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引先进文艺前进方向的讲演——重读鲁迅《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文化革命深入"的重要标志。鲁迅《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对作家的思想建设、文艺与革命的关系、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远大目标等问题作了精辟论述,表现了鲁迅对于先进文艺前进方向的构想。《意见》不仅对中国新文学的发展产生过巨大影响,在今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建设中仍将发挥重要的启示作用。     

左翼作家对文艺大众化问题的讨论

1930年和1932年,左翼作家就文艺大众化问题展开了内部讨论.讨论者对于倡导文艺大众化几乎没有什么异议,分歧的焦点体现在如何评价五四白话文,如何处理语体文的大众化与欧化的关系.回顾这次讨论,有助于理清中国现代文学从启蒙话语向革命话语转型的内在逻辑,弄清五四文学传统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为何受到质疑、如何被辩护,廓清语体文的大众化与欧化的关系.     

左翼文坛的理论斗争及鲁迅的姿态

理论斗争是左翼十年间独特的文学景观。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威因此逐渐声势浩大。鲁迅的参与和独特表现,使这些论战在深度、复杂性、异质性等诸多方面引发人们对左翼文学现象进行更深入的沉思。     

集体记忆与历史重述——左翼作家的“左翼文学”回忆

左翼作家对“左翼文学”的回忆蔚为大观,构成现代中国不容忽略而又意味深远的文化景观。其重构历史的强烈意图,与当下政治生态、社会现实之间的深层互动,使其足以作为实践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记忆的转向”的典型样本。左翼作家通过个人史、“左联”史和左翼文学史的叙述,完成形象重塑、身份认同、重构历史、接续传统等多种意图,充分体现话语生产与意识形态之间的紧密关系。“左翼文学”回忆对社会框架十分依赖,呈现出明显的“集体记忆”特征,打上了社会主导思想和主流意识形态的深深印记,但“个体记忆”又常常逸出“社会框架”,对集体记忆构成冲击与反抗,使得左翼作家的回忆呈现出微妙的张力。然而无论如何,左翼作家的“左翼文学”回忆都在很大程度上重构了中国现代文学史,深度影响了我们对左翼文学的认知。     

鲁迅与周扬心目中不同的“左翼文学”

鲁迅与周扬有着不同的“左翼文学”观念,体现出不同的文化追求。鲁迅所追求的是通过改变“吃人”的文化来改变人奴役人的现实,实现建立“人国”的理想;周扬所追求的是树立权威,不但自己崇拜权威,而且处处以权威来号令他人。这在解散“左联”和“两个口号”的论争中表现得特别突出。     

欧阳山和鲁迅

欧阳山是受鲁迅影响甚大、关系很深的著名作家。本文论述了欧阳山在中学、中山大学、“南中国文学会”、上海“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等期间,对鲁迅从向往到密切交往的过程,以及欧阳山在这过程中的思想与艺术的发展和鲁迅对他的影响。     

鲁迅的苏联文学理论翻译与左翼文学运动

1929~1930年鲁迅集中翻译了四部苏联的文学理论著作。面对纷纷扰扰的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争论,翻译这些理论著作成为鲁迅廓清自己思想的重要手段。在翻译的过程中,鲁迅对于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和左翼文学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看法,并对他后期的创作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左翼之殇”与抗战文学洪流——以抗战初期昆明的鲁迅纪念为例

本文依据历史背景讨论左翼文学的去向问题。由于民族危机加重,救亡御侮成为时代思潮的主题,左翼文学自然汇入了抗战文学的洪流,并在其中显示为主流。而左翼文学思想在统一战线中核心地位的确立有一个争取、斗争、实现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鲁迅纪念活动产生了巨大作用。抗战初期,政治倾向中的左、中、右文艺界都通过纪念文章和讲话等形式,把鲁迅精神推入抗战的时代思想和抗战文学的主要精神之中。昆明的鲁迅纪念是考察鲁迅精神的弘扬和左翼文学的去向及其发展的一个典型范例。     

人道主义:高尔基与中国左翼作家的精神对话

高尔基以人民为本位的无产阶级人道主义迥异于以个人为本位的西方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其人道主义涵纳的底层情怀、平民意识和人民性特质,引发了鲁迅、茅盾、夏衍、艾芜等中国左翼作家的精神共鸣与对话。这种共鸣与对话或表现为高尔基文学创作对左翼作家的直接影响,或彰显为高尔基与左翼作家精神层面的相互呼应。这些影响与呼应的存在,极大丰富了20世纪30、40年代的左翼文学世界,形成左翼文学创作中一道独特而亮丽的风景。     

一位真学者的文化自信——读钱穆《中国文学讲演集》

钱穆从对中国文字与文学的深刻理解,强调中国文化的“可大”、“可久”,表现了对民族文化的高度自信。这对今天文化、学术的发展,仍有重要意义。     

论鲁迅与新月社的论争及其他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以梁实秋为代表的新月社批评家提倡"普遍人性论"、"天才论"的文艺观,并在否定文学的阶级性和无产阶级文学存在可能性的过程中与鲁迅发生了激烈的论争。鲁迅认为文学兼具阶级性和人性,他揭露了新月社潜隐的资产阶级意识及其替国民党政府"维持治安"的心理与意图,为无产阶级文学的存在合理性进行了辩护,进而为中国左翼文学的发生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持和宝贵的精神资源。     

