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策理性简论

决策理性是人类认识过程中继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之后的又一基本环节，是理论理性走向实践的关键，是理性发展的最高阶段。科学的合理的决策理性应有的本质规定：１决策理性是目的性与规律性的统一；２决策理性是情与理的统一；３决策理性是价值性与工具性的统一。决策理性的构成依据四个尺度：１客体尺度，主要解决决策的合规律性问题；２主体尺度，主要解决决策的合目的性问题；３技术尺度，主要解决决策的合可行性问题；４社会尺度，主要解决决策的合规范性问题     

"科技理性"的伦理困惑与科技决策的价值选择

伴随着近代科技的迅猛发展,出现了科学技术的研究、开发与应用所带来的社会后果与生态效果难以预测,"科技理性"的高度膨胀导致人性的碎片化、消费主义的泛滥以及人与自然生命本体背离的问题.科技规划的制定与科技决策的施行作为指引科技理性发展的关键环节,理应引进公众参与机制.推进科技决策的科学化与民主化,是弥补科技理性发展的不足,实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合理对接,建构科学与社会发展的良性互动机制的关键.     

行政決策中理性論辯的價値追尋與實現路徑——基于论辩式民主的视角

理性论辩是行政决策民主化的具体体现.西方政治具有论辩式民主的历史传统,到现代社会逐渐应用到行政决策中,并使其规则化、制度化,菲利普·佩迪特的论述将其价值进一步发掘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理论.相比之下,我国行政决策却存在着论辩缺位和价值迷失的问题,这容易导致决策民主化流于形式.可从理性论辩的价值、程序、规则、过程等四个方面探讨理性论辩在我国行政决策中的实现路径.     

行政决策中理性论辩的价值追寻与实现路径——基于论辩式民主的视角

理性论辩是行政决策民主化的具体体现。西方政治具有论辩式民主的历史传统,到现代社会逐渐应用到行政决策中,并使其规则化、制度化,菲利普.佩迪特的论述将其价值进一步发掘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理论。相比之下,我国行政决策却存在着论辩缺位和价值迷失的问题,这容易导致决策民主化流于形式。可从理性论辩的价值、程序、规则、过程等四个方面探讨理性论辩在我国行政决策中的实现路径。     

从政府理性到公共理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性路径分析

政府理性是指政府整合国家与社会的机制与能力。如同其他社会行为主体一样,政府理性也是一种工具理性,它是一种不完全理性,或称有限理性。现代政府理性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执政党的理性活动表现出来的。公共理性是横跨国家理性、政党理性、利益集团理性和个人理性,并以成熟自律的公民社会为基础的利益整合的机制和能力。作为公共领域中的现代公共理性应成为沟通、协调和统一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个人理性与国家(政府)理性,大众理性与精英理性的中介与桥梁。在现代社会里,政府理性只有置于公共领域的监督和批判之下,其决策和管理才能在更大的程度上体现公共理性,即决策和管理具有公共性、民意性、正当性和合法性。公共领域、公民社会的呵护与培育,社会行为主体理性的公共化,现代公民意识、公民能力的培养与提升,现代法治国家的制度建设是现代政府理性由个体理性走向公共理性进程中的有效路径,也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构的必由之路。     

政策模型若干问题研究

政策模型演进的基本路径是理性模型—有限理性模型—行为决策理论.由决策的理想设计到现实描述,再追踪到决策误差的心理学解释,表明社会科学研究深化的最终方向是研究人的社会心理状况,这也同时表明行为学研究在社会科学中的核心地位.政策模型的演变,循着单一目标模型到多目标模型的发展,由研究确定状况下的决策行为到不确定性状况下决策行为的转变,反映了政策环境向后现代转变的社会状况,也体现出管理智慧的变化.     

政府决策理性及其对村民自治政策设计的影响

政府的决策理性最终趋向于实现经济与政治双重效用最大化。就村民自治政策而言,政府的决策理性主要从民主取向和治理取向这两个维度来设计村民自治政策的。但是,是民主取向为主还是治理取向为主,抑或是两者兼而有之,是一个复杂难辨的理论问题。我们的研究结论是,政府试图通过推进乡村民主化进程来达到有效治理乡村社会的根本目的。其取向是工具理性的,但过程却包含了价值理性的成分。     

公共理性与我国社会群体性事件

价值多元化是现代社会的基本事实,若任其多元价值无限度冲突就不会有一个稳定、有序的社会。一个稳定、有序的社会要求公共理性成为社会基本价值观,对话、讨论、沟通是体现这种价值观的具体方法和程序,是公共决策的合法基础。公共理性缺失是导致我国社会群体性事件频发的重要原因之一。     

理性对公共政策决策责任的双重解读

人类的理性可以划分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两种形态。在对公共政策决策责任的解读中,由于工具理性的越位,导致理解上的偏颇。呼唤价值理性的回归,对公共政策决策责任进行科学界定,是人类理性面临的重要任务。工具理性对客观制度性责任的把握和价值理性对主观伦理性责任的把握,由于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侵犯而割裂。客观制度性责任的主观化和主观伦理性责任的客观化,开拓了理性对公共政策决策责任双重解读的根本途径。     

《包法利夫人》的价值理性取向与社会建构

<包法利夫人>表达了福楼拜对中产阶级的尖锐讽刺,对精神贫乏这一社会现象的极大关注,以及他对抗社会的心态.如果按照马克思·韦伯对人类理性类型的划分,他的小说是对价值理性的追求,因为价值理性与另一种理性类型--工具理性的区别在于它追求终极价值的实现.在表象上,这种对价值理性求索与社会形成了对峙,但在本质上却是社会建构的动力与意义.今天,探讨这部小说价值理性取向的社会现实意义就在于,能够在<包法利夫人>看似遥远的镜像下找到彻底照亮现代中国转型社会的反讽和抒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