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声音之道,与政通矣”看儒家对音乐的政治化诠释

《乐记》是儒家重要经典著作《礼记》中专门论述乐教的重要部分,儒家通过《乐记》诠释了音乐对个人对社会的影响,阐述了儒家通过音乐教化世人改良政治的理念。但音乐本身的政治功能和教化效果在儒家的诠释中被不恰当地夸大了,不仅误导了封建社会政治思想的演化,而且对音乐本身的发展造成了比较消极的影响。只有正确认识音乐的本质属性,将音乐与人性道德社会政治的影响关系厘清主次轻重,才能认识到音乐应当如何正确合理地发展,才能认识到国家政治应当如何理性平衡地运作。     

试论《吕氏春秋》的美育思想

《吕氏春秋》体现出战国晚期儒道美育思想的会通、合流倾向,而道家以尊重人的自然生命为主旨的养生学说是其美育思想的核心。《吕氏春秋》美育思想以"乐"论为中心,在音乐本体论方面主要受道家宇宙本体论影响,具有纯艺术论倾向;在音乐的政治、道德教化功能方面则吸收了儒家礼乐教化的美育观;在音乐的审美心理及其与个体养生的关系等问题上,主要以道家养生学说为主体同时吸收了阴阳五行学说的"乐"论观,并有进一步发展。     

《乐记》中的教化思想及其现代启示

儒家重视教化,即通过道德教育来感化人民,儒家将礼乐融入教化中,"礼"规范外在的言行举止,"乐"提高内心的道德修养。《礼记.乐记》是西汉中期以前古代儒家论"乐"的综合性论著,《乐记》认为"乐"发自人心同时具有感动人心的作用,它以内心情感为基础,使道德要求潜移默化成为人的一种生活常态。儒家的礼乐教化思想对于当代思想政治教育也具有很大价值。     

论儒家"礼乐教化"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礼乐教化思想发轫于中国的上古时代,在此思想的基础上,儒家对此进行了新的阐释和发挥,把礼乐教化思想分为社会性礼乐教化与个体人格修养,前者是面向所有人的,后者是面向"君子"的,后者是儒家思想的重点.儒家礼乐教化是以"礼乐"为手段的"仁义"教育,包括礼教、乐教、诗教,其表现形式是审美教育,其核心是道德教育;尽管如此,儒家礼乐教化所要塑造的是"文质彬彬"、"美善相乐"的"中和"人格,也就是审美修养与道德素质、美育与德育兼备;儒家所以认为"礼乐"可以发挥教化人心的功能关键在于"乐"的"感动人心"的作用,也就是说是一种以情感为核心的教育,而主要并不是一种"知"的教育,使道德要求潜移默化地成为人的一种素质.儒家的礼乐教化思想对于当代思想政治教育与和谐社会的建构都具有很大价值.     

文景之治与儒家思想

从学术思想性质上将文景之治概括和指称为道家政治、黄老政治、老子政治,是自清末夏曾佑首倡以来至今流行的一个观点,但它是一个见道不见儒的有漏之见,漏掉了指导思想、政治礼乐制度和社会领域的基本事实和儒学存在,因此不能成立。由对春秋时期所谓"礼崩乐坏"的实况和实义省察,可以看出在春秋战国的上层政治变动中,儒家伦理观念依然通行于上下各个人之间,认证儒家伦理社会是其时乃至整个中国传统社会的根基、地基和底子。秦帝国的历史变动及其焚书坑儒并没有颠覆社会的伦常文化结构,没有试图重新改造与铲除这个儒家社会地基,儒家社会依然价值地存在着。汉兴,吏民皆案堵如故,儒家社会继续存在。刘邦称善陆贾《新语》,奠定汉初的政治和思想基础,儒家率先成为指导思想。"无为而治"是儒道共法,是整个汉初政治的统治模式,这个模式是儒道两家共同参与创造的。以"无为而治"为政治模式的文景之治是在刘邦、陆贾奠定的儒家文治思想基础上,在儒家伦理的地基上,在儒家设计的汉廷礼乐制度和以《经》博士为主体的学官教化系统中运行、实施和实现的。文景之治的政治指导思想实际上是儒道双席位制。黄老之学的首席政治代表、关键和领袖人物窦太后的政治权威,保障着文景之治政治指导思想的贯彻落实。就此人事而言,文景之治是道儒并治。但就"无为而治"实施的《诗》《书》经艺仁义内容,就文景之治与儒家思想的全面关系综合而言,则当说儒道并治。     

