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写文学史”：个人主体的焦虑

“重写文学史”：个人主体的焦虑张颐武一“重写文学史”一直是处于“新时期”文化中心的命题。它在当时激起了强烈的反响和不断的讨论与争议。与“重写文学史”直接相关的“中国现代文学”这一学科也一直处于“新时期”文化与思想嬗变的中心。“重写文学史”似乎是“新时...     

“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科的反思与突围

“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学科命名是建国之初特定政治语境与审美语境的产物 ,经过近半个世纪的编纂和教学实践的检验 ,它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到了新时期遭到质疑和挑战 ,重构学科意识与重写文学史已进行了突围性实验和积极探索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重写”与地理学转向

随着中国现代文学史时间边界和空间边界的不断拓展,现当代文学史“重写”的动能已经被耗尽.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重写”到了一个需要继续突破而又难于突破的瓶颈期.对支撑重写文学史的“现代性”和“纯文学”两个中心观念及其背后的线性时间观应该质疑和反思.如果能够跳出线性时间思维,从地理空间的角度来观察和思考,现当代文学史重写中遇到的许多难题或许都可以迎刃而解或者得到破解的灵感.     

重写文学史:一段问题史

重写文学史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界的一段问题史。本文主要考察了“重写文学史”的话语背景、理论预设和实际效果,认为它在反思既有文学史写作的单一性与政治性的前提下,试图解构传统文学史的意识形态图景,追求文学史叙述的审美性和个人性。文学史的“重写”使文学史回到了文学本体,实现了文学史写作的多种可能性,同时也使中国文学史在现代知识谱系的构建中逐渐旁落和边缘化。     

论文学史热中的现代文学史观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文学史观讨论”和“重写文学史”的讨论，使陈旧的现代文学史观处于被改铸、修正的状态，特别是“重写文学史”的讨论，从不同于“政治标准第一”的视角重新评估有关文学现象和作家，对于开拓现代文学史研究及文学史观新局面具有启发意义。中国现代文学具有某种宽容的素质，因此在对它的历史叙述中，也必然吁求着方法、角度、体例的宽容性和多元性。可这时期的现代文学史观的建设与开拓虽然相当活跃，却无法称为“多元”。此外，文学史观须具有可操作性，然而在这些讨论中，学者们指责了那种写文学史的人未必有自己史观的现象，而对那种光提出空洞的、想当然的文学史观却不顾其可否操作的现象指责乏力。这些观念上的缺憾导致了新时期现代文学史写作“热闹”而欠丰富的局面     

创新型的儿童文学史书写——评杜传坤的《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论》

重写文学史,就是追求突破与创新,否则算不上对文学史的"重写".值得称赞的是,杜传坤所着的<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论>(以下简称"杜本<文学史>"),同已见到的儿童文学史相比,确实是一部创新趋优的史著;毫不夸张地说,它标志着中国儿童文学史的重写达到了一个新的学术层次.     

中国现代文学史理论品格的缺失现象

文化自觉与理论自觉密切相关,文艺发展与文艺历史难以切割。从文学史的理论境界可以窥见文学的发展趋势及未来,也可以看出文学史书写者的理论视野的宽窄及理论素养的高下。本文认为:从大历史观出发来划分中国古代文学和中国现代文学是必要的,可行的。新时期以来,中国现代文学史撰写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其中,理论缺失或弱化理论而造成的浅薄、狭隘、失准、机械、堆砌、克隆等形态的文学史纷纷出笼,因此,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理论品格建构确是非常必要和迫切的。本文从重写文学史的经验回顾和弱化文史理论的诸多现象分析入手,论述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理论品格的缺失和建构问题,并提出了两点设想:一是亟待完善相关思考,进行"跨世纪"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即"大现代"文学史)的有机整合,使之具有学科、专业建设的意义;二是要从理论层面深刻把握住"现代性"的"兼容"特征,在总体中国现代文学史叙述中进行适当的扩容,达至文学史编纂的"三通境界","磨合"或创编出恢弘大气、富含启示的中国现代文学史。     

“重写文学史”的实践性与未完成性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重写障碍基本扫除,"五四"文学的启蒙性、世界性、现实性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同。钱理群等人合著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较好地处理了"立人"与"立国"、"自律"与"他律"关系,被誉为现代文学史重写范本。当代文学史方面,审美与民间、个体性与一体化、共和国与新中国是出现频率很高的几组关键词。90年代后期,思想界"新左派"与"自由主义派"论争公开化,文学史研究成为现代性反思的一个重要场域,审美现代性、资产阶级现代性和反现代的现代性是其三个主要维度。文学史是经验事实与价值意义的结合体,不管何种叙述方式,都应葆有它的鲜活性和在场性。     

"重写文学史"的文学史学审视

“重写文学史”是近十多年来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系统最为强势的话语行为。谢冕主编的《百年中国文学总系》 ,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和洪子诚著《中国当代文学史》是最具代表性的史著。它们从诸多方面体现了当下现代中国文学研究所达到的深度和广度。它们为 2 1世纪新型现代中国文学史的出现奠定了实践基础。     

