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审判工作不应提“调解为主”——与唐德华同志商榷

我在《对“调解为主”的质疑》一文中,认为“调解为主”这个提法不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司法制度,需要予以修改。对此,唐德华同志提出异议,认为民事审判工作应当坚持“调解为主”。我在学习将要试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同时,读了唐德华同志的这篇文章,觉得还有一些分歧的意见须继续商榷。唐德华同志认为,“各边区政府和抗日根据地的民事审判工作,根据当时提出的‘调解为主、审判为辅’的方针,积极开展法院调解,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这是与事实不完全符     

民事审判工作应当坚持“调解为主”——与吕宏同志商榷

1981年第三期《浙江学刊》上发表了吕宏同志《对“调解为主”的质疑》一文,读了以后,深感文章中的许多观点,涉及到我国民事诉讼程序制度中的一系列原则问题,关系到我国民事审判工作今后如何发展。有的问题还涉及历史事实的认定和分析。因此,提出来同吕宏同志商榷,也与其他法学理论工作者、司法实践工作者共同探讨和研究。一、关于“调解为主”的提出和发展     

对“调解为主”的质疑

“调解为主”,是我国民事审判工作“十六字”方针的主要内容,长期以来一直作为人民法院处理民事案件的基本方法。在立志改革,决心以法治国的今天来看,我认为“调解为主”这个提法不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司法制度,需要予以修改。在我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一直是重刑事轻民事。古代“法”的体系中只有“刑事”部分,而“民事”部分只在“礼”这一道德伦理范围内出现。古时“断官司”,主要指审判刑事案件,一般民事纠纷基本上没有上公堂的习惯,而多在当地族长、乡绅主持下决断。新中国成立以后,政治运动接连不断,法院主要工作放在审判刑事案件上,民事审判工作一直被忽视,民事审判机构有时只剩下一个空架子。公民的诉讼权利实际上得不到保障,群众有了纠纷,还不如请单位组织或亲友出面调解管用。特别是一九五七年以来,在“左”的错误的干扰下,否定社会主义法制、鼓吹法律虚无主义的思潮日趋严重,我国立法工作基本上陷于停顿,使法院审判案件无法可依。同时,在人民司法战线上,“团结——批评——团     

法律上一个需要明确的提法

当前在报刊宣传上,关于“法律上平等”的问题,主要有三种提法:一是“公民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二是“人民在自己的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三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些提法,有共同点,也有不同点,有的还有重大原则的不同点。如不加以明确和统一,必将在法律理论上和司法实践中发生混乱甚至错误。以上三种提法的共同点,都是主张法律面前平等。但是带有原则性的不同点的是第一种和第二种提法。究竟“公民”的提法对,还是“人民”的提法对。笔者认为作为一项     

中国民事诉讼调解制度的反思与重构

法院调解,也称诉讼调解,是指在民事诉讼中,双方当事人在审判人员的主持下,自愿就民事权益的争议,平等地进行协商,达成协议,解决纠纷所进行的活动。中国民事诉讼调解制度存在着诸多问题,针对这些弊端学者提出了各种改革的措施。本文首先反思了中国民事诉讼调解制度存在的问题,接着评析了学者们的理论观点,最后笔者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中国民事诉讼调解制度的完善路径。     

审判前夜的调解——调解与审判关系的法经济学思考

《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中"先行调解"的程序性原则,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和法院长期司法工作经验的总结。运用法经济学的成本-收益分析方法理解调解制度,在当下中国具有经济现实性与合理性,同时又反证所用方法的可行性。了解、把握和反思法院处理调解与审判关系的实际情况,是落实和完善相关原则不可或缺的环节。对于主题的研究方法而言,效益分析是重要的,但它终究不能偏离价值考量的底线。     

民国时期司法诚信原则探微——以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民事审判为例

民国后期的南京国民政府在设计民事审判制度之时,将诚信原则贯彻其中,这是吸纳大陆法系优秀立法成果、继承中国古代有益民族道德传统的产物。无论民事司法的理论体系还是民事审判的制度规范,南京国民政府都将法官诚信审判作为其司法诚信的核心内容。尽管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民事审判工作有其不足之处,但是当时的国民政府倡导法官诚信的原则是值得肯定的,其不仅对当前司法工作中贯彻诚信原则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而且对当下的审判工作及法官队伍建设也有一定的启迪和参考价值。     

