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谣谚》中第一人称代词考察

〈古谣谚〉主要辑录了自先秦至明代的谣谚.该书为人们考察一些古代语言现象的演变提供了很好的语料.书中的第一人称代词主要有＂我＂、＂吾＂、＂余＂、＂予＂、＂侬＂.其中,＂我＂使用的数量最高,＂吾＂排第二,其余依次为＂子＂、＂余＂、＂侬＂.从句法功能看,〈古谣谚〉中＂我＂可以作主语、宾语、定语、同位语、兼语;而＂吾＂只用于主语、定语;＂予＂既可作主语,又可作宾语和定语;＂余＂可作主语、宾语、定语、兼语;＂侬＂只是作定语和介词＂为＂的宾语.从称数来看,＂我＂、＂吾＂单、复数都有使用,＂余＂、＂予＂、＂侬＂则多用于单数.本书中,＂我＂字的句法功能不管是使用数量上还是功能的完备上明显较其他的第一人称代词更为广泛.     

虚指性间接宾语“他”的虚化机制

第三人称代词"他"的产生是由作定语时主要用来指别中心语"人",后来发展到单独指别"人",这是从指别功能的多样性向指别功能的单一性转变,而这种指别程度要低于第一人称代词"我"和第二人称代词"你",因此可以用于"远指",这种"远指"功能是"他"得以虚化的语义基础。虚指性间接宾语"他"虚化必须具备四个句法语义条件。     

大荔方言三身人称代词的语法形态特征

大荔方言不同的三身人称代词在自身的语法系统中相对立,有各自的价值。大荔方言三身代词单、复数的区别是通过声调变化区别的,这种人称代词的单、复数声调变化可以说是属于＂广义形态＂的,它只构成词汇上单、复数的对立,但不能表达具体的语法结构关系。大荔方言的人称代词在主语、宾语和定语、同位语等不同的句法位置上有不同的形态表现,形态变化是通过声调加以区别的,这种形态变化是语法功能的体现。     

《论语》中的第一人称代词

本文对《论语》中的第一人称代词进行定性和定量的分析,并从使用对象、句法功能、称数三个方面对第一人称代词“吾”“我”“予”“朕”进行具体的讨论和研究,以考察它们在这三个方面所呈现的差异及其原因。     

基于语料库的“随意”和“随便”句法比较研究

"随意"和"随便"是汉语中一组常用的近义词。文章基于北大语料库,从词语搭配和句法功能两方面对二者进行了定量考察。通过比较发现,二者右搭配词语的差异性比左搭配词语的差异性显著。具体而言,二者右搭配动词与左搭配能愿动词或程度副词时差异较大。句法功能方面,二者作形容词时较为相似,都可在句中充当主语、谓语、宾语、定语、状语和补语,但当"随便"用作连词或动词时,二者句法功能差异较大;二者在句中充当句法成分时,具有一定的倾向性,主要充当状语和谓语,很少充当宾语。     

旁指代词的句法位置考察

旁指代词按照占据句法位置的情况,可以分成体词性的和加词性的两类。旁指代词不仅句法位置上存在着差异,在不同的句法位置上出现的频率也不一致。旁指代词都可以做定语而且比例颇高,超过了主语、宾语和状语之和,“其他”和“旁的”的比例尤为突出。“其他”、“其余”、“旁的”、“别的”做主语、宾语的比例不高,说明称代功能不占优势,指示功能才是它们的主要功能。     

战国时期楚方言第一人称代词系统研究

战国时期楚方言中的第一人称代词系统比较复杂,通过对战国时期《楚辞》以及楚地出土战国文献资料的整理与统计,发现战国时期楚方言中第一人称代词有“我”、“吾”、“余（予）”、“朕”,论文分析了它们在使用频率、称数、句法功能以及谦敬功能方面的特点。     

定语位置上名词的句法表现及其语义特征

文章根据定语和中心语之间的语义关系,把定语位置上的名词分为领属定语和属性定语两类.二者在句法表现和语义特征上存在着明显的对立:领属定语句法上表现为能前加名量词,能受形容词、区别词、名词等定语的修饰,语义上显现出空间义、有指义、外延义;属性定语与之相反,句法上表现为不能前加名量词,不受形容词、区别词、名词等定语的修饰,语义上显现出性质义、无指义、内涵义.文章还指出,做定语不是名词的典型句法功能,而是名词非范畴化的结果.     

修饰语形容词语义指向分析

形容词作定语时修饰主语或宾语,在句法上与其中心语构成直接成分;形容词作状语时修饰谓语,在句法上与谓语构成直接成分.但在语义平面上,定语形容词的语义不仅指向其中心语,还指向句内的其它成分或句外成分;状语形容词的语义不仅指向谓语,还指向句子中的主语、宾语等体词性成分,形成了一种句法与语义相悖的结构.作定语和状语的同一形容词虽语义指向相同,但所表达的主观意义不同,修饰语形容词语义指向的不同是人类认知模式的反映.     

