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松龄与吴敬梓

从十七世纪下半叶到十八世纪上半叶,山东淄川的蒲松龄(1640——1715)和安徽全椒的吴敬梓(1701——1754),在他们各自具有特色的文言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和长篇章回小说《儒林外史》中,不约而同地对科举制度作过尖锐的揭露和猛烈的冲击.一南一北,后先辉映.科举制度兴起于隋唐,它是统治阶级用来选拔和造就本阶级需要的人才所建立的一套策略和方法.唐代开国后不久,当唐太宗看到新进士从宫殿的正门缀行而出,感到自己这套方法行之有效,就毫不掩饰地说过:“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如果说,这种制度在其初期,对于打破门阀士族的垄断,给予中、小地主阶层的知识分子以一定的进身     

《儒林外史》对八股取士制度的批判

《儒林外史》是批判科举制度的,一开始就借王冕之口批评明太祖“用《五经》、《四书》八股文”取士的制度说:“这个法却定的不好！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儒林外史》第一回)其实王冕此时已经逝世,并没有说过这个话,而是作者虚构的。作者是个考中秀才后不愿继续应考的大家公子,他看不惯那些通过科举来追求功名富贵的“儒林”中人因而写了这部小说。他认为孔子的教育思想是“文行”并重,而八股文标榜解释经典,“代圣贤立言”,实际上是肢解儒家经典语言,抽去儒家“文行”并重的核心思想,从而批判了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败     

应该全面地认识吴敬梓的思想转变

<正> 吴敬梓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青年时代曾经热衷于科举功名,而晚年却写了尖锐批判科举制度、揭露封建社会腐朽黑暗的《儒林外史》。有的同志说:“吴敬梓晚年的思想和他早年的思想,从这些留存下来的二十三首诗看(指《金陵景物图诗》——引者注),可以说是没有什么变化或者变化不大”。①果真如此的话,那么,吴敬梓怎么会从热衷于科举功名而又对科举制度进行无情的批判呢?怎么会由信奉正统儒家思想而又能够对那个被封建史学家称誉的“太平盛世”进行深刻揭露呢?这不仅关系到对吴敬梓这样一位伟大作家的正确认识和评价,而且关系到作家的世界观和他的创作是否必须具备基本的一致性。这是对于我们整个文艺创作具有普遍意义的原则问题,有必要通过讨论,加以澄清。     

从《汉书·儒林传》看《儒林外史》的艺术构思

《儒林外史》题名中的“儒林”和“史”字都透露出它与史传文学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儒林外史》的艺术构思在人物出场的线索设置、人物退场方式以及主旨确立等方面受到《汉书·儒林传》的诸多启发。《儒林外史》虽日“外史”,却是依托“正史”进行艺术构思,从而探索出了一条汲取历史营养进行小说创作的新路。     

论《儒林外史》胡屠户形象

胡屠户是《儒林外史》中身处社会底层身份卑贱的小商人,是作者刻画得较为生动鲜活的形象之一,作者通过对他的描写、形象地反映了科举制度对人的价值观的扭曲,深刻揭示出促使儒林士人在科举道路上苦苦攀登、至死不悔的社会根源。     

试论《儒林外史》“卧评”本关于人物描写的点评

古典长篇小说《儒林外史》的“卧闲草堂”评点（以下简称“卧评”）,对《儒林外史》无论从内容到形式,都有精妙的论述。其中关于如何刻画人物形象的点评,对于我们探求中国古典小说人物描写理论有着深刻的意义。本文将对“卧评”关于《儒林外史》人物形象描绘手法的点评作一番浅显的探讨,从而稍稍体味“外史纪儒林,刻划何工妍”的高妙。一、给风给水,直书其事“卧评”在《儒林外史》第四回总评中说,作者刻画人物“乃绘风绘水之手段”,“直书其事,不加断语,其是非自见也”。在第三回总评中也说：“作者之笔,其为文如雪,因方成,遇…     

