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实与文质:《文心雕龙·情采》礼文义理研究

刘勰在《文心雕龙·情采》中融会礼文义理甚值得重视。礼文是礼学建立的文理,由言行举止,到服饰器物,都要求跟礼义相应。《周礼》所言"情"者,皆指为诚实义,唯有君子诚其意而能备之。郑玄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将情与实明确为君子的美质,也是作为"诚于中,形于外"的根本条件,这为刘勰将礼文义理移用于文论,铺设了桥梁,在《情采》中所见尤为明显。由此发现刘勰于《情采》所致力开发的,是一套为君子而设的立文之道。而且这些礼文观念实皆有得于郑注,因此若注意到刘勰融会礼文观念于文学理论,则同时应重视郑玄对于其中关键概念的诠释,是为礼文与文学开示了共同基础。     

王肃《诗》礼阐发与郑学之异

对于《诗经》中蕴含的礼学内容,王肃多能提出与郑玄相左的学术观点,不乏较郑说更为贴合诗旨者。这些经注除了运用礼制仪文注解诗歌外,还有部分涉及对礼义的认识与理解,它们在不破坏诗境的基础上阐发己意,体现出相对独立的见解。郑玄阐《诗》以《毛传》为依据,王肃则随文赋义,以贯通诗义为基础;郑玄笺《诗》善于以刻板礼制阐《诗》,而王肃在使用礼书或礼学知识阐释《诗经》时也不妨碍诗歌人情气息的表达;郑玄注《诗》以宗毛为主,王肃则以宗毛为前提兼采三家诗说;与郑玄“以礼说诗”相比,王肃对《诗经》礼学内容的阐释往往能够融合诗义与礼义,在释放诗歌情志的同时也注重表现礼的内涵。对于《诗经》礼学内容的阐释,郑、王二说呈现出不同的风格形式。郑玄将《诗》看作礼的衍生物,以礼为主、以《诗》为辅,而王肃的礼学精神则展示出一种强烈的“人间属性”,更突出对人情的关怀与对现实政治的实用性。     

学术史视域下的《仪礼》经文文法研究

《仪礼》的经文文法与《春秋》的"属辞比事"类似,同篇则上下相照,异篇则彼此互文,叙述修辞之中自有尊卑、轻重、详略、隆杀、吉凶、决嫌之义.这是由其内容性质决定的.《仪礼》经文体现了文、事、义三者的完美结合.郑玄的《仪礼》礼义建构的路径之一就是全面建立起《仪礼》经文文法诠释系统.此一点为魏晋南北朝经学诠释所吸收.清末礼学大儒曹元弼继顾炎武、凌廷堪、章学诚、陈澧等人之后,明确提出《仪礼》"经文例"概念,为清代礼学研究做出最后推进.重新审视《仪礼》经文文法,不仅符合礼学研究的学理,而且也是对经学研究固有传统的维护和推进.     

论清中期以来《礼经》凡例研究的学理路径

清中期以来,《礼经》研究主要从礼仪、礼器、礼义三个层面历时展开,《礼经》凡例研究在礼仪、礼器、礼义研究的逐次推进中不断走向新的境界。淩廷堪《礼经释例》的撰作成功,有深刻的学理发展逻辑,其以归纳方法为核心的科学精神,超越礼仪研究的领域,对后世礼学研究产生深远影响。清末陈澧思考乾嘉学术的历史渊源,总结前人研究《仪礼》有关分节、释例、绘图的成就,提示礼意研究新的领域。黄侃《礼学略说》接受陈澧的学术思想,建立礼文、礼具、礼意指向礼仪、礼器、礼义的礼学研究学术体系,建构“辨字读、析章句,审名义,求条例,括纲要”指向语言学、文献学、历史学、逻辑学、哲学的礼学研究方法体系,基本实现传统礼学的现代转型,《礼经》凡例研究成为传统礼学现代转型的关键环节之一。现代《礼经》研究著作中,礼仪研究如钱玄《仪礼向位解》《三礼通论·礼仪编》等,接续《礼经释例》继有创获;礼器研究如吴承仕《三礼名物》、钱玄《三礼名物通释》《三礼通论·名物编》,既具有“求条例”的凡例归纳特征,又具备现代历史学研究的特点;礼义研究在当代取得新的进展,郭超颖《仪礼郑注礼义发微》既具有凡例归纳的方法特征,又具备哲学思辨色彩。《礼经》凡例研究在历...     

