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念”与“生活”:中西方哲学辩证法之基本旨归

西方哲学的辩证法是基于理性,运用语言与逻辑方式所表达的概念性辩证法。中国古代哲学的辩证法的基础是“生活”或人的“生命”。西方的辩证法是在概念对立基础上所形成的,将两个世界分离又联结的辩证法。中国的辩证法侧重于“现世”,是一种“当下”的思考方式,而且强调“体认”的功能。西方的辩证法是基于主体精神之上,追求某种“超验”性理念的辩证法。中国的辩证法提供的是“生活智慧”,这不是由概念作的规定,而是以人的本质为旨归的。     

论孟子天人观及其境界意蕴

“天人关系”是中国哲学讨论的重要问题.中国历代思想家都有丰富的论述和讨论,如北宋思想家邵雍说:“学不际天人,不足以谓之学.”可见,自古以来中国的思想家都把天人关系作为最重要的研究课题,作为其一生学问研究生的根本和人生宗旨.在众多的天人关系学说中,孟子最早开创了“尽心---知性---知天”的思维认知模式.孟子这种“天人观”思想影响了后来宋明理学,特别是对心学影响之巨.孟子的天人关系思想主要体现在“天人合一”思想上,也即是“天人合德”的思想.通过剖析孟子的天人观,可以了解孟子的天人思想并不是现代理解的所谓生态思想,而是一种人生道德的境界状态.     

孟子、荀子天人合一理论异同新探

中国哲学的天人合一思想到孟子得到了比较系统的阐发，荀子在“天人相分”的前提下寻求天人合一的途径，其天人关系仍属于天人合一的范畴。孟子、旬子的天人合一理论涉及到本体论、人性论、修养论等方面的内容，对中国哲学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对其天人观的比较有助于从整体上把握其思想的内在逻辑联系。     

照辩证法办事——辩证法：从毛泽东到邓小平

毛泽东与邓小平的辩证法既相互联系，又各具特色。毛泽东强调矛盾的斗争性， 而邓小平则更强调矛盾的同一性；毛泽东重视矛盾双方的不平衡，而邓小平更注重矛盾双方 的 平衡。毛泽东和邓小平一生都注意照辩证法办事，但毛泽东晚年仍坚持斗争哲学；邓小 平则成功实现了由斗争哲学向“建设哲学”的伟大转变。邓小平开创了中 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新篇章，并在实践和理论上发展了辩证法，推进了辩证法，创 造了“生活和历史的辩证法”。     

论中国古典音乐“天人同构”艺术精神的文化情趣

中国传统关学思想精髓可谓是从现实生活立足的、具有实用体征的、内容与形式融合贯通的哲学思辨体系,更注重艺术理应遵循于特定的伦理学和美学的价值规范。可以说,“天人合一”的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神“潜质”,也是华夏审美文化的“中坚思想”,它在人类文明历史长河中成为艺术精神流变的一种支配力量与文化底蕴,始终渗透于中国古典音乐审美的诸多时空。因此,中国古典音乐崇尚“天人同构”的自由、和谐、恒定、隽永的生命状态,并成为东方艺术苑囿中一朵靓丽的文化奇葩。     

阳明天人关系理论义理辨析

天人关系是中国哲学的重要论题之一。阳明倡心学,强调"万物皆备于我",亦未游离于这个论题之外。通过对阳明之问题意识、为学主旨的探讨,可以发现阳明的天人关系理论的出发点和汇归之处皆为天人一体思想,通过这样一个解释学的循环,阳明的天人一体思想不再是主观空洞的,而是客观真实的。阳明为学,无论其问题意识还是其理论,都不能被归结为一种机能论或者主观主义。     