刘勰对“文笔之辨”的卓越贡献

“文笔之辨”是特定时期的历史产物,它反映了当时从“文章”演变为“文学”的发展过程,也是对“纯文学”和“杂文学”本质区别的探索过程。其中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先把“学术”与“文章”区别开来,如《汉书》仅有《儒林传》,到《后汉书》除仍有《儒林传》外,又增加了《文苑传》。这就是“古之学者有二”。然后,再从“文章”中区分为“文”与“笔”(“纯文学”与“杂文学”)。这就是“今之学者有四。”具体一点说,先秦时代的“文”、“文章”概念非常广泛。《论语》里,它们和“文学”     

反儒欤? 尊儒欤?——就《儒林外史》思想主流问题谈一点看法

吴敬梓的《儒林外史》是部杰出的讽刺性小说。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指出t迨迨吴敬梓《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摘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丈戚而能谐,宛而多讽;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儒林外史》的成就的确是很高的。然而,它“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却决不等于说它是反儒的。在“四人邦”所谓儒法斗争贯穿一部中国史的谬论影响下,前些年有的人片面地看问题,从形式上看问     

妇女的希望之光——浅谈《儒林外史》中沈琼枝的形象

《儒林外史》以其杰出的讽刺艺术,成功地塑造了封建社会在八股科举制度毒害下,一些被扭曲了灵魂的知识分子的形象,并通过这些形象批判了八股科举制度弊端,剖析了封建礼教的虚伪,揭露了社会现实的黑暗和腐朽。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但作者在揭露和批判的同时,出于“醒世”的动机,为了给黑暗的社会现实引出一线光明,也着意塑造一系列寄托作者理想的正面人物形象,如     

刘勰对“文笔之辨”的卓越贡献

“文笔之辨”是特定时期的历史产物,它反映了当时从“文章”演变为“文学”的发展过程,也是对“纯文学”和“杂文学”本质区别的探索过程。其中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先把“学术”与“文章”区别开来,如《汉书》仅有《儒林传》,到《后汉书》除仍有《儒林传》外,又增加了《文苑传》。这就是“古之学者有二”。然后,再从“文章”中区分为“文”与“笔”(“纯文学”与“杂文学”)。这就是“今之学者有四。”     

《儒林外史》妇女形象思想意义初探

《儒林外史》是我国古典文学宝库中著名的讽刺小说,作品以三十万字的篇幅,塑造了三百多个人物,许多人物描绘得性格鲜明,栩栩如生,给读者留下了较深的印象,其中也不乏妇女形象。这部不朽的言情小说,“秉持公心,指摘时弊”,犀利的笔锋直指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通过不同人物,多层次、多角度地反映了科举考试所造成的严重危害,揭露了科举制度的种种弊端,受到人们的高度评价。     

论匡超人的蜕变轨迹

在<儒林外史>的人物传记中,作者对匡超人倾注的笔墨是非常可观的.吴敬梓把视角放在八股科举制度实施后一百多年的明代社会中,让儒林中人在一个个传记中粉墨登场,为我们绘制了林林总总的众生相.他们纷纷在科举功名的欲望鸿沟里沉沦,对功名富贵的向往直接落实到对八股科举的热衷,作者对此揭露之深刻就在于他刻画了一系列仁孝之人的蜕变与堕落的过程,其中最典型的当数匡超人.     

关于《孔乙己》的主题思想

长期来多数评论都认为《孔乙己》的主题是“控诉科举制度的罪恶”。虽然有的文章也提到群众精神状态的问题,但大都视为一种背景描写而一笔带过。对《孔乙己》主题思想的这种评价显然和作品实际不尽相符。 孔乙己无疑是个科举制度的牺牲品。他一味追求功名,只会“之乎者也”,不懂任何营生。屡试不第,便生活无着,形同乞丐,最后终于在生活逼迫和丁举人之流的摧残下悲惨地死去了。这当然是对科举制度的一种揭露和谴责。 但我觉得这只是《孔乙己》思想意义的一个部分,并且不是主要的。从小说的实质看,主要是通过人物在封建统治下的不幸遭遇和真实而常见的生活画面,暴露孔乙己本人及周围群众冷漠麻木、不知觉悟的精神状态。依然是揭示人民的“病苦”“以引起疗救的注意”的意思。     