以礼为正 ——《左传》中断语"礼也""非礼也"研究

"礼"为春秋时代评判个人、国家等行为主体的通行标准,在《左传》中即体现为"礼也"非礼也"断语的大量使用.《左传》以"礼"进行评判时遵循"常事不书"的原则,评判范围以人事中的政事为主而鬼神之事较少,吴、楚等国已纳入与中原诸国相同的价值评判体系中."礼也"非礼也"中所包含的"礼义"与"礼仪"之分,体现了春秋时代对于"礼"内在正当性、合理性的自觉探索,散发着强烈的政治实践理性色彩.     

以“尊卑”代“尊尊”——汉代儒学政制平议

先秦原始儒学本以礼学为核心,《春秋》为礼义之大宗。今文礼学"推士礼以致于天子",诸等级之间虽略有高低,却并不悬隔。古文礼学因此斥责今文礼学不知天子礼,由之将建构超绝性的天子之礼。因此,今古文礼学的差异,不在经书文本的今古文之异。古文礼学只是用古文礼经证明今文《仪礼》十七篇实为残本,但是,古文礼学的天子礼在古文礼经中也没有,而是出自《王史氏记》等传记文献中。传记文献的权威毕竟不够,于是,古文经学便以《春秋》为六经之首,居于礼上,发展出《春秋》稽合于律的学说,在《春秋》学内以《左传》压倒《公羊》《榖梁》,推崇《左传》深于君父之义,实则以秦制律令体系的"尊卑"取代了《春秋》的"尊尊"。刘歆晚年更进而提升《周官》一书的地位,以之为"周公致太平之迹",名之为《周礼》,开始了以周公取代孔子的经学重构。郑玄的经学体系就是这样一个以《周礼》为核心重构的体系,这一进程在西晋臻于极致。杜预注《左传》以《春秋》"五十凡"为周公所作,彻底以周公取代了孔子的经学至尊地位。西晋王朝以《周礼》体系撰制《晋律》,杜预为之作注,完成了礼律一体的王朝政教体系。     

发乎情，止乎礼义——论王实甫《西厢记》的主题思想

近几十年来关于王实甫《西厢记》思想的看法,基本上众口一词认为《西厢记》是反封建的。这种矛盾、含混的说法显示了人们在《西厢记》的主题思想认识上所处的困境,也透露了人们需要对《西厢记》的主题思想重新认识。在王实甫《西厢记》中,崔莺莺、张珙二人从相爱到结成婚姻经历了一个在"礼"的约束中挣扎、以"义"为支撑冲破"礼"的约束而结合,到最终结为婚姻——也就是回归"礼"的过程。这个过程包括"最初的情与礼的冲突"、"婚姻与礼的分裂和婚姻与义的结合"、"义与礼的冲突"、"冲破礼对心灵的束缚,走向情与义统一"、"情义与礼统一"五个重要步骤。通过这些情节安排王实甫《西厢记》清楚地展现示"发乎情、止乎礼义"的主题思想。     

“礼仪”与“礼义”考辨——兼谈当前礼仪教学与培训中对礼仪之“仪”的误解与误用

"礼"与"仪"原本不分的。"礼"是通过特定形式体现的特殊意义,"仪"是体现特殊意义的特定形式。形式与意义合二而一,形式本身就是意义,意义本身就是形式。"仪"就是"礼","礼"就是"仪"。当"仪"与"义"与"礼"相结合时,"礼仪"与"礼义"二词具有极大的相合之处,而不是今天人们所说的"仪"是形式,"义"是内含。一旦"仪"脱离了"礼",甚至背离了礼之义,即"礼"的基本精神,"仪"就褪变为虚伪的形式。所以在礼的本质方面,我们强调"以仁释礼";在礼的作用方面,我们强调"成人"——"成仁";在礼的特征方面,我们强调礼的无限性。这样,我们就把"礼仪"这一概念与当前学术界、特别是当前礼仪教学与培训方面所讲的"礼仪"完全区别开来。     

古籍校释:古音明而小学明——《墨子閒诂》“術令”及“情”“诚”通用示例

训诂,声音明而小学明。清代语文学巨大成就,得力于其古音学。《墨子閒诂》云,術令即《尚书·说命》,術与说、命与令皆音近相通,《礼记》作兌命。《史记》说字《索引》作悦,《汉书》作怵。据此,本文就命、令、術、术、怵、说、兑、悦八字,以上古音证之。又,《上同下》"中情将欲为仁义",孙诒让云"情""诚"通用。"实"亦"诚","请"即"情"字。鉴于"情"字涉及青、生、性、姓、星、争、净、静、稍、俏、烧、翘、枢、区各字,一并以上古音证之。     

