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士诒与清末铁路利权回收

清末粱士诒的铁路利权回收活动,大要有三:一是筹款赎回京汉铁路路权;二是沪宁、广九等路的利权交涉;三是设立交通银行.梁士诒作为执政集团成员致力于铁路利权回收,且功效卓著,这充分说明清末当政者对利权回收问题的关注.学界只重视民间的利权回收运动,乃"商办情结"在作祟,及革命史范式的制约,并不足取.     

邮传部与清末电政事业的近代化

清末10年是我国社会近代化的关键之年，其为世人注目。这其中，既有民间力量的作为，亦有中央政府的政策导向。以电政业为例，邮传部作为主管交通的中央政府职能部门，通过健全章程、整顿与改良、增费与减费等新举措，极大地推动了清末我国电政事业的近代化。     

论清末“舆论放大”现象的邮电基础

清末舆论放大现象体现在报刊发行量、舆论界自身定位、受众、社会各阶层的关注等多个方面,至于形成这一现象的邮电基础,主要在于邮政、电政等事业的发展。其中邮政方面的发展,表现为邮政各局数目、邮件数、邮政汇兑量、包裹数的增加;电政方面的发展,表现为电政局盈利、收发国内报次数、收发国内报字数的增加,以及电话事业的推进。铁路航运也是影响清末"舆论放大"现象的因素之一。清末邮电通信事业的大力发展,以及铁路航运的进步,为报刊新闻传输速度的提高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支撑,推动了舆论的放大效应。     

近代中国电报利权的维护——以1883—1884年中英交涉福州电报利权为例

自19世纪60年代开始,西方列强就不断通过各种手段侵蚀中国的电报利权,中方为维护和争回电报利权也作了种种努力。1883—1884年,中英关于如何在福州安放英国大东电报公司电报海线的交涉便是其中一例。在此次交涉中,当时身为中国电报局总办的盛宣怀,善于运用策略,力争将此交涉限定于公司间的商业谈判而避免其成为国家间的外交议题。两国的电报公司最终于1884年在天津正式签署《福州电线合同》。该合同的签订,有效地阻止了外国电报公司对中国陆地电报利权的侵占,对此后中国电报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对杨士骧家族的考察

杨士骧在山东,曾尽心尽力治理黄河,对德交涉挽回不少利权;在直隶兴办滦州煤矿制约英商;曾主持轮船招商局、电报局、京张铁路,在中国近代化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清末“新政”与挽回利权

辛丑条约之后,感到统治无法维持下去的清政府,打出了“变法维新”的旗帜,企图通过所谓“新政”来苟延残喘。“新政”,包括政治、军事、经济和教育等各方面的内容。经济以振兴商务、发展实业、筑路开矿、挽回利权为中心。本文拟就“新政”与挽回利权之关系,清政府挽回利权之交涉、后果及其评价作一粗略叙述,希望能对研究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政治、经济有所裨益。     

民国初年交通部推动电政营运发展述略

民国初年（1912～1916年）交通部对电政营运发展的推动,表现之一是开展、规范业务。开展业务主要是购置设备等;规范业务方面,针对各项电政事业处于无序状态,特别是有线电、无线电等业务线路堵塞已成常态,交通部以电报为重点,通过制定章程,对电报、电话、无线电等电政各项业务进行规范。表现之二是在资费方面进行整顿,针对电政的营业收入大部分来自有线电以及电话,不仅对价格努力进行控制,而且通过限制官电,形成了对价格、收费、盈亏等一系列的经营与统计,促使电政收入有所增加。民初交通部在电政营运方面所做的努力,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电政事业的现代化。     

试论清末江西近代工业的兴起

本文认为江西近代工业作为一种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经济势力的兴起，是在清末新政改革和收回利权运动的推动下出现的。但是，与当时全国近代工业的发展进程和水平相比较，江西近代工业的兴起表现得极为迟缓和落后。其原因首先在于江西商品经济的落后，商业资本的微弱和不活跃。而江西商品经济的落后，主要是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和封建厘金的摧残。其次。清末江西封建保守势力的强大和顽固，西学在江西传播的迟缓和艰难，使得江西人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和机器大工业生产了解甚晚甚少，社会风气和思想观念的变化十分缓慢，这也是清末江西近代工业兴起迟缓、水平落后的重要原因。     

临城劫车案及其外交交涉

临城劫车案虽为突发事件,但因其而引发的中外交涉,却与当时的中外关系、列强联盟及北京政治相纠葛,大体反映出20世纪20年代前半期中国对外关系的某些基本特征,即每有对外交涉,中国方面可以进行一定程度的抗争,这主要是由于社会各界和舆论压力以及职业外交家群体的努力所致,但最后的结果仍多让步,反映出当时中国外交之虚弱地位,以及职业外交家群体在挽回中国国家利权方面的努力之有限性。     

