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边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修筑和“收买”天图铁路的斗争

从二十世纪初开始,日本帝国主义蓄谋吞并东北,再逐步实现变全中国为其殖民地的狂妄野心。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日本乘英、法、德忙于在欧州战争的机会,利用地理上邻近中国的优越地位,加紧其独霸中国的侵略活动,而夺取中国的铁路权益,是它实现这个野心的一个重要方面。为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维护铁路主权,中国人民进行了英勇斗争。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延边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修筑和“收买”天图铁路的斗争,则是其中光辉的一项。天图路是吉会铁路的末段,即指从天宝山经老头沟、铜佛寺、龙井到图们江岸的轻便铁路。全长二百零柒里,直接同朝鲜的会宁接轨的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延边的一条线     

和平共处原则的伟大生命力

前言今天世界范围内最重要的斗争是保卫和平、反对帝国主义战争政策的斗争。各国人民从过去两次世界大战惨重的牺牲与巨大的灾难中已经取得了沉痛的经验。帝国主义造成的罪恶战争曾经毁掉了他们的家园,吞灭了他们的生活乐趣,夺去了他们亲友的宝贵生命。他们清楚地认识到,今后发生的战争将会给人类带来可怕的难以估量的后果。因此,保卫和平,反对侵略战争,反对殖民统治,反对帝国主义干涉他国内政,要求不同社会制度     

“九·一八”事变及东北人民抗日斗争述评

一、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是预谋已久的侵略行动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决不是偶然的。这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结果。列宁早就指出过，帝国主义是战争的根源，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当日本成为资本主义的军事帝国后，便开始疯狂地对外掠夺。日本帝国主义素怀侵略中国之野心，他们乘帝国主义列强为争夺殖民地而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无暇东顾之机，发动了侵华战争。其主要目标是中国的东北，日本清楚，东北地域辽阔，土地肥沃，有丰富的地下资源，这对于资源贫乏，地域狭小而人口众多的日本来说，是一块不可多得的宝地。…     

略论中国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

中国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一次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同时又是积极支援和配合世界各国人民反对国际法西斯侵略的正义战争。从世界人民反法西斯侵略的抵抗运动方面来看,是中国人民第一个举起了武装反侵略斗争的义旗。中国作为反法西斯同盟国之一,是亚洲反对日本侵略者的主要国家,中国战场是开辟最早,结束最晚,中间从未停止过的战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对于打击日本侵略势力,延缓战争的进一步扩大;对于牵制日本帝国主义的力量,支持苏联的抗德战争,支持英美的对日作战,以及对于最终打败日本法西斯,胜利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等方面,都起了不容贬低和抹煞的巨大作用。     

历史不容篡改──论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必然性

１９３７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有其历史必然性。本文从日本明治维新后对外侵略扩张政策的发展、其近代的政权结构和“七·七事变”前后的有关历史论述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是必然的，而并不像日本某些人所说是“突然发生的”。     

东京审判与“帕尔神话”

东京审判是战后对日本战争犯罪的总决算,意在通过惩治战争犯罪,防止历史悲剧重演。东京审判具有充分的法律依据,其管辖权中"破坏和平罪"和"反人道罪"的设立,既是对传统国际法的继承,也是对国际法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而帕尔在其个人意见书中对全体被告的无罪判定,既是对罪刑法定原则的固守,更是缘于其民族主义的政治偏见和东西方对立的意识形态偏见,以及对共产主义的仇视,缺乏科学性和合理性。日本右翼夸大渲染帕尔个人意见,创造了"帕尔神话",意在借此否定日本侵略战争的历史性质。因此,应该以发展的眼光看待东京审判,不仅要看到其对传统国际法的继承,更要到其对未来国际法发展的贡献。     

“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初探

中国与日本,是一衣带水的友好邻邦,两国人民有着悠久而传统的友谊。即使在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时,日本人民也是反对法西斯、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的。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抗日战场上,就曾活跃着一支日本人民的反战组织——“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     