白居易天人思想探析——从《捕蝗》诗说开去

柳宗元、刘禹锡的天人相分思想是唐代思想中的一抹亮色,但与他们同时代的白居易却有着与之截然不同的天人观。白居易的天人观存在着“天人相感”与“人强胜天”的双重面向。一方面,白氏对汉儒的天人感应论有所突破,人力的作用在他这里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突显;另一方面,白居易对“天人交感”却又深信不疑,天人感应思想依旧构成白氏天人观的基本背景。在中唐出现的天人相分思潮中,白居易在理论深度上虽不及柳、刘,但若以宋代的新天人观为参照,白居易的天人观实则更能预示未来天人思想发展的方向。     

孟荀天人观及其对人类的启示

在天人关系问题上,孟子提出了“天人合一”思想,强调天人之间的和谐与统一;荀子提出了天人相分思想,强调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基础上,人对自然的改造与利用。将二者综合起来,为解决人与自然关系问题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     

试论中国哲学的语用学转向

西方哲学的语言转向经历了面向语形学和语用学的两次转向。在中西方哲学碰撞、交融与汇通过程中 ,以胡适和冯友兰先生为代表的中国哲学的“现代化”进程 ,则主要追随的是西方哲学的第一次转向 ,使中国哲学的建构陷入了形式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困境 ;而在本文看来 ,当代中国哲学语言转向的主流 ,也将由语形学转向语用学面向 :即立于“生活世界”来重建中国哲学 ;从“语用学”的向度 ,来重新理解与诠释中国古代哲学与名辩学思想 ;由西方的镜子式的语言回归到感通的语言 ;由单一的概念思维转向“名象交融的思维运作” ,从而建立起形式抽象与生活世界、人文价值与科学理性和谐统一的新哲学。     

文化性景观反映出的哲学范畴

在中国古代哲学的长期发展历程中,从最初关于自然现象、历史经验等知识的积累之上,经过理性思维的抽象和概括,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哲学概念和范畴。把人类与自然某种合规律的观念,构建为一个天人合一的系统的宇宙图式;把万物的存在与发展变化,都看作是相互联系、和谐平衡的有序运动。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的有机连续性宇宙观与西方截然相分的天人隔离的宇宙观不同。与西方传统哲学中的核心范畴存有相区别,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发展出了一种场有哲学,这种哲学强调内在整体性与相对相关性,与西方哲学存有的实体性、本质主义截然不同。     

张岱年在20世纪中国哲学史中应有之地位

张岱年是20世纪30、40年代创造了中西融合的哲学体系、自成一家之言的少数几位中国哲学大师之一。张岱年试图在中国传统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土壤中生长、发展出现代新唯物论哲学体系,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作出了独辟蹊径的探索。张岱年以科学理性的态度对待现代西方哲学和其他人类智慧成果,把坚持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统一起来;他所倡导的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基础和主导的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三流合一”、综合创新之路,在20世纪中国哲学发展史中虽然未能充分实现,但至今仍是中国哲学发展的正确方向和现实道路。     

解读“天人合一”

天人合一可以从天人感应,天人合德,人与自然相和谐统一等不同层面来理解其特定意蕴.西方文化强调天人相分,彰显的是认知理性精神,中国文化强调天人合一,凸现的是实践理性精神.天人合一观成为解决当前生态环境危机的指导性哲学依据.     

冯友兰对中西哲学差异之分析

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不同.西方哲学注重以理性的态度解释世界,以信神的态度看待人生.中国哲学缺乏认识论的兴趣和有神论的宗教信仰,侧重于张扬人类理性体认宇宙与人生本质.冯友兰认为,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不同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哲学意识与宗教情怀--超越精神的不同;主客对立与天人合一--宇宙态度的不同;正的方法与负的方法--哲学思辨智性的不同.     

