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方言反复问句研究

自1985年朱德熙发表了《汉语方言里的两种反复问句》一文后,汉语方言反复问句开始受到众多学者的关注。20多年来的汉语方言反复问句研究,大致可分为兴起期、深入期、繁荣期三个阶段。其研究的重点主要在于对各种方言反复问句格式的揭示、方言反复问句的类型分布及相互关系、方言反复问句的历史演变和历史层次、方言反复问句的归属等方面。其研究较注重语言事实的描写和分析、多元视角的探讨以及历时和共时的比较。而扩大发掘面、加强共时的比较和结合语音研究将是今后研究应努力的方向。     

以文献为基础的方言史研究势在必行

汉语方言历史文献在汉语方言史研究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汉语方言存在方言自身演变和方言转换等多种不同的变化方式。仅从共时平面出发,无法确定方言的变化是方言自身的演变还是方言之间转换。把方言转换当成方言自身的演变并给予理论阐释,只能是纯理论的推测,不符合方言变化的历史事实。只有深入挖掘汉语方言历史文献,才能更好地揭示方言变化的历史过程。     

关于抢救山西方言资料的建议

我建议抢救山西方言资料,其理由如次。一、方言学是语言学重要的一支。从历史语言研究的角度讲,我国方言资料的研究和利用,大大丰富了汉语史。而汉语现代各方言资料的科学汇集,简直就是一部活的汉语史。从现代汉语研究的角度讲,方言资料可以帮助人们说明普通话里的某些现象。例如笔者是文水人,文水话就给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提供了几条材料,说明了普通话里不大容易说明的几个问题。况且,如果离开了方言资料,现代汉语就只是一个很不完全的学科。二、五六十年前,瑞典汉学家高本汉在华北、西北走了七个省,最后发现山西方言最丰富。他在山西住了几年,调查了山西方言系统的八个点,这些资料在他的《中国音韵学研究》一书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五十年代的方言普查及有关的研究得出了与高本汉相同的结论:在北方话系统中,山西方言最丰富,史料价值最高。     

观音阁土话基本词汇与普通话基本词汇的比较

任何一种语言都有其历史的渊源,观音阁土话作为汉语的一种方言,必然与古汉语、现代汉语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文章从自然现象、人及人的肢体、亲属称谓、生产劳动、物质文化等五个方面,将观音阁土话的基本词汇与普通话的基本词汇进行比较,分析了观音阁土话的特点,探讨了观音阁土话与普通话之间具有共性的地方。     

略论汉语方言与地域文化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方言则是地域文化的载体.弄清楚汉语各地方言与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地域文化之间的关系,了解各地方言如何反映地域文化,是研究方言、文化的重要课题.本文就汉语方言形成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汉语方言和地域文化的关系,地域文化在汉语方言中的反映等进行了论述.     

“现代汉语文学”的语言期待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这是对文学属性的一个基本认定。“语言”这个词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各民族有各民族自己的语言。“汉语”也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现代汉语虽然明确规定了它的普通话,但普通话并不就和现代汉语对等,现代汉语还包括种种方言。周振鹤、游汝杰将其间的关系表示为①：这就是说,在众多的方言中,其中的某一种（如方言乙）可能被认定为民族共同语的基础,但是,方言甲、方言丙、方言丁等仍是民族共同语中的成员,民族共同语并不排斥各成员对它的影响。提出这个问题是由于曾经有过对汉语规范化的误解,似乎强调规范就要排斥方…     

湖南耒阳方言形容词生动形式——以AAB崽为例

本文在实地调查所得语料的基础上，从结构类型、语义特点、语法功能等方面对湖南耒阳汉语方言中一种特殊的形容词生动形式——“AAB崽”做了全面的共时描写和分析，以期从一个侧面为汉语形态学的建立提供方言材料佐证。     

近20年汉语方言学学术活动述评

汉语方言的调查研究,从汉代扬雄（５３ＢＣ—８ＡＤ）的《方言》算起,已经经历了２０００年的历史。而运用现代语言科学的理论、技术和方法来调查方言、研究方言,从而建立起现代汉语方言学,则是２０世纪２０年代才开始,迄今只不过７０来年的历史。从２０年代到４０年...     

