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高校工会维权职能

代表和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 ,是新颁《工会法》赋予工会的一项最基本的法律权利 ,是工会的基本职能。依据新《工会法》阐述了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的内涵及其重大意义 ,并就高校工会如何维护教职工的合法权益提出建议     

从权利的构成要素看工会权利的实现与保障

贯彻落实《工会法》 ,本质上就是保障和实现工会的各项权利。从法理学的角度 ,通过对权利构成要素的具体分析 ,提出要实现工会权利 ,各级工会必须学会主动行使权利 ,向相对的义务人提出具体的行为要求 ,并畅通权利救济渠道 ,在对工会的各项法定权利进行梳理的基础上 ,确定相应的权利重点 ,并大力培养和引进工会法律专业人才 ,建立健全工会的法律援助机制。     

劳动者罢工权初论

罢工权作为一项法定权利,最早是在资本主义国家由工人阶级长期不懈斗争的结果,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有明确的立法规定。我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不可避免地存在罢工现象,但对此却没有明确立法规定。虽然此次《工会法》的修订确了当发生停工、怠工时工会的权利和义务,也只是事后的补救。我国应在《宪法》中把罢工权作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规定下来,制定专门的法律规范罢工行为。     

外企工会缺位挑战中国法律

中国《工会法》规定,任何企事业单位的职工都有依法参加和组织工会的权利,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阻挠和限制。然而,法律“矛”之利,却难破现实“盾”之固,在外资企业谈建工会,常吃闭门羹。     

从农民工权益保护的视角看《工会法》的完善

农民工的权益保护问题一直都是社会关注的热点,但我国现有《工会法》无法适用于农民工,无法对维护农民工的权益起到应有的作用。而且,《工会法》本身存在一定的缺陷,如工会形式单一、经费来源渠道不合理等,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工会作用的发挥。因此,应该从加强工会的自主性和内部的民主性、改革工会经费来源渠道、改善基层工会组织形式等方面来对《工会法》进行完善,从而加强对农民工权益的保护。     

三方博弈下的南京国民政府工会立法

南京国民政府的工会立法是劳资矛盾尖锐、工人运动勃兴及国际国内社会舆论所造成的压力与推力的结果,其中劳、资和政府三方的博弈贯穿其始终。南京国民政府借鉴北京政府和广东政府工会立法的经验,对中国的近代化产生了积极影响。它部分地实现了工人阶级的利益,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劳资矛盾,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但是,南京国民政府的工会立法有的脱离了中国的实际,而且南京国民政府工会立法的目的显然对工人进行控制。总的来说,南京国民政府工会立法的利弊,都为当代中国的工会立法提供了历史借鉴。     

《新路》:大革命失败后批判国民党统治的第一刊——兼与《新月》比较

1928年创刊的《新路》是大革命失败后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批判国民党专制统治的第一刊。它在蒋介石国民党一党专制体制刚刚建立尚未形成完善体系之际,就对之进行了全面的批判,包括对训政理论的批判、对《国民政府组织法》的批判、对国民党一党专制制度的批判、对国民党外交政策的批评与建议等。杂志刊登的政论时评成了国民党统治时期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争人权、争法治,要求国民党结束训政、实行宪政的先声。其对宪政、法治、人权等民主思想的追求和讨论为日后的民主宪政运动的开展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和舆论基础。但《新路》同人对国民党专制统治的批判是以承认南京国民政府为国家唯一合法性代表之地位为前提的,换言之,他们的最终目的并不是要推翻国民党的统治。这种对国民党"欲拒还迎"的矛盾态度,既是其民主主义与民族主义矛盾的体现,也是其政治价值追求与现实政治冲突的体现,是资产阶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下作出的必然选择。与《新月》相比,《新路》能从各种不同的学术背景出发对国民党的专制统治进行学理层面的辩驳、制度层面的剖析、现实层面的揭露,而《新月》更多的是对法治和人权的诉求,有将政治问题简单化约为法治问题的倾向;《新路》处处以国家统一、民族独立来衡量现实政治的成效,而《新月》则更多地从个人自由和权利的角度批判现实政治。《新路》批判的言辞也比《新月》激烈得多。     

工业革命时期英国的结社法研究

英国的结社法是政府为限制工人结社而制定的法律。在18世纪之前,英国并没有特别针对结社的立法,多半是在一些劳工法令中有限制劳工结社的条款。1720年英国通过了第一个结社法,此后历经数次修正。工业革命时期英国的结社法对于工人结社以及工会运动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阻碍作用。1871年,结社法不复存在而代之以工会法,工会取得合法地位,工会运动得到了一定发展。     

基层事业工会要依法增强社会能力

事业工会要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工会法》和《中国工会章程》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全面履行各项社会职能,突出维护单位职工合法权益基本职责的工作能力。怎样加强事业工会的建设,增强工会的社会能力?只有从以下6个方面做好工作,才能增强事业工会的社会能力。     

坚持工会基本职能 依法维护职工合法权益

《工会法》明确规定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是工会的基本职责。工会工作的基本职能定位为四项 ,即建设、参与、教育和维护四项职能     

台湾劳工养老保险“三重安全网”的探讨

基于台湾劳工退休保险制度中的问题,提出应构建台湾劳工退休制度"三重安全网"劳工保险老年给付采用年金给付制;劳工退休准备金改为个人帐户制;积极鼓励劳工购买个人商业年金.     

