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菲女士的日记》中的文学语言变异现象

《莎菲女士的日记》中的文学语言变异现象表现在语词、语法、语用这三个层面上。词语的超常规组合是语词层面的变异现象 ;易位变异、拼贴变异、再现变异是语法层面的变异现象 ;重叠变异、词语误用、矛盾语义是语用层面的变异现象。变异不仅促进了文学语言的生成 ,为文学语言带来了多种变化 ,而且为艺术意象和艺术意境的营造提供了许多有用的途径。     

被背叛的解放——丁玲笔下的莎菲悲剧解析

<莎菲女士的日记>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传世名作,也是丁玲深入思考女性命运的文本记录.作者根据现实和历史对女性的扭曲及误读造成的伤害,深刻反省女性解放道路上的主观及客观阻碍因素,第一次实现了女性使用独立视角认识自身和他者的成功转型.     

《莎菲女士的日记》的叙事与审美效果试析

从叙事角度探讨《莎菲女士的日记》及莎菲形象审美效果的复杂性和倾向性之生成,认为从叙事角度看,其复杂性主要源自两个方面：一是故事内叙述者相互矛盾的多重身份之设置;二是故事内叙述者可信度的不确定。而内心观察这一叙事技法的运用则为该文本及莎菲形象的审美提供了某种倾向性,且这种倾向性是内涵丰富、包蕴着复杂矛盾的     

双重文本的自我消抹——《莎菲女士的日记》叙事学解读

由于丁玲本人的复杂性和<莎菲女士的日记>文本的敞开性,该作品白发表以来,以文化背景、政治立场、社会思潮等阐释语境的更选,关于它的读解不断发生着游移.叙述学中的叙述声音在语法学叙事理论中是形式概念,本身不含内容因素,但在修辞性叙事学、特别是女性主义叙事学中,叙述声音成了意识形态"斗争的场所".以叙述声音为切入点,可以发现<日记>的双重文本性质,导致莎菲的个人声音无论被解读为启蒙话语、还是女性叙事,最终只是自我解构.     

金庸武侠小说传播与接受的文化语境

金庸武侠小说的广泛传播是当代中国文坛引人注目的文化景观。而这种景观的出现与中国特定的文化语境密切相关:首先是中国数千年以来就绵延着浓郁的任侠尚武的文化传统;其次是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儒家文化一直占有主导地位,而义侠的价值取向以及所追求的伟岸人格的理想与儒家文化有着渊源关系;复次金庸的武侠小说也是现代华人的心理需求,即渴求英雄的心理和故事型审美心理的表现。     

《诗经》学在三至九世纪的传播与接受

在<诗经>学的传播与接受历史中,三至九世纪这一时段,往往被归入汉学系统而为学者所忽略.事实上,就<毛诗>的地位及其研究变化而言,三至九世纪是不容忽视的历史阶段.三至九世纪的中国,经历了魏晋南北朝的分裂动荡与隋唐的统一与强盛,<诗经>学在这一时期的发展呈现出螺旋式上升的历史轨迹.汉代本在民间流传的<毛诗>成为官学中的唯一教本,经过唐人的修撰而颁行天下.而<毛诗正义>在继续汉代章句之学的同时,也吸收了魏晋人的某些成果以及义疏学的新路径,并且糅进了一些文学解读的因素,揭开了宋代<诗经>学发展的序幕.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英语世界的传播与接受

毛泽东于1942年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构建了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政策和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本土话语,同时对世界现代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形成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在世界范围内,《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毛泽东思想传播最为广泛的文章之一。该文在英语世界中的传播掀起过三次高潮。以这三次高潮（20世纪60年代,70—80年代,90年代至世纪之交）为线索,考察毛泽东《讲话》70多年以来在英语世界的接受转型,从而揭示英语世界汉学家对于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接受转变,以及这些转变所体现出的知识社会学的变迁和世界政治形势的变化。     

论《呼啸山庄》在中国的文化语境和被接受

由于处于不同时期的文化语境,《呼啸山庄》在中国呈现出不同的被接受程度。民国时期,由于表现出反封建专制、崇尚自由、追求爱情和教化功能的特质,而为国人所认同和接受;解放后到文革期间,由于表现出来某些与当时"一边倒"思想、左倾政治和文革理念相悖的资产阶级因素,而受到排斥和批判。改革开放后,随着多元文化的交汇和人们观念的改变,《呼啸山庄》以其异域文化的情调再次受到国人的欢迎,并在理解和接受上呈现多元化趋势。     

“诗缘情而绮靡”说的历代接受与误读

陆机的“诗缘情而绮靡”说从诗歌的内质和形式两个方面强调了诗歌的个体抒情性和文体审美性,更准确地表述了诗歌的本质特征。这一诗说影响了六朝及以后的诗歌理论和创作。在历史的发展中,人们对这一诗说的接受与误读、欣赏与贬斥是并存的。但在明清两代,受时代语境所限,误读与贬斥之风犹为严重。然而,“诗缘情而绮靡”说作为中国古典诗学具有创意性的一个“新语”,其生命之树是长青的,陆机对中国诗学的贡献是任何人也无法磨灭的。     