英语形容词定语的前置与后置

按其句法功能,语法家把英语的形容词划分为两大类,即定语形容词(Attributiveadjective)和表语形容词(Predicative adjective),并且指出:1、大多数形容词兼有定语形容词和表语形容词双重功能,既可作定语用来修饰和说明名词或代词,又可充当句子的表语(包括作宾语补足语)。2、某些形容词(即predicative adjective)     

现代汉语人称代词的一些活用形式及其修辞色彩

人称代词是代替人或事物的名称的。如“我”代表说话者本人,是常用的第一人称;“你”代表听话的人,即通称的第二人称;“他”代表说话人和听话人以外的人,是第三人称。人称代词加上“们”,就构成复数形式。人称代词代替名词,它跟名词一样,可以在句中充当主语、宾语、定语和复合谓语,等等。人称代词具有广泛的概括性和相当的灵活性,“我”、     

谈“相”的代词用法

由副词的意义发展而来,“相”具有了代词的特点,可代指第一人称、第二人称、第三人称.语法上相当于代词作宾语前置之状况,代词作前置宾语自有其因,同样,“相”作宾语亦有其由.而且“相”具有代词的其他属性.     

上古第一人称代词“吾”、“我”浅谈

上古人称代词历来是有争议的问题,瑞典汉学家高本汉提出的格位说,对国内研究代词影响颇大。胡适《吾我篇》一文,更具体地提出上古第一人称代词“吾”、“我”的用法问题。本文根据从《十三经》中收集的资料,分析“吾”、“我”在上古时期运用的特点。以期对此问题的解决,作些铺石工作。 “吾”、“我”上古时期读音相近,同属于(?)系,吾(?),我(?),声母相同,韵母相近,且两字都作为第一人称代词出现在上古。一种语言中同时存在两个基本相同的词是没有必要的,那么“吾”、“我”究竟有什么区别,下面分别谈谈。     

元明汉语介词短语句法功能分析

元明汉语介词短语在句中主要作谓语动词的状语或补语,在一定条件下还可以作定语、主语和宾语。元明介词短语与《红楼梦》和现代汉语相比较,其状语和定语功能呈现增长趋势,补语表现出下降的态势。影响介词短语句法功能变化的因素,主要有介词短语的句法位置、介词成员的兴替和语言接触等主要因素,其中介词短语句法位置的变化是其最主要的因素。     

再谈“很多”与“很少”

从句法和语义两方面探讨了为什么＂很多＂不能作状语而＂很少＂能、＂很多＂能作定语而＂很少＂一般不能的现象，并认为＂很多＂与＂很少＂虽同具谓词性但前者有体词性而无副词性，后者有副调性而无体词性，二者不仅在功能分布上不一样，而且在语义上也根本不能构成相互矛盾而又相互依存的反义组。     

《左传》“基点前时”词语研究

本文对《左传》中用以表示＂基点前时＂的词语进行了考察。研究表明,《左传》＂基点前时＂词语可分为两类,一类表示基于说话时间的＂过去时＂,另一类则表示基于旁白所系纪年的＂相对过去时＂。表示＂过去时＂的时间词语存在意义上的细微差别。从句法功能上看,表示＂基点前时＂的时间词语可以在句中充当状语、定语、宾语或介词宾语。     

“乃父”究竟是谁的父亲

＂乃父＂究竟是指谁的父亲,看似简单,其实是相当复杂的,需要依据具体的语境和上下文来确定。它既可能是指＂你（们）的父亲＂,也可能是指＂他（们）的父亲＂或＂她（们）的父亲＂,还有可能是指＂我（们）的父亲＂。因为＂乃＂作人称代词时,是灵活多变的,可以用作第一人称代词,也可以用作第二人称代词,还可以用作第三人称代词。而＂乃＂作第一人称代词和第三人称代词的用法,常常被忽略。     

三国汉译佛经中的第一人称代词

三国汉译佛经中的第一人称代词较之东汉有了一些变化:新出现了三个复数形式:“我等辈”、“我曹等”和“吾等辈”。三国佛经仍有三个第一人称代词单数形式:“我”、“吾”和“余”。然而根据统计、比较,“我”占据着绝对优势;“吾”虽有用例,然而在口语中已很少用;“余”已基本上在口语中消失。     

汉语第一人称代词的历史演变

古汉语中的第一人称代词主要有“吾、我、余（予）、朕、印、台”几个,在不断地发展演变后“我”在现代汉语第一人称代词中占据了主体地位.汉语语言历时长久,第一人称代词从古至今在数量、称数、格各方面都经历了深刻的发展变化。     

粘合式极性程度补语的共性与个性

充当粘合式极性程度补语的词语存在着典型成员、次典型成员及非典型成员的等级差异,其语义的共性表现为都表高程度义、语义虚化等特点,但它们在语义的程度表现上却呈现出级差性的个性特点。语法的共性表现为没有否定形式、其述程式可以充当谓语、定语或状语等句法成分,其后是否可带宾语是其语法个性的表现。语用的共性主要表现为具有程度的凸显功能,但同时又有主客观不同色彩等个性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