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的他者”与汉学人类学的“历史感”

源自"简单社会"的人类学运用于对中国这一"复杂的文明社会"的研究所形成的汉学人类学,既要面对典籍、制度和中国大历史,又须立足于"小地方"或者"社群"、"村落"的田野作业。汉学人类学一向把抽象的、整体的中国或者汉人社会当作一个"有历史"的"他者"来看待,并形成了一系列重要的理论模式,但如何更好地表述"多元"(地方、族群)与"一体"(国家、汉人)之间的关系,如何把国家和汉人"之外"的其他系统纳入其视野,以及如何把国家和汉人社会当作建构与表达的方式而非当作"既有"的田野背景,仍然是汉学人类学存在的问题和面对的挑战。闽江下游及沿海地区的田野研究显示出,在唐宋以后该"界域"的形成演变过程中,多层次的礼仪—祠庙系统及其仪式网络,作为一整套"地方"象征的生成器和"包容/排斥"的社会文化机制,与整个区域体系的构造及其变迁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汉学人类学若能以模式交错的角度在其中把握"流动的他者"的脉络和意义,必能重新获得"历史感"的源泉,并可以在这样的"历史感"中探索建立某种中国式"礼仪社会理论"的可能性。     

第十一届中国社会史学会年会综述

2006年8月18-22日,“地域中国:民间文献的社会史解读”国际学术讨论会暨第十一届中国社会史学会年会,在安徽省黄山市举行。来自加拿大、法国、日本、韩国、中国大陆及香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133位学者参加了会议,除了开幕和闭幕的两组主题演讲之外,会议根据论文情况,将大会分成社会史理论及相关专题,宗族、谱牒与村庄史,地域文献与地方史以及风俗信仰与社会生活史四个小组,进行分组讨论。现就本次会议讨论的主要问题述要如下。一、社会史理论和专题民间文献受到高度重视中国社会史学会会长、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常建华在题为《跨世…     

新时期中国社会史理论争鸣及其演进(上)

改革开放以来,新的社会史学兴起。新社会史的理论研究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1996年为第一阶段,1997年至今为第二阶段。关于什么是社会史,主要有专史说、通史说、视角说三种看法,近来不断出现整合这些说法并加以创新的论述,不妨称之为"社会史新说"。社会史应该借鉴各种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基本上是社会史研究者的共识,讨论比较多的则是社会史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思想文化史、人类学、地理学、区域史的关系。就二十多年来中国社会史理论探讨的演进看,对社会史的学术定位有一个从比较考虑研究对象到兼顾研究视角再到"问题"的过程,它始终同反省历史学有关。     

新时期中国社会史理论争鸣及其演进(下)

改革开放以来,新的社会史学兴起。新社会史的理论研究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1996年为第一阶段,1997年至今为第二阶段。关于什么是社会史,主要有专史说、通史说、视角说三种看法,近来不断出现整合这些说法并加以创新的论述,不妨称之为"社会史新说"。社会史应该借鉴各种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基本上是社会史研究者的共识,讨论比较多的则是社会史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思想文化史、人类学、地理学、区域史的关系。就二十多年来中国社会史理论探讨的演进看,对社会史的学术定位有一个从比较考虑研究对象到兼顾研究视角再到"问题"的过程,它始终同反省历史学有关。     

中国医改实践的生命伦理学困境与中国结构主义伦理学视角

本文从中国道德哲学的高度,从哲学和道德社会史、中国社会史和医学社会史等视角,在全面系统回顾西方国家伦理学史和西方国家个人主义生命伦理学典范历史演变的基础上,在中国社会结构性转型与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宏观社会处境下,历史分析中国道德哲学和儒释道生命伦理学的思想传统与面临的挑战,重点是根据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和生命伦理学实践,首次明确系统提出中国特色"结构主义伦理学和结构主义生命伦理学"理论视角和伦理流派,并阐述结构主义伦理学与结构主义生命伦理学体系的内涵外延、构成要素、范围内容、基本特点和结构性成因,尤其是结构主义生命伦理学对中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政策涵义。同时简要讨论中国现阶段"以群体和行业为基础"的结构主义伦理学体系和道德文化。最后,文章依据结构主义伦理学的理论视角,提出中国医学职业精神建设的若干政策性建议。     

周谷城的中国社会及社会史研究

周谷城关注社会现实,具有强烈的致用精神。大革命失败后,他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社会及社会史,对政治、经济、阶级、教育和思想等问题做了深入而全面的研究。周谷城的中国社会及社会史研究虽存在偏重阶级斗争的问题,但其基本特色为实事求是。     