20世纪中国留学生文学的主要特征

20世纪中国留学生文学是出国学人心灵的写照，是大学理念的语言化身；它标志着出国人对地域方言的兼有能力，是中国知识分子审美立场的载体。留学生文学的素材具有现场感。     

20世纪俄罗斯侨民文学的回顾与反思

俄罗斯侨民文学是20世纪俄语文学的组成部分,其作品从内容到形式都显示出与苏联国内文学迥异的风格特征,而且作家人数之多、创作成就之大,为世人瞩目。通过对俄罗斯侨民文学三次浪潮的成因和成就的梳理,揭示俄罗斯侨民文学与苏联本土文学的根本不同在于:意识形态的分歧、不同社会制度的选择、不同世界观和价值观的界定。俄罗斯侨民文学不同于苏俄文学的品格为:不满当时国家的社会制度或文化政策,对故国的深深眷恋之情,尊重传统,接受异域文化。伴随着俄罗斯侨民文学回归的欢乐景象,其消亡是必然的。侨民在侨居地不可能创建自己的文化,侨居地仅仅是保留个别侨民作家及其创作的地方,没有读者的艺术家注定会成为愤世嫉俗的孤独者。境外俄罗斯文学的回归可能成为俄罗斯侨民文学终结的悲剧。     

20世纪上半叶的宋庆龄与女权主义

20世纪上半叶,宋庆龄的妇女思想经历了从女权主义到三民主义,再到马克思主义的巨大转变。在这一过程中,宋庆龄逐渐在革命实践中放弃了女权主义,转而将妇女解放问题纳入民族革命的一部分。宋庆龄的革命历程是中国近代妇女运动史的一个缩影,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女权主义思潮在近代中国社会的走向。在民族革命成为社会主流话语的近代中国,女权主义必然被介入民族主义,从而被边缘化,这同时也为妇女解放找到了可行的道路。     

论丁玲与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纪念丁玲诞辰一百周年

丁玲是个极有个性的作家.鲜明的女性意识,贯穿她的全部创作.从"‘莎菲型’女性与中国女性文学"、"<‘三八节’有感>与丁玲的女性文学"、"丁玲与新时期女性文学"等三个方面来看,20世纪新女性形象无不受到丁玲创作的影响,这一重大影响关系足以确定丁玲在中国女性主义文学中奠基人的地位.     

李白与《史记》人物情结之接受美学透视

李白自觉地"接受"了司马迁"爱奇"的审美原则,对众多<史记>中的"畸人"进行了再生产、再创造.这种再生产、再创造的情结来自于创作主体对"汉唐气象"的感悟;来自于创作主体对"畸人"们的"企羡";来自于创作主体与"畸人""对话"的强烈需求.     

20世纪西方文学批评的四种范式

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纷繁复杂,主要有四种批评范式,这四种批评范式的转承过程,构成西方文学批评发展的线索.第一种范式假设文学的意义内在于文本结构中;第二种范式以文学意义产生于阅读经验为前提而展开;第三种范式认为文学的意义是读者主观的派生品;第四种范式则主张文学的意义存在于历史权力的话语之中.     

20世纪文学研究的两种模式——兼谈语境研究的兴起

20世纪文学研究的模式经历了从语言到话语的发展历程。语言研究模式研究文学形式、语言、手法、结构等问题,追求文学符号系统的内在本质和深层结构;话语研究模式关注文学对话、主体和语境,研究文学生产、阅读和消费等问题,否认文学研究存在终极的定论、深层的本质和结构。这种转向催生了语境研究的兴起,使语境在众多流派中成为标示语,在文学观念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丁玲,党报文艺副刊的奠基人--纪念丁玲同志诞辰100周年

1941年5月到1942年3月,丁玲任<解放日报·文艺栏>负责人期间,根据党的文艺方针和对党报文艺栏的指示,团结边地区所有成名作家,提携、培养新作家,积极反映边区各根据地生活及八路军、新四军英勇战斗的事迹,为繁荣解放区的文艺创作作出了突出贡献,为办好党报文艺副刊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     

道家文化与二十世纪国民性改造思潮

启蒙主义及其文学是把道家文化放在国民性改造的启蒙语境中来理解的 ,并按照启蒙的价值取向和时代要求来阐释道家文化。对待道家文化有三种方式 :选择性认识或误读 ;发掘它与现代文化的会通点并发挥其文化建设潜能 ;批判和否定道家文化。尽管对待道家文化的态度和方式不同 ,但目标却是一致的 :国民性改造和人的现代化。     

论20世纪文学艺术中的"主义"

2 0世纪文学艺术中的“主义”争奇斗艳 ,由此也引发了“多研究些问题 ,少谈些主义”的呼吁。由此可以探讨三个问题 :“主义”范式“对文学研究的意义 ;表现主义为中心的世纪 ;表现主义时代的中国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