义和团运动前后浙江人民反敎会斗爭

近年来发表的有关反教会斗争和义和团运动的论文、专著中,很少涉及浙江人民的反教会斗争。有的同志认为:浙江和其他东南各省一样,是中外反动势力极强的地区,义和团时期又在“东南互保”范围之内,因此,这一时期,浙江人民“基本上没有能够发动起来”。这种看法是和实际情况不符合的。另外,有的同志虽然认为义和团时期,“浙江人民反帝斗争,声势最为壮大。”但也没有具体的专门论述。因此,对浙江人民反教会斗争发生、经过和作用的探讨,不仅能说明浙江人民不甘屈眼于帝国主义的反抗精神,而且将丰富十九世纪末中国人民反帝斗争历史的革命内容。     

关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

<正> “十三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学习讨论中,有些同志认为,这个提法失之笼统,未能把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动力的含义鲜明地表达出来。这个意见,当然是可以讨论的。还在“十三大”之前,就有文章把“主要矛盾”表述为“实现现代化、富裕化的要求同落后的经济、政治体制     

论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目的

关于二战期间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目的,中外史学界一直看法不一。苏联史学界认为:“苏联参加对日战争的目的是崇高和正义的”①,“是履行盟国义务的光辉典范”.②英美史学界认为:“斯大林是能够和希特勒一样残酷无情的——甚至比希特勒更加无耻”③;日本史学界认为;“苏联是为了不要错过时机的参战”④。近年来,我国史学界亦有同志认为:“苏联对亚洲的中国、朝鲜以及其他许多国家、人民反对日本法西斯斗争的支援等都是在马列主义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思想指导下进行的”⑤,等等。归纳起来,大致可分为两种意见。一种是完全肯定;一种是完全否定。…     

不能把“新中国成立”和“建国”当成同一概念

江泽民同志在1999年新年讲话中指出：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将迎来五十岁生日。这是中国人民胜利的节日，也是中国发展的历史标志。”这里，他把“新中国成立”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看作是中国在它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伟大历史事件，这是很科学的提法。但是，至今在一些报刊文章和领导人讲话中，经常出现把“新中国成立50周年”简化为“建国50周年”，把“新中国成立以后”简化为“建国后”等提法，这种提法把“新中国成立”和“建国”当成同一概念，笔者认为在理论上这是错误的。 一、“建国”概念有两种不同涵义 …     

家事纠纷诉讼调解转介机制研究

家事纠纷诉讼调解转介机制是法院将已经受理的家事纠纷由法官调解转介给特定的调解组织或人员调解的审判工作机制,其制度内涵有三点:转介主体、转介范围和转介程序。该机制是审判工作机制而非调解的一个类型,因此与委托调解、强制前置调解和协助调解不同。家事纠纷诉讼调解转介机制属于司法调解权的分化,既是对社会力量参与家庭文明建设的要求,也是民法典编纂背景下婚姻家庭法变革的需要,更契合民事诉讼社会化的趋势。作为家事审判领域的制度创新,诉讼调解转介机制是民事诉讼"调审分离"的过渡性制度安排,其最终趋势是实现调解与审判的全面分离。就家事纠纷解决而言,未来时期内该机制的实效发挥倚赖于专门的调解机构与专业的调解队伍建设。     

Basic Ideas for the Reform of the Civil Justice System in China

以１９８２年中国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为标志,中国的民事司法制度步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以民事诉讼法为中心,中国基本建立了自己的民事司法体制,并在不同的时间段里体现了不一样的取向。从八十年代初到九十年代初的民事审判方式表现为重封闭轻公开、重调解轻判决、重调查轻举证、重纠问轻辩论、重实体轻程序。九十年代初兴起的民事审判方式改革最初选择的路径是以落实公开审判原则、强化当事人举证责任、强化庭审功能和实行当事人当庭质证、法院当庭认证,并以此为突破口,试图不断拓展推进民事审判方式的改革。但由于这些改革措施尚缺乏系统的理论指导,没有从传统诉讼体制的深层中去分析传统诉讼体制与中国社会发展现实的不适用性以及缺乏相应的具体制度保障,因此,这种改革更多地停留在观念层面,而没有收到实效。     