基于共享发展的劳动力权法律保护——以劳动力市场变化为视角

在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展开之时,根据劳动力市场的变化,必须加强劳动力权的法律保护,即把过去重点保护劳动者就业与工资薪金收益的劳动力生产与再生产的权利,转变到重点保护劳动者的劳动力的发展与再发展的权利上来。劳动力的使用价值,本来就是价值的源泉和大于它自身价值的源泉,劳动者分享剩余具有正当性,也是其劳动力发展权的实现,对劳资双方合作共赢都有利。我们应当通过完善劳动法、公司法、有关再分配的法、教育制度和工会法等,来加强劳动力权的保护,不断提高劳动力的质量,使劳动力权人与财产权人实现共享发展,达到共同富裕。     

集体劳动争议处理机制的反思与重构

集体劳动争议是我国集体劳动关系调整中的基本问题。虽然已经大量出现劳动法传统意义的、利益争议为主的集体劳动争议,但在法律制度上,现行劳动争议处理机制中的集体劳动争议不过是个别劳动争议的累加,缺失以利益争议为调整对象的集体劳动争议处理机制。为此,重构集体劳动争议机制是社会立法的重要课题。重构的基本思路是:在整合《劳动合同法》、《集体合同规定》的基础上,制定《集体合同法》;完善《工会法》,建立不当劳动行为等制度;修订《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在完善权利调整为主的个别劳动争议机制的同时,构建利益争议为主的集体劳动争议调解仲裁制度。     

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制度研究——在职业安定与灵活用工之间

职业安定是劳动者的基本利益,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作为保障职业安定的基本制度不可动摇。稳定不等于僵化,灵活用工不等于短期用工,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与灵活用工不存在本质上的矛盾。应妥当平衡劳动者职业安定与企业灵活用工的利益冲突。《劳动合同法》规定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订立条件基本合理,但解除条件则略显严格。未来应适当放宽对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解除的限制,并更多的采用经济性手段限制解雇。     

中国劳务派遣法律规制刍议

劳务派遣在提高企业效益、分流下岗工人、转移农村劳动力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也出现了诸多问题,处理不当将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大隐患。尽管我国《劳动合同法》从多个方面对劳务派遣进行了规制,但在准入条件、适用范围、雇主责任、劳动报酬等方面仍存在诸多不足,本文将围绕这些问题探讨如何完善我国劳务派遣法律规制。     

强者理念与弱者理念的对弈——论劳动法双重视角的碰撞

劳动法以劳动关系为调整对象,在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的双方主体间,劳动法选择了倾斜保护劳动者的视角并展开制度设计。从劳动关系产生的历史我们看到了劳动法诞生的历史使命,而对现代劳动关系的解析也使弱者理念成为劳动法必然的选择。在两种理念的互动、博弈中,劳动法既要贯彻倾斜保护弱者的理念,又要对劳动者弱者理念进行必要的反思,把握倾斜保护的尺度,达致劳动关系平衡协调的调整目的。     

市场化改革、工会缺位与劳动者利益

按照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逻辑,社会主义公有制建立后,维护劳动者经济利益职责将由企业直接承担;工会不再担负主张劳动者经济利益的责任。但随着我国市场化改革的深入进行,承袭着传统体制中职能的工会与市场化改革的不适应逐步显示出来,工会缺位损害了劳动者的经济利益。工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应主张和维护劳动者经济利益职能,因为工会依法代表劳动者主张和维护利益是对劳动力市场竞争均衡的促进;劳动者的社会责任感,不会导致他们通过工会维护其经济利益的行为成为损害社会稳定的不安定因素。     

论工会权力与会员宪法权利的冲突与协调

工会权力①作为一项隐蔽的社会公权力,其权力行为如对劳动者组织工会享有批准权、将工会会员资格与分享公共福利挂钩、调配处置下级工会财产等,已与会员受宪法保护的基本权利如结社自由、财产权等发生冲突。而在现有法制框架内,囿于民事诉讼审理对象之有限性和行政诉讼受案标准之藩篱,二者冲突的诉讼协调途径遭遇梗阻。"有权利必有救济"、"有权力必有规制"之基本宪政原理,要求宪法必须发挥其"公民权利保障书"和"权力规制最高法"的效力,有效规制工会权力、保障公民权利,协调二者之间的冲突。通过构建宪法诉愿诉讼制度,能够弥补诉讼协调机制之缺漏,进而有效化解工会权力与会员权利之间的冲突。     

论劳动解放的根本

人民的根本利益仍然是劳动解放.劳动价值理论是劳动解放必须深入认识和研究的理论.确立劳动者的主体地位是人的本质活动的必然要求.代表和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必须确立带动者的主体地位.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应以劳动解放和劳动者的主体地位为出发点和归宿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