生活论──哲学的未来形态

生活论是在消灭了阶级对抗的社会主义历史条件下，适应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要求而出现的一种新哲学，它既符合哲学发展规律，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新阶段。这种新哲学以保守的辩证法为其根本特征，把“和”（差异协同）当作自己的核心范畴和根本原则；其基本内容则由“人论”、“文化论”和“历史论”的三大部分构成。一在世界哲学典型的意义上，通观西方哲学从古到今的发展历史，我们可见，它的实际上经历了三大发展阶段——存在论，认识论和实践论。（－）存在论阶段西方哲学肇始于对存在问题的思考，由此形成了其最初形态—…     

荀学辨惑

许多年来，由于受“左”的风气的影响，有三股迷雾在荀学界飘荡着：一部分学者认为，荀子是“性恶论者”;另一部分学者认为，荀子是“天人相分”论者；还有人认为，荀子应当归属法家。对于这三股迷雾，很有澄清的必要：荀子既承认“人性有恶”,也承认“人性有善”,与“性恶论”无涉；荀子既有见于天人之分，也有见于天人之合，不是“天人相分”论者。荀子接着孔子讲，强调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并重，非但不是法家，而且对“以儒治国”有重大贡献。     

从“依傍”走向主体自觉——中国哲学史研究何以回归其自身

近百年来,中国哲学史研究,由谢无量的《中国哲学史》到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发生了由“中国的哲学”史到“西方哲学在中国”的历史转化,冯友兰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哲学史》是“西方哲学在中国”的经典之作。这一研究思路是“依傍”西方哲学的表格或框架到中国古籍中筛选资料填入已有的表格或框架中,是用西方这一特殊形态的哲学去剪裁中国这一特殊形态的哲学,中国哲学的主体性丧失了,中国哲学史变成了西方哲学在中国的发现史,学者们原想以此论证中国哲学的“合法性”,结果却导致更深层的“合法性”危机。由此,中国哲学史必须从“依傍”走向主体自觉,由“西方哲学在中国”的发现式研究回归到“中国的哲学”史即中国哲学固有义理逻辑展开历程的研究。     

从输入到创新:民国哲学发展线索之我见

民国时期的哲学思想，是20世纪中国哲学史上非常重要的时期。一方面，它完成了中国传统哲学向近代哲学的革命性转变，使中国哲学开始与世界哲学发展的趋向一致；另一方面，初步建构了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哲学体系，使中国哲学取得了与世界哲学对话的资格。民国时期的哲学，与晚清哲学的发展是一脉相承的，但又有其特色。它是在广泛输人、介绍和消化西方哲学的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的。这是一个由西方哲学的输人和消化，到逐步建构中国现代哲学的发展过程。民国成立以后，西方哲学在中国得到传播，到“五四”时期便形成了一个传播高潮。对此，贺麟…     

浅议“天人和谐”的中国古代法律观念

“天人和谐”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主要内容和最高目标。这一思想对中国古代的政治、文化、法律都有着十分深远的影响。本文就“天人和谐”的法律思想予以分析 ,说明在中国古代的法律制度上 ,诸如立法、司法及审判 ,都在印证着天与人相和谐的法律观念。     

论“天人之学”的内涵、价值与局限

“天人之学”是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议题,其丰富内涵主要通过先秦时代老子“人道法天”思想与庄子“人与天一”思想体现出来。要实现道家“天人之学”在当代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就要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其蕴含的当代价值作出揭示与阐发,对其存在的局限进行反思与批判,实现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一方面,道家“天人之学”蕴涵的哲学智慧对于我们今天正确看待、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反思西方人类中心主义弊端,都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与时代价值;另一方面,作为先秦时代的理论产物,“天人之学”存在的时代局限需要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加以审视和明辨,这既是优秀传统文化“两创”理念的内在要求,也是实现优秀传统文化“两创”的基础性工作。     

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来源新探

在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来源时，通常的说法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过程中，批判地继承了德国古典哲学的积极成果，主要是吸取了黑格尔哲学的“合理内核”即辩证法思想和费尔巴哈哲学的“基本内核”即唯物论思想。这种观点是不够全面的。它忽略了法国古典唯物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中的作用，也未能正确地表述费尔巴哈人本学唯物主义的地位。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两个理论来源：一是法国古典唯物主义；一是德国古典辩证法。法国古典唯物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脚点、出发点，是其“基质”；德国古典辩证法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了辩证法这一“灵魂”；费尔巴哈人本学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先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