从美学角度看《儒林外史》——纪念吴敬梓逝世二百三十周年

鲁迅在《叶紫作<丰收>序》中说过:“《儒林外史》作者的手段何尝在罗贯中下。”吴敬梓作为文学巨匠,他创造的《儒林外史》是艺术美的结晶。它的美学价值与意义是不可低估的。《儒林外史》的美学个性是什么?这是古典小说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本文试着在这方面作些探索。     

清代科举与《儒林外史》

《儒林外史》是一部反映清前期科举社会士人生活的长篇讽刺小说。吴敬梓通过讽刺江南士人的众生相,抨击的是已经日益腐败的科举制度。我们今天要读懂《儒林外史》,必须了解清代的科举制度。如要搞清《儒林外史》中童生、贡生、监生、生员、用才、举人、进士等一批与科举考试有关的重要称谓,就必须搞明白清代科举资格考试。     

试谈《聊斋志异》的“异史氏曰”

蒲松龄在《聊斋自志》里说,“才非干宝,雅爱搜神”。这大概是《聊斋志异》的成因之一。《搜神集》是我国志怪小说的滥觞,而《聊斋志异》则是《搜神记》的继承和发展,它把志异小说推向了难以逾越的高峰,成为古代短篇小说的代表。应该说,《聊斋志异》在作品的内容上是借鉴了《搜神记》,但在艺术形式和表现方法上却大大地超过了《搜神记》,例如作者在篇末精心撰写的“异史氏曰”,就是一大特点。我们都知道,西汉的司马迁做过太史令,所以在《史记》的“论赞”中用了“太史公曰”,为后来的修史者所沿用,成为古代史书的体例。而《聊斋志异》所写的     

从讽刺艺术上看《围城》对《儒林外史》的继承与发展

钱钟书的长篇小说《围城》于一九八○年再版后,引起了知识界的轰动。敏泽称之为“讽刺艺术的杰作”,李健吾誉之为“新《儒林外史》”。“的确,以讽刺抗日战争时期国统区知识阶层为着眼点的优秀长篇小说《围城》,作者以其超众的才华和渊博的知识,用富有哲理而又轻松幽默的语言,以高度的智慧和素养,描绘出那些知识分子的愚妄和自私,庸俗和无耻,绘出了一幅新儒林的群丑图,令人联想到我国古代著名的讽世小说《儒林外史》。难怪夏志清在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推崇“《围城》是中     

士人治生与《儒林外史》创作的思想表达

士人治生是《儒林外史》创作关注的重要思想主题。传统社会的士农工商有着明确的社会分工和职业属性,但赋予士的社会责任以及“食于官”的制度设计仅是一种“政策合理”。《儒林外史》通过艺术再现士人扭曲的治生观念、塑造典型人物揭示深刻社会现实、文学表达叩问科举制度等手法,深刻揭示了科举制度在制度设计和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其不但未能有效解决士人本业治生,反而削弱了士人的治生能力,形成了士人治生这一社会问题,而士人治生社会问题又影响了国家治理效能。吴敬梓对士人治生问题的关注,不但有其自身生活经历的原因,也与颜李学派思想影响密切相关。     

浅谈《孔乙己》的主题

关于《孔乙己》的主题,以前有一种比较流行的说法,就是小说“揭露了封建文化教育、科举制度和孔孟之道的罪恶”,对此,我感到有商榷之必要。 《孔乙己》写于一九一九年三月,也就是辛亥革命失败,“五四”运动即将爆发之际,而科举制度据资料记载于一九○五年七月已正式废除,实际上早在一八九八年的维新     

论《聊斋志异》的“仁”

仁是《聊斋志异》的灵魂和核心。 《聊斋志异》第一篇《考城隍》写冥府科考事,但明伦认为:“立言之旨,首揭于此。一部大文章,以此开宗明义,见宇宙间唯仁孝二字,生死难渝;正性命,质鬼神,端在乎此,舍是则无以力人矣。”这是非常中肯的。 据笔者的粗略统计,在《聊斋志异》整部作品中,仁和以仁为核心组成的词如仁厚、仁爱、仁人等约有40个,孝和以孝为核心组成的词如孝顺、孝谨、孝子等约出现63个。孟子说:“亲亲,仁也。”又说:“仁之实,事亲是也。”①换句话说,孝不过是仁在有血缘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