再论邓小平的人民观

邓小平同志一生中都在为实现人民当家作主 ,人民群众的共同富裕而奋斗 ,他心中只有“人民”二字。他不仅肯定了毛泽东对“人民”界定的正确思想 ,而且扩大了“人民”的外延。人民的利益在他心中是至上的。他认为人民是两个文明的创造者和改革与稳定的主体。他尊重人的个性 ,重视人民素质的提高。他认为调动人民积极性的方式是改革。邓小平同志的人民观不仅丰富了马克思主义 ,而且对我们理解“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     

和谐社会背景下民事调解制度的构筑

相比诉讼和仲裁,调解因其具有的主体的民主参与性、高效性、和平性等优势而在化解民事纠纷,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然而,我国当前的民事调解制度尚未形成一个功能互补、程序衔接的有机整体,法院调解中仍存在着调审合一、调解的强制性色彩过于浓重等突出弊端;人民调解中存在着诸如调解过程随意、调解协议效力不够明确等问题,这些缺陷使得民事调解制度难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因此,应当对已有的调解制度进行创造性的转化:一方面,完善现行人民调解制度。扩大人民调解的概念,加强人民调解工作的规范化、程序化和制度化建设,加强人民调解的组织和队伍建设,明确人民调解的效力,作好与诉讼的衔接。同时,积极探索和发展新型非讼调解制度。另一方面,改革和完善法院调解制度,强化调解的自愿性原则,严格实行审前调解和调审分离,实行调解不公开原则。使民事调解制度成为营造和谐、稳定社会环境的有力保证。     

关于平均主义与封建主义在农民战争中的作用问题——与董楚平同志商榷

董楚平同志的《论平均主义的功过与农民战争的成败》一文(载《历史研究》一九八○年第一期),对平均主义与封建主义在旧式农民战争中的作用问题,发表了自己新的看法。但仔细读过全文,觉得他的论述并不能令人信服。这里提出一些个人的意见,与董楚平同志商榷。平均主义在农民战争中的积极作用不能抹煞董楚平同志认为农民的平均主义是“极左的嗓子”,“美妙的理论”,“动听的口号”,“最漂亮的画饼”,它在农民战争中的作用开始是“兴奋剂”,后来是“腐蚀剂”,最终是     

走出法院调解的认识误区:改良法院调解制之先导

人们对法院调解的某些问题至今尚存认识上的误区,这严重制约了对法院调解的评价与定位。必须走出这种误区,以新的视角考察我国的法院调解制,真正将法院调解定位于我国的民事诉讼立法与审判实践中。     

试论旅游城市的产业结构

制定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确定合理的产业结构政策是一项重要的内容。1983年5月,国务院已明确规定杭州市为“国家公布的历史文化名城和全国重点风景旅游城市”。有些同志据此认为,既然城市性质已定,从今以后,杭州市的经济发展就应以旅游业为主,主要产业也应由工业转为旅游业;有同志进而论证了“在杭州开旅馆比办工厂合算”等等。另一些同志则认为,要养活一百多万人口,只有靠工业;“风景旅游”这一城市性质反而束缚了杭州市经济的发展。这两种观点可以归结为一个问题,即:旅游城市应建立一种怎么样的产业结构?     

控制大城市发展规模的质疑

1980年全国城市规划工作会议上,提出“控制大城市发展规模”的方针。提出这一方针的基点在于大城市弊端甚多,如出现就业、住房、供水、交通污染等问题。我们认为这种提法不妥,实际上我国大城市发展规模仍在扩大。因此,谈些粗浅看法,供大家参考。     

论需求总量适度紧缩与结构调整到位——解决市场疲软的根本途径

研究如何解决市场疲软的文章很多,看法不尽一致。有些同志认为市场疲软是因为票子太少,“血液”循环不畅而引起的“痉挛”,主张用放松银根货币启动方式走出疲软困境;也有的同志认为现在出现了供大于求,主张用放松需求“开闸”方式搞新的“起飞”。笔者认为,以上二种看法失之偏颇。解决市场疲软的根本途径应该是继续贯彻十三届五中全会关于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使社会总需求的控制达到应有的力度,社会需求总量适度紧缩和使产业结构调整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