早期道家著作中的“礼”与“理”

"礼"、"理"之辩,是中国思想史上持续数千年的话题。早期道家著作《老子》《庄子》中二字的用法,为二者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关系定下了基调。"礼"字已见于甲骨文,从春秋时期开始,"礼"被逐渐赋予了形而上的阐释。"理"字则罕见于战国以前的文字资料,直到战国中期,对"理"的理论化改造才展开。《老子》无"理"字。《老子》中的"礼"和"义"被分开,"礼"仅指外在仪式,属"下德"之末,距"道"最远。《庄子》继承了《老子》中"礼"字的用法,并沿着《老子》重视"礼"之内在情质的思路,抨击儒家拘守的"世俗之礼",主张安于"性命之情"。《庄子》引入了"理"概念,作为儒家式"礼"概念的对立面和替代品。《庄子》的"理"概念补足了老子"道"论缺环,从此"理"和"道"遂成为不同学派广泛采用的一对理论概念,产生了重要的理论回响。     

论《仪礼》及其特征

《仪礼》一书大约是在公元前5世纪中期到公元前4世纪中期这一百年中,由孔子的弟子、后学陆续撰写的。汉官学初立"五经"博士,三《礼》之《仪礼》占其一也。《仪礼》是三代以来礼之本经吗?《乐记》云:"三王异世,不相袭礼";皮锡瑞曰,三《礼》所载,皆周礼也。显然,《仪礼》不是三代相传固有的礼。《仪礼·聘礼》与《论语·乡党》文义有合,但礼意根本不同;《仪礼》与《诗经》《尚书》《易经》之"礼"亦无"公约数"。《仪礼》有自己之特征,《仪礼》所记乃鲁国地方性风俗习惯,其17篇多是鲁士大夫们生活情趣的写照。     

太子未亲参撰《文选》的“一个证据”说辩证——责《闲情赋》与录《神女》诸赋之矛盾不是问题

萧统编纂《文选》的录文"底线"是无"有伤风教",而于集陶渊明作品则强调"讽谏",即其责《闲情赋》而录《神女》诸赋,采用的是不同之价值取向。《文选》录诗文的取向与其序文所说合,而这二者与《陶渊明集序》间存在的差异同,故考察本研究的相关问题,需合观这三者。刘孝绰有"子渊淫靡,若女工之蠹;子云侈靡,异诗人之则"说,《文选》则录这两家之赋,即例以刘孝绰为《文选》实际编者说,更是"自相矛盾"。清水先生的"这是太子未亲自参加实际撰录的一个证据"说,实际上乃缘其一再之疏忽所致,不能成立。     

《春秋》《左传》经传关系析论

关于《春秋》与《左传》经传关系主要有两种对立的观点,即《左传》是否《春秋》之传。虽然《左传》解经不同于《公羊传》和《谷梁传》,但《春秋》和《左传》不是两本独立的书,《左传》也不是一本伪书,更不单纯是一本史书。参照《春秋》《公羊传》《谷梁传》,可知《左传》不仅"以义解经"、"以事解经",还"以礼解经"。     

王逸赋论的经学色彩

王逸的赋论是汉代赋论的一个重镇,成就主要表现在对屈原骚赋文本的论与评。受汉代赋学与经学互动的影响,王逸赋论充满经学色彩,这最集中地表现在他的三个赋论命题上,即"依托五经以立义"依《诗》取兴"独依诗人之义"。王逸的这三个命题共同说明王逸是依《诗》说赋的,《诗》乃赋的范本,赋的意义之源,是衡裁赋文价值的尺度。王逸赋论所依托之《诗》是《诗经》经学,故其依《诗》论赋本质上是用经学来绳律骚赋文本。王逸论赋的经学角度导致他对屈原其人其文的读解基本上都是错误的,但对中国经学对审美的文艺现象的思与说,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老子》“故大制不割”辨正