社会人类学的中国研究——认识论范式的概观与评介

在中国研究中，长期存在规范社会科学范式与中国文化独特范式之争。鉴于这一争论对于建设中国社会科学的重要性，本文对在中国社会研究范式建构中作出重要贡献的诸种社会人类学理论逐一加以评介，并论述了中国学（汉学）社会科学化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认识论与解释问题     

借鉴与发展: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的总体运思

中国当代社会史亦称中国现代社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史,是研究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社会发展变化及其规律的一门学问。它既是中国现代史的分支,也是中国社会史的分支,还是社会学、人类学的分支,也可说是研究方法和视角,相互之间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其研究对象是中国当代民间社会和普通民众的所有历史,不仅包括社会构成、社会生活、社会关系,也包括民间社会、普通民众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其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是多元化的,除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以外,还强调"自下而上"的视角、整体史观和相关学科理论的借鉴。资料来源也是多样化,既有文献资料,也包括实物资料、视觉资料等,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民间文献、口述资料和文学资料。中国当代社会史尚处于初级阶段,应"专通并举",相互促进,既应着力于具体研究,在学习和借鉴已有成功论著的基础上前进,又要努力构建较为合理的中国当代社会通史体系,明确其研究内容、历史分期、基本线索等。这一任务非一蹴可就,须逐步完善。     

透析社会历史变迁的乡土视野——行龙教授新著《走向田野与社会》读后

中国社会史研究的振兴,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术界取得的一项可喜成就,也是中国学者积极学习与汲取西方社会学理论用于中国社会研究的突出成绩。行龙教授是近三十年来中国社会史研究发展的见证者,也是一位勤奋的实践者与探索者。2007年岁末,三联书店推出了行龙教授的力作——《走向田野与社会》,汇集了他近年来在社会史研究取得的最新成果,较全面地展现出行教授在中国社会史研究方面的最新进展。     

马克思“人类学笔记”的理论价值

马克思在自己生命的最后十年(1873—1883),孜孜不倦地从同时代人的人类学著作中摘录了数量惊人的“人类学笔记”。他通过对人的本质的哲学分析和人类自然进化史的研究,开辟了对人类社会史的研究。为了准确地把握马克思“人类学笔记”在马克思思想发展中的地位,准确地评估其理论价值,鲁越、孙麾、江丹林合作推出了他们的力作《马克思晚年的创造性探索——“人类学笔记”研究》。这一研究成果对于我们准确、系统地理解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理论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对于解决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和发展所面临的理论问题也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一)该书完整地展现了马克思晚年的思想轨迹 马克思晚年在他曾为之呕心沥血的经济学研究尚未完成的情况下,开始钻研那些似乎和经济学     

费孝通先生“志在富民”思想与当代中国的脱贫攻坚

作为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一代宗师,费孝通先生的研究始终立足于中国社会尤其是农村的社会-经济发展,坚持学术研究要服务社会并致力于“富民”,提出社会学人类学研究应该服务于满足人民的需要,提出发展“人民的社会学”。费老一生都致力于使广大农民脱贫致富,致力于将学术研究与国家富强紧密结合起来。通过认识和总结中国各地农村“富民”的经验,费老不断发展社会学、人类学和民族学的理论与研究方法。通过对费老著述中有关“志在富民”思想源流及发展的回顾和分析可知,费老强调中国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应采取不同模式,同时指出欠发达地区农村发展背后面临的更大挑战实际上是文化问题。费老晚年着重论述的“文化自觉”和他之前有关农村发展的论述一脉相承,这些思想对认识当代中国农村的脱贫攻坚战略和政策实施有着重要启示。     

民俗学对中国戏剧研究的意义与局限——兼答田仲一成先生

二战以前,中国学(汉学)研究主要为经史百家之学,其研究方法也以经典文献的研读为主,民俗学、人类学的研究尚不多见,这在中国戏剧研究领域更是如此。二战以来,以美国汉学为主导的中国学研究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等方面都发生了根本变化。在这种背景下,许多学者开始尝试从民俗学、人类学等角度入手研究中国戏剧或中国文化,这种尝试不但开拓了新的研究视野,使传统研究中易被忽略的资料得以发现和珍视,而且有助于人们更全面理解中国戏剧或中国文化。但任何研究方法或视角都有其局限,民俗学或人类学研究也有其相应的适域,如果将中国戏剧乃至中国文化完全纳入民俗学或人类学的研究框架之中,狭隘和曲解或在所难免。     