“左翼”与“新月”的辉映——读《砖瓦的碎影：中国现代文学论》

左翼与新月 ,为 2 0世纪 30年代的两大重要文学流派 ,一为激进主义的代表 ,一为自由主义的代表 ,在一般研究者眼里颇有水火不容之势。大凡研究左翼的人 ,往往对新月派的作家作品不屑一顾 ,抱有偏见 ;而偏爱新月派作家者 ,又往往以左翼文学缺乏创作实绩为由来否定其研究价值。《砖瓦的碎影 :中国现代文学论》是黄昌勇继《王实味传》后出版的又一部学术力作 ,其吸引人处正在于能够不囿于成见 ,兼容左翼文学和新月派两方面的研究 ,两种相互对立的文学思潮交相辉映 ,在文本中形成了一个充满张力的文学阐释空间。左翼文学的研究是作者一贯的学术…     

精神自我的无奈分裂——解读新中国成立后左翼作家精神的两重性

新中国成立后,艺术精神和政治意志的矛盾成为左翼作家最为沉重的精神负荷,茅盾、何其芳、丁玲正是这类作家的代表。在政治运动的“围剿”中,他们生命的全部意义都被时代精神所替代,这既显现了他们对于自身信仰的忠诚,也显示了政党利益的强大。在忠于艺术还是政治的选择中,他们只能以精神的两重性完成人生的命题：既服从于政治意志,又追寻艺术的精神,但是他们又有着各自的精神困惑和心理成因。     

鲁迅小说的民俗文化表现对20世纪中国作家的影响

民俗文化表现是鲁迅创作中的一种极为重要的现象,它不仅给鲁迅的写作带来了别样的风味和意义,同时也引导了当时及其后许多中国小说作家的写作。他们从两个不同的面向上呼应了鲁迅,有继承,亦有变异。在继承和变异之中,他们的写作既营造了新异的景观,表明了民族作家以个的声音参与现代表达的可能性,同时也显示出了其在民俗材料运用上与鲁迅之间的差距。差距是一种不足,但从积极的一面看,这种差距其实也表明了鲁迅的写作作为一种可以不断再生的文学资源,对于当下及将来所具有的可能意义。     

面向底层社会与底层民众——试论左翼作家小说创作的题材取向

三十年代“左联”主张文学为无产阶级劳苦大众的解放斗争服务,要求作家深入革命的实际,与战斗的实际生活接触,到工厂到农村到战线到社会的底下层中去关心工农大众的生活,去描写他们的生活。因此,左翼作家小说创作描写工农大众生活的题材从数量上来说是最多的,而各种工人、农民的形象则成为作品中人物的主体,显现出一种与五四小说创作不同的主题与题材取向。     

论左翼文学与《讲话》的历史链接

左翼文学从它诞生那天起,面对的就是一个险恶的社会文化环境。但它恰恰能够在这样的环境中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个中原因,应该从国民党自身的权力合法性方面去寻找。而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成了历史发展的主体,特定的历史任务,为以《讲话》为标志的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形成创造了条件。而《讲话》与左翼文学之间,又有着诸多的历史联系。     

"内敛了的希望"或"消失的''''萤火''''"——论左翼文化界1948年有关鲁迅"转变"问题的一次讨论

1948年,在沉寂了几年之后,有关鲁迅思想“转变”的问题,又一次成为左翼文化界内部争论的焦点。胡风通过把《狂人日记》作为五四思想革命的起点,舒芜通过将鲁迅早年形成的“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的生命意识,视为鲁迅的“基本认识”和“道路的路基”,皆暗示了鲁迅思想的一惯性和别样性,从而引发了激烈而严厉的批评,并“株连”到已故的鲁迅。虽然此后对“前期鲁迅”的批评再也没有如此激烈而严厉,但这场批评所包含的逻辑,却延伸到后来,导致鲁迅思想遗产的彻底偶像化和空洞化。     

转身之间:职业期许与救亡图存——1930年代的左翼记者群体考察

20世纪30年代,为冲破国民党新闻统制政策的封锁,一批怀揣新闻理想的记者在左翼文化运动的背景下逐渐汇聚成一个群体。拨开岁月的烟尘,我们能看到他们的大体样貌。最初,他们带着纯粹的职业期许,想要"好好改造一番新闻界",但随着时局的不断动荡,却不得不在政治化的裹挟中踉跄前行;而民族危机的加深,则迫使他们必须进行重要的政治抉择。于是,对职业化的追求渐渐被革命斗争的需要和民族解放的大义所取代。转身之间,本该在新闻史上占有特殊地位的他们,也逐渐被遮蔽于复杂的历史叙事之中,以至成为我们今天报刊史书写中一个缺席的在场者。     

“文学史上的失踪者”：穆木天——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左翼文学论（三）

穆木天思想和创作在中国现代文学中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现象，其核心体现了与“边缘文化”相联系的左翼文学的精神特征，与30年代左翼文学的灵魂——鲁迅有着一致的精神趋向。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文学体现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先锋性”，在这个问题上，穆木天的文艺思想既有重要的价值，又存在着局限性，这种局限是与他的“日本体验”内在相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