论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在审判实践中的地位和作用

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在审判实践中的地位和作用是法学界长期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然而 ,把法律真实和客观真实的任一方面作为案件审理的惟一依据都是失之偏颇的。因为 ,客观真实是源、是本质、是决定因素 ,法律真实是流、是现象、是被决定因素 ;客观真实是法官追寻的终极目标 ,而法律真实是法官追寻终极目标的桥梁。就此而言 ,在审判实践中我们既要反对只重视法律真实的证据化倾向 ,又要反对只重视客观真实而忽视法律真实的客观化倾向     

1915年新加坡的印度士兵起义与沙皇俄国

1914年8月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帝国主义两大军事政治集团之间进行的非正义的、掠夺性的、帝国主义的战争。帝国主义列强把东方各国被压迫民族拖进战争的火海,这进一步激起东方各族人民对帝国主义的仇恨,唤醒他们投身民族解放运动的伟大斗争。1915年驻新加坡的英辖印度军队第五轻步兵团的武装起义,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出现的一场反对英帝国主义殖民统治、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革命斗争。对于这次起     

三十年代初延边地区抗日斗争与延边战场上的中日友谊

三十年代初期的东满根握地是东北抗日势力的主要根握地,也是日本帝主义与东北抗日势力的主要战场之一。但是在东满根握地保工战中也出现了日本人民支援延边抗日战争的壮丽事迹。我们认为日本人民的如此壮举并非偶然。它是日本人民反对法西斯,反对侵略,反对战争运动在延边地区的继续,又是延边人民抗日斗争的必然。我们从日本国内的反战运动,日本帝国主义在延边的罪行,延边人民抗日斗争等几     

试析战后初期美国远东战略与日本战争赔偿

根据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战败的日本理应向战胜国进行战争赔偿,这不仅是对受害国的一种经济补偿,也是对日本军国主义应有的一种惩罚。事实上,日本并没有进行真正意义上的战争赔偿。战后由于美国远东战略的变化,美国对日战争赔偿政策也随之改变,日本战争赔偿最终似是而非地解决。这不仅使日本逃脱了战争赔偿,而且也逃脱了发动侵略战争应负的责任。     

战争罪责岂能转嫁——驳日本右翼的“英美与日本同罪史观”

日本右翼势力认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争责任问题上"英美与日本同罪".其实质是割断历史、混淆界限,为日本的战争罪责开脱.英美在历史上有罪,但与日本不同罪,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责任已成为历史的铁案.先有"重庆大轰炸"后有"东京大轰炸".原子弹空袭"被害史观"的实质是抹杀日本的"加害"责任.对中国而言,日本与英美--法西斯国家与民主国家、战时中国的敌与友岂能相提并论.     

论日本昭和天皇裕仁的战争责任－－兼驳日本右翼“天皇无罪史观”

昭和天皇裕仁是日本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天皇。其在位期间 ,日本发动了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裕仁的战争责任 ,战后日本主流社会一直讳莫如深。事实上 ,裕仁并非和平君主而是战争罪魁。《大日本帝国宪法》赋予了裕仁皇权的绝对性。在裕仁的指导和纵容下 ,日本发动了侵略中国的“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和全面侵华战争 ,进而发动了太平洋战争。裕仁与一系列的战争暴行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裕仁还人为地延迟了战争的结束。天皇制的存在 ,成为日本右翼否定侵略战争罪责的免罪符 ,成为其颠倒黑白、歪曲历史的社会基础。     

论日本军国主义教育及其影响

在军国主义教育下,日本民众一度积极支持日本政府的对外侵略战争,并把参与这种战争直至战死,看作是一种“伟大”的“爱国”表现。正是在军国主义教育的影响下,日军对占领地民众施加了各种暴行,而日军官兵对自己所犯的种种暴行,却丝毫没有犯罪感。抗日战争早已结束,但军国主义并未因此而终结,它对战后日本社会各方面有着深远的影响。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活动频繁,形形色色为侵略战争开脱的奇谈怪论此起彼伏,翻案的鼓噪甚嚣尘上,日本军国主义已经成为中日两国关系发展中的桎梏。     