中国现代文学史观的变迁

传统的文学史写作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遭到了学术界的广泛质疑。钱理群、陈思和、谢冕等人先后提出贯穿20世纪的整体文学史观,试图从时间维度上来推动重写贯穿百年的文学史。金克木和刘登翰则提出将文艺研究作“立体研究”,试图从空间上对文学史进行理论整合。在此基础上,朱德发提出“现代中国文学史”的学科理念与设想,它不仅从时间维度上将传统的中国近代、现代和当代文学贯穿成一个整体,而且在空间上将原先被排除在外的一些文学纳入文学史范畴．真正实现文学史写作从时间到空间的立体型整合,完成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从史观到研究的结构性突破。     

汉语新文学史的意义

汉语新文学史概念的提出与实践,是重写文学史的重要阶段,也是重新出发的起点。本文从文学史重写思潮和文学空间整合入手,讨论汉语新文学史概念提出的意义及其实践操作层面的艰难,认为它凸现了汉语之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存在及其审美的现代品格,有着将文学空间的分离整合为文学语言的统一的预谋,能从汉语文学的活动与变迁过程中,打通语言与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内在联系,能够使人们感受到当代中国由“全球化”和“殖民化”所带来的文化影响和焦虑。     

民间文化与发生时期的现代文学

文学史领域的“民间理论”之所以能够被提出来 ,与八十年代的“重写文学史”的提倡 ,以及“2 0世纪中国文学”的构想提出有关。“民间理论”参与“重写文学史”有一个重要的理论出发点 ,那就是从民间文化形态、知识分子精英意识和政治意识形态三个范畴的历史关系和互动格局出发     

中国现代文学通史书写范式的调整与更新

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突破,往往伴随着书写范式的调整与更新。20世纪80年代初经过"拨乱反正",中国现代文学通史的书写范式挣脱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羁绊而作了调整;80年代中期"重写文学史"及其以后现代文学史书写的"人造范式",呈示出的新异功能,正标志着现代中国文学史研究的深化。由于现代文学通史书写范式能否创新取决于治史主体,故而要求治史者具备综合的创造能力。     

访谈录:如何重写西方哲学史

近年来,重写中国思想史、重写中国文学史、重写西方哲学史成为一种时尚.您如何看待这种时尚?     

浅论20世纪中国文学史学科建设

20世纪中国文学史是对原来中国现代文学史和中国当代文学史的重新组合 ,这是基于文学史发展和学术研究的需要所作的一次主动调整。整合后的名称 ,具有特指性、严密性、客观性与新颖性。这一新的学科建设 ,给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的学术研究提出了新课题。在 2 1世纪初 ,2 0世纪中国文学史即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同义语。     

他者视野下经典作家的解构与建构——论汉学家宇文所安的经典作家观

华夏五千年文明产生了大量优秀的作家与作品,但为人们所熟知的却只有在文学史中出现的少量经典作家,如何使其他非经典作家及其作品能重现诗学魅力,为人们所认知,一直是新时期文学史家们思考的问题.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不囿于中国传统经典认知,在对中国经典文学进行研究时,以唐代经典作家为核心,带动同时期非经典作家的出现,为中国文学史的重写提供了借鉴.     

关于“重写文学史”

关于“重写文学史”王春庭（漳州师范学院中文系）近几年，“重写文学史”的呼声颇为高涨，据说已经成为新时期的“一个口号”①，一种“学术思潮”②。尽管一些新编的文学史著作已经陆续问世，但古典文学的研究者们还是不满足于现状，希望有更多的充满思辨色彩的、有理论...     

文化诗学视域中的“重写文学史”问题考辨

“重写文学史”思潮自20世纪80年代在欧美学界和中国文坛均产生过深远影响.欧美学界关注文学史话语和书写机制的权力关系,中国学界重视历史文学的底层经验和书写策略.新旧形态的历史主义习惯将文学史观念襄挟在文学作品和社会语境之间,文化诗学批评则关注历史与当代之间的文学活动、作品与情景之间的活态历史,以及史学与诗学之间的理论生态.文学史体系之下存在的是经典形塑的文化史空间,重写文学史问题之下则是以往被遮蔽的活态历史和民间经验.     

文学史的面孔——以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为例

曾经的作家、作品、思潮流派及相关文学现象的存在进入后来者的研究视野,对其加以梳理改造以进入某种话语体系、纳入既定的体例框架中便是文学史书写的资源和动力。在"重写文学史"的语境下重新解读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感觉到中国现代文学史书写某种似曾相识而又似是而非。无论是从中国现代文学史概念的生成还是具体的写作实践,都能看出其依附性特点。而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体例以及对具体作家、作品的选择和评价上看,其中纠缠不休的史实与史识、启蒙话语和革命话语的对话与妥协既是这部文学史写作的困境,也在众多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序列中显示出其独特的价值。     

建构现代中国文学史学科的再探索

建构现代中国文学史学科,既能克服已有文学史学科的局限,又能开拓重写文学史的新局面。这不仅因为新学科的时空长度与宽度符合现代中国文学多维共同体的研究或书写的客观要求,有助于揭示文学史的全景本貌,而且因为它能消解隔阂或偏见,使不同民族、阶级、党派或地区的不同文学形态得到相对公正公平的对待,也因为它更有利于展示现代中国文学所遵循的世界化与民族化相互变奏的创作机制和运演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