《韩诗外传》的神话与儒家礼乐思想

《韩诗外传》在解析《诗经》与社会政治时,通过凤凰、河洛图书,自然灾害,社会现象,礼乐文化的一些神话传说,说明其与盛事气象和政治腐败的关联,而这些像的表达建立在儒家礼乐思想的基础上,具有劝谏用事与教化功能,体现了汉代学官的文化方式。其本身不具有神话创造意义,而是解读与文化资源调动运用,体现了学术思想的时代精神。     

“善”与“美”的交织——试探欧阳修的音乐功能观

在中国音乐美学思想的理论中,欧阳修的音乐美学思想是丰富而深刻的。审视欧阳修的音乐美学思想,可以发现他音乐观中的矛盾性:"善"与"美"的交织,即强调音乐的教化补世作用,也推崇音乐艺术怡悦性情的美感作用和审美娱乐价值。欧阳修坚持音乐艺术的审美价值,提出音乐"自释"和"平其心"、"养其疾"的音乐功能观,同时也非常注重音乐的教化补世作用,强调"导志"、"移人"的传统音乐功用观。     

汉乐器赋显示的汉代器乐文化

通过分析《全汉赋》中以乐器名篇的汉乐器赋，发现汉代器乐文化植根于儒学思想文化的土壤之中。乐器赋内容中乐器材料的选用和制作要求，折射着儒家的人才思想；乐器演奏的兼备和协调的审美观来源于儒家的“大一统”和礼治的政治思想；器乐的社会效用则是儒家的礼乐制度和诗教思想在音乐方面的体现     

中国传统音乐美育思想及其现代转型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音乐美育思想十分丰富。早在两千多年以前就备受中国儒家的重视,他们视音乐为道德教化的理想手段,甚至认为音乐美育还有淳化社会风气、和谐社会的作用。但由于过多地强调音乐与政治的关系,也使音乐美育带有一定的缺陷。随着近代社会的转型,西方音乐美学思想也影响到我国音乐文化的变革,在实践的摸索中,中国近代的音乐美育思想有了较大的转向,中国的有识之士顺应时代的要求,引进了西方的美育思想,并将之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了新的特色。     

潘岳《笙赋》的美学意蕴与作时

《笙赋》中所表现的“中和”之美、礼乐教化思想,既对儒家传统音乐美学思想有所继承,又有所发展创新,充分强调了以笙乐为代表的中和之乐的能动性,体现出笙乐在传统礼教中所占的重要地位及其音乐审美意识.以《笙赋》中所描写的情境感受及其表现出的音乐美学思想为核心,结合潘岳履历、生平遭际,斟酌文中词气,可以确定《笙赋》作于闲居洛阳时,大概与《闲居赋》同时或稍后,即晋惠帝元康六年(296)或稍后.     

儒家的音乐美学思想及对我国古代音乐的影响

儒家音乐美学思想形成于孔子,发展于孟子,成熟于荀子,至汉代《乐记》而集大成,并定型。儒家充分肯定音乐的社会功能,视音乐为道德教育的手段,主张礼、乐配合治人治国,提倡礼、乐和谐观,崇雅斥郑,反对变革。由此形成了儒家＂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中和的审美原则和美善统一的音乐美学观,这对我国古代音乐的发展既有积极的影响,又有消极的一面。     

荀子的音乐教育思想

荀子的音乐教育思想集中反映在《荀子.乐论》中。他认为人是需要音乐的,音乐具有“中和之美”的教育功能,具有陶冶情操的作用,它与礼相成,礼乐并施,则能移风易俗,教化安民,天下安宁和谐。     