开展近代汉语方言文献的集成

以汉语方言为主线,全面收集晚唐五代以来反映汉语方言及其历史的数千种文献并汇编成册,制成电子图书数据库。这将极大地推动汉语语言学科、汉语文化历史的研究,同时对于保护汉语语言史文献资源,开展社会服务和应用,也具有重要意义。     

高本汉与贺登崧对汉语方言研究的不同学术路向

在汉语方言的研究中,高本汉的研究在共时和历时方面对汉语方言研究都有开创性,贺登崧的研究则主要是地理语言学,他们的方法可以互为补充。贺登崧所提倡的语言地理学注重语言事实的挖掘,展示与分析语言现象在地理上的分布;高本汉则创造性地将欧洲历史语言学的比较方法全面运用到汉语研究中,较好地结合、吸收了中国传统学术的研究成果,他的成果、方法又反过来影响了一批中国的语言研究者,使他们在音韵学和方言学等领域产生了大量成果,这是贺登崧不能相比的。     

论汉语方言的类型学研究

从记录字者、词汇、语料入手,以中古汉语及普通话为参照,比较、描写方言的语音、词汇,语法特征是汉语方言研究的传统模式,这一模式对于认识单一的方言的特征是有效的,但要认识方言的结构体系难免存在缺陷.为此,很有必要跳出原有圈子,提倡对各种方言进行比较的类型学研究,共时结构类型,历史演变类型、文化类型都是方言类型学研究的重要课题.类型学研究是彻底解决方言分区问题的根本出路,可以为方言的定型定位、制定语言政策提供科学依据.其成果还可以为汉语语言学乃至普通语言学的研究提供宝贵的材料,成就崭新的理论.     

从北京的人文背景中看北京话的发展

从语言学的角度看,在汉语的诸多方言中,北京话只是其中的一支,但却是最具有语言学研究价值的一支。由于近数百年来北京所处的特殊的政治、文化和社会地位,不言而喻,北京话作为一种地区方言,有着其他方言无可比拟的特殊地位。中国的“普通话”,与北京方言的关系要远远超过与其他任何一种方言的关系。对现代汉语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是对北京话的研究。 研究北京话是很不容易的。这不仅是因为过去专门研究北京话的人不多,有许多问题还从来没有人探讨过,也不仅仅是因为对北京方言形成的历史尚无定论,见仁见智,莫衷一是,更重要的是因为对北京话的研究,对北京方言发展史的探讨,都不能不顾及与语言密切相关的北京社会史和文化史。因而笔者试图从历史、文化、社会和语言相结合的观点出发,把北京话视为一个流动的、发展的历史过程,力求发见新的能够真实反映这一过程的有代表性的环节。     

试论现代汉语复合词的理据

从共时和历时两个平面对现代汉语复合词的理据进行了探讨，把它们区分为显性理据和隐性理据，分析了语言自身发展，社会文化、民族心理对复合词理据的影响，并指出了词的理据研究的重要意义。      

湖南绥宁关峡苗族平话的民族语底层词

湖南绥宁关峡平话是一种新近发现的苗族同胞所说的汉语方言,关峡平话的真正的底层语言是一种苗瑶语.从语言本身看并不能确定就是苗语.关峡平话和湖南的汉语方言有着久远的关系.     