通行的王弼本《老子》第二十八章"故大制不割"一句误读至今。"故大制不割"中的"制",用的是"制"一词的本义,即截割木材义。"大制不割"的字面义即大手笔地截割木材(反而)是不割。"大制不割"四字格句型属于《老子》第七十八章论及的"正言若反"的表达形式。"故大制不割"作为第二十八章的小结句,其"大制"对应于前文的"朴散成器"之义,而"不割"则对应于前文的"圣人用之则为官长"之义,并且以"正言若反"的四字格形式表达了第二十八章朴散归朴的章旨。     

“以情悟道守理衷情”的文化意义(上)——三论《红楼梦》的创作主旨

《红楼梦》作者以贾宝玉这一艺术形象实践着警幻仙姑的嘱咐:"以情悟道,守理衷情"。以此警醒世人,从而起到补天的作用。《红楼梦》坚持"以情悟道",以情传道,是有志于道而又不得其位即"有命无运"的明清知识分子用小说批评朝政,教化民众而创作出的最为艳丽的文学奇葩。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古代社会中,走过了自己的独特的发展道路,创造了自己的迥异于西方的独特的伦理文化,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尚礼"精神追求。道与非道、义与非义、礼与非礼,构成中国古代文化矛盾冲突的主线。建立一个和谐有序的王道社会,不仅是中国古代儒家的主张,也是道家无为而治的理想模式。对这一理想的追求,是几千年中国知识阶层乃至广大民众一致的梦想。为了这个梦想,孔夫子在面对周王朝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时,提出了"克己复礼"的主张;同样,《红楼梦》作者面对满清的黑暗与腐败,提出了"以情悟道,守理衷情"作为社会改革的出路。这就是中华文化尚礼精神在中国文学中的具体体现。这就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不同之处。     

“以情悟道 守理衷情”的文化意义(下)——四论《红楼梦》的创作主旨

《红楼梦》作者以贾宝玉这一艺术形象实践着警幻仙姑的嘱咐:"以情悟道,守理衷情"。以此警醒世人,从而起到补天的作用。《红楼梦》坚持"以情悟道",以情传道,是有志于道而又不得其位即"有命无运"的明清知识分子用小说批评朝政,教化民众而创作出的最为艳丽的文学奇葩。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古代社会中,走过了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创造了自己迥异于西方的伦理文化,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尚礼"精神追求。道与非道、义与非义、礼与非礼,构成中国古代文化矛盾冲突的主线。建立一个和谐有序的王道社会,不仅是中国古代儒家的主张,也是道家无为而治的理想模式。对这一理想的追求,是几千年中国知识阶层乃至广大民众一致的梦想。为了这个梦想,孔夫子在面对周王朝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时,提出了"克己复礼"的主张;同样,《红楼梦》作者面对满清的黑暗与腐败,提出了"以情悟道,守理衷情"作为社会改革的出路。这就是中华文化尚礼精神在中国文学中的具体体现。这就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不同之处。     

“后羿射日”考(二)

在甲骨文中，后是司字的反写，即后司是一字，皆读si，周因於殷文才分为二字，后才读同后音，即《说文》所云：“后，继体君也。象人之形，施令以告四方，故厂之，从一口，发号者君后也。”这是周以后才具有的后字的字音、字义，即后字的“今音”、“今义”。     

从"诗亡隐志"章看孔门《诗》教的特点

上博简《孔子诗论》"诗亡隐志"章一直备受学界关注,论者甚多.此章可以说是《孔子诗论》的总纲,原文应释读为:"孔子曰:'诗亡隐志,乐亡隐情,文亡隐意.'""乐亡隐情""文亡隐意"统一于"诗亡隐志".诗是乐文一体的,情感表达主要靠乐曲,而意旨表达主要靠文辞.孔子论诗,乐文兼顾,情意并重,可以从诗类评论与诗篇评论两个层面得到验证."诗亡隐志"章是孔子《诗》学观的最高概括,对理解孔门《诗》教乃至中国古代诗学的"言志"传统具有重要意义.     

“别诗之原始,命赋之厥初”——荀赋析论

在赋学史上,荀子的《赋》是最早以赋名篇的,因而具有宗师的意味。荀子的《礼》、《知》、《云》、《蚕》、《箴》五赋,善用隐语,常常以设辞问答的方式描述某个事物或陈述某个对象;同时,荀赋以礼义之道统摄全篇,＂铺采文＂,极尽赋之铺陈叙述之体。荀赋开了咏物说理赋之先河,对汉赋问答体写作方式与＂铺采文＂的创作风格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