商部（农工商部）与清末林业的振兴

清末商部（农工商部）成立后,大力提倡振兴林业,制定和采取了一系列改良和发展林业的措施和办法。这是在清末封建统治难以继续下去的背景下,为挽救林业的困境和危机、抵制利权外溢、改善生态环境,由社会舆论倡导,清末新政推动等诸种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而在商部（农工商部）主持下,清末林业的振兴成效可观,主要表现为：不少地区造林有了较大成效,出现了新的林业经营方式,林业科技教育也有了一定进步。     

国际邮政业务和通讯服务贸易对国际收支的影响

本文分析了通讯服务贸易差额对经常账户服务贸易差额的影响,说明了如何利用国家邮政业务数据来分析它们对通讯服务收入影响的方法,还提出了如何加强邮政业务统计工作的建议.     

邮电分营后邮政企业存在的问题与若干对策

邮电分营后 ,邮政企业能否自立以及在信息革命的冲击下能否生存、发展和壮大 ,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本文通过对邮电分营后邮政企业存在的主要问题的分析 ,提出了赋予企业自主权 ,尽快实现邮政企业的制度创新 ,通过创新发展邮递类业务等对策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湖南的赤色邮政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湘赣、湘鄂西、湘鄂川黔等革命根据地普遍建立了赤色邮政,担负苏区党政军民的信件、文件、包裹和报刊的传递任务。在当时条件下,它对于加强根据地的交通、发展邮电通信事业,辅助苏区的军事通信,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对湖南的土地革命也有着深远的影响。     

依托交通运输平台发展邮政业的研究

交通运输部组建后,我国交通运输资源得到了进一步整合,为邮政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有效利用各种交通运输资源,成为当前促进邮政业发展的重要任务。为了更好地发展邮政业,水文对目前邮政业利用交通运输资源的情况进行了研究,在分析了邮政业利用交通运输资源现状的基础上,提出了邮政业融入交通运输行业整体发展存在的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其结论是邮政业必须充分利用交通信息资源,协调交通管理部门,依托交通网络建设,提高邮政服务效率,以促进邮政业又快又好的发展。     

晚清中外陆线交涉述评

19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列强不断谋求中国内陆的电信利权,使用各种手段,或劝说中国设线,或求中外合办,或请自设,并期望将陆线与海线相接,建立起符合其利益和需要的电信网络。而清政府则坚守陆地设线权,极力拒阻列强在中国内陆设立电报、电话和无线电,积极收回外人所设立的侵权线路,并以发展中外陆路边界接线来谋求或争夺经济权益,一定程度上维护了中国的电信利权。     

交通部与民初的邮权统一政策述评

有关交通部的民初邮权统一政策这一课题,目前学界尚乏专文探究。交通部统一民初邮权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邮驿之争——驿站的裁撤问题,仅仅两年多的时间就告成功;二是官民之争——民信局的衰落,交通部借助政府资源和行政力量排挤民信局,竞争取得了胜利;三是华洋之争——官邮与“客邮”,取得了进步,但不彻底。总体而论,自民国初年交通部管理邮政以来,对传统的信息交换系统如驿站、民信局进行裁撤,对客邮予以打击,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中华邮权的统一,极大地推动了民初我国邮政的现代化。     

权衡与平衡：清末驿弊与改革方案的选择

晚清戊戌至庚子年间,正值清廷政局动荡、人心思变之际,肩负朝廷文书往来职责的驿递系统积弊甚重,而裕国便民的新式邮政体系统合官民邮递职能的呼声日高。朝野之间,关于裁驿置邮的议论及方案亦各有不同,其中不仅是邮递功能或方式的转变,更是在清末官制改革的大背景下,建立有效的管邮机构和统一邮权的尝试。所以清末的裁驿置邮不仅涉及制度变化,背后更有观念、人事的多种纠缠,最终邮传部的建立与初衷方案的差异,也反映出清末制度转型中的艰难与意义。     

民国时期广州邮政业述略

进入民国后,通过裁撤“客邮”、取缔民信局,广州邮政权利得到了统一。这一时期广州邮政业在战争中曲折发展,无论是管理还是经营业务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然而这一时期整个广东邮区与上海比较还存在较大的差距,探讨其原因对于今天广州邮政业的发展具有借鉴作用。     

民信局的取缔与邮政的近代化

新式邮政出现后，由于民营通信机构的存在妨碍了邮权的统一，邮政官局采取了多种措施控制、排挤和取缔民信局。在这一过程中，邮政官局吸取民信局的长处，针对民信局的弱点，在资费调整、业务兴革、提高工作效率等方面均有所改进，推动了邮政的近代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