关于“么”“们”的读音

本文赞同样态指示词“么”和复数词尾“们”同源于“物”的假设。但认为“物”词义虚化的同时，读音也发生弱化。“弥——每——们”等用字的变换反映了描述轻声音节的习惯的差异。语法形式的用字不同于重读实词用字，不能据韵书音切判定读音。语法形式用字的变换不反映历史音变，不宜用叠置式音变解释。近现代汉语的“么”“们”在方言口语里常读成一个鼻音。注音可写作·ｍ。     

论新文学书面语体与翻译语体的文化自觉

现代汉语应有现代口语、改良文言和现代书面语这三类语体，而现代书面语体中尚有现代白话语体、现代规范语体和现代翻译语体的分别。翻译语体在文化实践中主要用于外国文学作品和文学理论翻译，其在表述风格和语体规范方面有别于已经形成相对稳固的联系与制约关系的汉语白话和现代汉语书面语。汉语文学中的翻译语体，既是注重翻译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必然结果，也是这场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对于本民族文化乃至世界文化做出的特别贡献。翻译语体及其语言体式的高规格定位是现代汉语重要的语言特色。中国新文学在语言方面最重要的建树是找到了用现代汉语书面语体进行文学表达的路径，而翻译语体是现代汉语书面语体中的特殊形态，反映了中国新文学界对翻译文本特别尊重的心态。翻译语体的形成及其在文学文化建设中的出色应用，使得现代汉语在处理外来文化、引进外来文化和文学方面具有更加明显的优势，能够发挥更加卓越的作用。现代汉语拥有翻译语体这一文化优势，能够非常成功地将外语语言文学资源转化为汉语语言文学资源。汉语的翻译语体实际上从一个卓有成效的翻译渠道拓展了汉语文学的文本范畴。翻译语体构成了中国新文学语言体式的一个重要分野，其成熟的形态还为现代创作...     

交界地带方言不同来源及层次语音成分的竞争与叠置

汉语方言中有许多语音变化及语音形式很纷杂,主要有三种情况:1.同一来源语音发生了不同的演变,形成新老不同的语音形式。2.不同来源在同一地区形成了不同的语音历史层次。3.多种来源或多种层次在同一地区共存,形成竞争和叠置局面。我们在江苏境内江淮官话与吴语的交界地带,常常看到第三种情况,有些口语词显然不是由同一韵类演变而来,有些则反映了不同的语音层次,因此不能进行同源的平面比较,但是可以视为不同来源或不同层次的语音形式在这种过渡地区的竞争和叠置。     

现代汉语时间词的语义分析

现代汉语时间的表达不能象形态发达的语言那样靠形态的变化来完成,这就注定了汉语时间词在时间表达中的重要作用。本文从语义的角度对现代汉语时间词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     

试论奥方言地区的推广普通话工作

一、从普通话和方言的性质看方言地区的“推普” 普通话和方言都是社会交际工具,都是为一定社会的全体成员服务的。我们常常把普通话和方言对举着说,其实并不意味着普通活和方言具有对立的性质,也不意味着普通活和方言只有差异性而无共同性。实际上,普通话和方言既然都是社会交际工具,就得承认它们同样具有作为语言的各种条件,都能发挥传达信息、交流思想的功能,都能满足社会沟通的需要。就拿粤方言来说,它是现代汉语方言中重要的一支,长期以来作为珠江三角洲的社会交际工具,对本地区的经济繁荣和社会发展是发挥作用的。应该明确的是:方言并不是外来的东西。汉语方言之间、方言与普通话之间,都是同源异流的关系,都是同宗同祖的关系,彼此都源自古老的汉语,都是古代汉语历史发展的产物。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我们祖先使用的汉语在它通行的不同地区,由于各种影响语言发展变化的内部和外部因素,时而分化、时而统一,在长时期的分分合合中,最终逐渐形成了具有现代七大江语方言的格局。在这个格局中,有的方言之间关系比较密切,有的方言之间关系比较疏远,但总的来说,既然是同源异流,总离不开“同中有异、异中有同”,“你中有我、我,我中有你”的关系,决不可能是你死我活、水火不容的关系。     

南北方言的文化底蕴与重庆方言剧

方言是语言的一种表现形式,对传承传统文化有重要的价值。汉语的北方话和南方话的形成,有历史、政治、经济、地理等多种原因,其文化在根源上虽然具有同一性但又存在差异。重庆方言属于北方话的西南片区,它与北方话内部交流基本上没有障碍。因此,重庆方言剧作为推广重庆话的一种渠道,要走向全国,应从剧本、创作者和语言应用上下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