出土汉代儒学题材画像和铭文的整理与早期民间诠经的范式及价值研究

汉画是汉代画像石、画像砖、墓室壁画及其上面所刻文字的合称。在汉代特殊的政治文化背景下,汉画成为儒家教化思想的重要载体。作为一个时代的道德教科书,汉画通过圣贤人格宣扬、礼乐传习、孝道思想灌输等方式来对社会进行教化,构建了一个不同于现行哲学化、学问化诠释方式的、既内在又超越的系统,于人伦日用中演绎儒学教化的深厚义蕴,特别有利于儒家教化思想的传播及其功能的实现。汉画弘扬儒家教化思想的经验启示我们,在思想观念上从西方窠臼中解放出来,从生活、情感、体道群体的角度来确证和反观儒家教化思想的本质,将有利于儒家教化思想的现代转化和发展,有利于儒学学科当代形态的重建。     

陆象山的礼乐思想论

南宋礼乐有述仁义、宣扬德教化的思想 ,其复古周礼乐的意识与强烈的复古思想倾向成为社会主流 ,陆象山的礼乐思想继承孔孟礼乐仁义德化传统 ,其“易简”与“本心”学术论点是从荀子礼乐论述中演绎而来     

《乐记》与《声无哀乐论》之“和”音乐思想的比较

"和"是重要的音乐美学思想,《乐记》中多次提到"和"的观念,文章认为《乐记》中的"和"主要强调音乐的调和、和顺的功能,以达到清明政治的目的,是儒家美学思想的体现,所以可称之为音乐功能论;而《声无哀乐论》中"和"则主要指音乐自身的和谐,把音乐从政治的附庸中解放出来,肯定音乐自身独立的美学价值,具有音乐本体论的价值。     

探析儒家乐教思想的教化意义

早在西周时期(公元前11世纪)我国就已经形成了一套颇为完善的礼乐制度,并把它作为建立和完善社会道德伦理的教化工具,用以维护社会秩序和人际和谐.新时代要求我们音乐工作者,重新审视自己的价值观,并在极富创造力的古典源头上,探讨儒家乐教思想的现实意义,以音乐来规范人的整体行为,俾以合乎道德伦理规范,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唐君毅礼乐思想探析

礼乐教育是传统儒家道德人格培养的重要途径,也是儒家伦理思想的突出特征。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唐君毅,在道德严重滑坡的现代社会,重新发掘礼乐教化的重要意义,并提出了礼乐教化的现代开展路径,其理论的终极指向是通过对礼乐精神的培养重建中国人的德性生活。     

"思无邪"与儒家伦理教育

"思无邪"不仅是孔子对<诗经>的总体评价,也是孔子"诗教"的目的和要求.以"礼乐教化"形式出现的先秦儒家伦理教育,包括了道德教育、思想政治教育和审美教育等多种教育."思无邪"并非简单的强制人的思想行为必须符合一定的社会规范,而是注重引导人的内在精神境界的升华,超越物质欲望的束缚,以个体审美人格的完成契合于社会道德规范的要求.汉宋诸儒拘于其社会的政治伦理要求,未能对此作出正确理解,致使社会道德建设方面出现诸多弊端.在现代化建设的今天、在道德建设中如何引导人们正确对待物质享受,正确处理物质欲望与精神需求的关系,促使人的全面发展,是可以借鉴传统文化的儒家礼乐教化的.     

《诗人主客图》儒、佛因素探源

唐末张为《诗人主客图》既受到儒家传统文论观的影响,也受到了唐代佛教宗派林立和佛教惯有的条分缕析倾向的浸润.《诗人主客图》设立"广大教化"派,以白居易为"广大教化主",是对于儒家美刺讽谕文学观的强调.张为所处的社会时代、思想政治环境和他的交游、文友等经历,证明《诗人主客图》中的宗派源流观念来自唐代佛教宗派林立的历史事实和佛教条分缕析的传统习惯.     

论苏轼《策别》的教化理想

社会教化是苏轼《策别》的一个重要内容,他从教化的主要目的、核心内容、实施手段、实效考核等各个方面提出了一整套具体的设想。它们既是苏轼政治思想的反映,又是他所期待的政教结合的教化理想的集中体现。与先秦儒家教化注重个体道德修养的内在自律不同,苏轼更重视全民的社会教化以及教化实施的法律制度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