北美汉学中国文论研究的文化批评视角

北美汉学的中国文论研究保持了一种比较宏阔的文化批评理论视野以及"新历史主义"的话语倾向。受新文化史研究方法影响的汉学研究不再强调从文本中获取什么经验、启示和教训,更不像传统的批评方法那样去发掘文本中存在的道德镜鉴、政治得失,而是突出显示来自于社会学、人类学、文化学的启示,有意识地将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加以交融汇通。     

美国汉学界区域研究述评——以施坚雅模式为中心

区域研究自上世纪60年代在美国流行以来,逐渐渗入海外中国研究的方方面面,成为汉学及人类学发展脉络中的几大范式之一。文章在总结以施坚雅为代表的区域研究法及其巨大反响的基础上,试图梳理出它与西方相关理论的对话,并反思这种社会研究框架运用于文化研究时可能出现的问题。     

美国汉学界区域史、地方史研究的兴起——以学术地缘化研究为例

随着世界近代体系的形成,西方学界普遍兴起运用民族国家等概念和地方性经验来分析社会构成和历史发展特色。尤其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汉学界提出了"中国中心观",反对以往的"欧洲中心论",尝试进入中国的细部,从而使区域史、地方史研究开始流行。从比较文化的视角来看,普世性原则与文化相对论一直是纠缠不清的两极,而海外汉学始终不得不在这两极间寻求危险的平衡,毕竟西方的理论框架进入中国研究中既有它可资借鉴之处,又可能会产生隔靴搔痒、挂一漏万的尴尬。"学术地缘化研究"现象在思想文化研究中的利弊得失,清晰地展现了中国研究的复杂性并促使我们对引进海外汉学成果时的态度进行深刻反思。     

西方汉学著作对中国版图的误解与曲解

西方国家经常在中国边疆、边界问题上寻衅滋事,这与西方汉学著作在西方构建的中国版图形象密切相关。这些汉学著作囿于客观局限和主观偏见,对中国版图的描述存在诸多误解和曲解。西方汉学著作在误解传承的基础上演绎出"中国本部"一词,用以指代明朝中后期行省管辖的区域,继而又从西方殖民者的角度,套用西方民族国家理论,曲解"中国本部"与中国其他疆域的关系,在西方刻意塑造了与真实情况相差甚远的中国版图形象。由于缺乏来自中国学界客观有力的批驳,致使这些错误观念在国际上广泛流传,对中国领土、疆域和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危害,因此应引起学界的高度重视。一方面,中国学者应促进相关学术成果国际化,向国际社会传播中国疆域的正确信息,批驳和纠正西方先前的错误观念;另一方面,还应揭露西方民族国家理论的局限性,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家"观念的合理因素,构建中国的话语体系。     

近年来社会史理论研究述评

进入新世纪以来 ,社会史理论研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本文就研究中的几个焦点问题———社会史的概念与学科定位、跨学科与社会史研究、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区域社会史研究以及思想、文化和社会的互动关系等进行缕析 ,这些理论的探讨无疑极大地推动和促进了社会史研究的发展 ,同时也还存在着一些尚待解决的问题。     

人类学中国乡村学派初论——从费孝通林耀华先生百年诞辰谈起

从中国人类学乡村社会研究的路线图可以清晰地看到,从领军人物、成员（包括核心成员和一般成员）、代表作、理论贡献、学术范式及独特的研究风格上整体鸟瞰,乡村社会研究绝对是中国人类学的主流、主旋律,“中国乡村学派”,体现了中国人类学研究对象和范围的特征。     

中国思想和思想史研究的视角

20世纪后半叶，日本汉学研究的视角改变了以往把中国视为在现代化道路上落伍的后进国家的看法，转换了审视新中国的眼光。21世纪前半叶日本汉学理想的研究视角应当是：我们怎样在认识中国时，把欧洲的现代与社会主义加以相对化？怎样在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确立认识中国的座标。就开放世界中的中国研究来讲，我们还希望把视野扩大到中国之外，展开一种超越哲学、思想和思想史研究框架的新研究。     

试论中国当代社会史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

目前,史学界对中国当代社会史的研究对象和内容还有一些分歧,有必要进行辨析。中国当代社会史的研究对象,就是中国当代社会整体发展的全过程。对中国当代社会史的研究内容进行分析,关键是要建立一套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通过对史学界相关成果的研究和回顾,可以更加全面地把握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所取得的成果以及存在的不足,从而推进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