20世纪五十年代中国对日本战犯的审判与释放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国民政府曾对日本战犯本着宽大的原则进行过审判,但是由于二战后美苏之间冷战的蔓延以及中国内战的缘故,日本战犯问题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仍关押着日本战争犯罪分子1109人。由于国际形势的缓和、改善中日关系的需要以及侦讯工作的结束,1956年中国政府对日本战犯进行了审判并予以分批释放。处理战犯不仅是法律问题,而且是有关国际斗争的政治问题,是为了争取日本的需要。尽管宽释日本战犯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从总体而言并未达到预期目的。由此也说明,一项对外政策成功与否是建立在对对方国真正了解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良好愿望上。况且,在现实的国际政治中,宽容必须借助于实力才会收到预期的效果。     

论彭真与《抗敌报》

《抗敌报》是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的重要报刊。彭真作为边区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对于《抗敌报》的成长壮大给予了足够的关怀和重视,既下大力解决报社各方面遇到的实际困难,又对加强党对报纸的领导、保证报纸正确的舆论导向、真实反映民意等诸多方面倾注了大量心血和精力,从而使《抗敌报》得以在艰苦卓绝的敌后抗战环境中生存下来井成长为边区舆论界的旗帜,为晋察冀边区的各项建设事业和坚持敌后抗战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灵魂扭曲到军事冒险：日本“皇国史观”的危害——基于四川省建川博物馆藏侵华日军家书的研究

从建川博物馆藏侵华日军家书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日本政府大肆宣扬的皇国史观,其危害十分巨大。皇国史观的泛滥,使得日本国民灵魂扭曲,无法形成正确的是非观念,只是一味心甘情愿地为天皇效力。在皇国史观的支配之下,随着举国皆兵之制的建立,日本走上了为皇国而战的对外扩张道路,给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造成了深重灾难。从宣扬皇国史观开始,到建立举国皆兵的体制,直至对外疯狂发动侵略战争,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发展轨迹。对日本安倍政府从修改历史教科书到解禁集体自卫权等一系列危险举动,国际社会必须予以高度重视,让日本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的历史悲剧不再重演。       

安部公房短篇小说《红色的蚕茧》探析

日本战后文学派的代表作家安部公房在小说《红色的蚕茧》中，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异化现象，人的存在的不舍理性这种病态、畸形的社会现状。小说中的几个主要象征性事物：“无‘家’可归的‘我”’、“女人的‘笑’脸”、“手持棍棒的‘他”’、“红色的蚕茧”及“发现蚕茧的他和孩子的玩具箱”，影射了战后的日本人对日本前途的迷茫、悲观绝望、孤独无助的普遍心理状态及人与人之间的虚伪和冷漠，影射了战后日本社会的种种不合理制度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及精神生活都得不到保障：使人民处于更加悲惨的境地。     

远东审判定论不容篡改

发动侵略战争、破坏世界和平、违反人道主义、践踏基本人权的战争罪犯是全人类的公敌。二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依法对日本甲级战犯进行了合法、公正的审判,确立了策划、发动侵略战争及参与战争的犯罪者必须承担个人战争责任的国际法原则。日本部分人从狭隘的民族史观出发,企图为战犯翻案。这股否认历史的暗潮对日本政局的走向以及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产生了消极影响。日本要想得到周边国家和国际社会的信任,作出更大的国际贡献,就必须正确认识侵略历史,对战争罪行和战争遗留问题彻底清算。     

1945年日本对苏外交失败述评

二战结束在即，在内外交困的情势之下，铃木内阁上台。在结束战争的方式上，日本寄希望于通过苏联从中斡旋达到体面的求和，以东乡茂德为首的主和派由此而展开了一系列外交努力。先是通过与苏联驻日大使马立克的接触表达日本政府意欲通过苏联调停的意向，后又有意派遣特使赴苏联代表天皇和苏联谈判，准备以大幅度领土利益上的舍却为代价，换取苏联的居间中立，不参加对日作战。苏联早在雅尔塔会议时期间，已经得到罗斯福若干承诺，并答应美英两国欧洲战事结束后将在远东战场上对日作战。最终，8月8日苏联对日的一纸宣战书，使日本对其寄予的希望成为泡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