓展“现代性”内涵,使其由狭义的“现代性”向广义的“现代性”延伸。后现代主义放弃了重建理想社会的可能性,将现代性的虚无主义推向极端,从而,它没有可能构想某个与当下现实完全不同的未来。     

马克思与现代性的诊疗

马克思从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出发,诊断现代性的实质乃是"人对物的依赖",认为这一实质呈现出社会关系物化、流动性、交往的普遍化三个症候.马克思深入分工、大工业和私有制的历史发展及其内在矛盾,探查了现代性的本质来历,认为克服人与物的颠倒,重新掌握自己的社会关系,实现人的现实解放,关键在于"去资本化".也就是说,变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乃是现代性的惟一切实可行的治疗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