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如何正确借鉴西方社会民主党的治党治国经验

西方社会民主党是世界政坛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中国共产党借鉴西方社会民主党丰富的执政经验是十分必要的.中国共产党必须以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态度和胸怀,实事求是地分析影响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关系近一个世纪的历史分岐问题,扫除思想障碍;必须把握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的意识形态差异,旗帜鲜明地坚持自己的意识形态,同时也允许社会民主党坚持他们的意识形态.这样才能正确借鉴西方社会民主党经过实践检验了的先进的治党治国之策.     

“文化冷战斗士”——历史学家小施莱辛格的“第二种身份”

历史学家小阿瑟·施莱辛格在冷战期间的重要身份是“文化冷战斗士”。这主要体现在他对“反共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共识的塑造和同新“左派”史学家威廉·A·威廉斯的论战上。这种政治活动分子的身份及其强烈的意识形态取向,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小施莱辛格史学的客观超然性。     

东欧社会民主党与共产党相互转化及苏联影响之比较

194 8年 ,罗马尼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和波兰社会民主党 (或社会党 )纷纷与共产党合并 ,出现了社会民主党历史上的第二次共产党化。然而 ,历史常常会嘲弄人。 4 0多年后 ,这一“多米诺骨牌”现象再次发生 ,却是这些国家的共产党不约而同地“社会民主党化”。在这两次转化中 ,苏联都曾发挥过极为重要的影响。因而 ,本文试图对上述转化以及苏联的影响进行分析比较     

“第三条道路”与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新趋势

90年代中期以后 ,一个又一个的西方国家组成了以社会民主党为首的左翼政府 ,并声称走“第三条道路” ,从而形成了全球范围内具有较大影响的社会思潮。“第三条道路”是社会民主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进行的一种理论和政策调整。要认识这一思潮 ,必须结合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新情况、新发展 ;要分析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新趋势 ,也必须结合这一思潮加以认识     

齐泽克：意识形态的三种形态及其幽灵

在对意识形态的整体阐述中,齐泽克区分了三种形态的意识形态:自在的意识形态,也就是作为“观念复合体的意识形态”;自为的意识形态,也就是“以物质形式存在的意识形态”;自在自为的意识形态。并一再强调了意识形态的幽灵之所在:意识形态如幽灵一般作用于我们,我们力图走出一种意识形态的非意识形态努力,恰恰是在步入另一种意识形态。齐泽克对意识形态三种形态的描述可看作是他的“意识形态幻象”说的理论前提。     

“第三条道路”价值观时代背景透析

20世纪90年代后期西方国家流行的“第三条道路”价值观,是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为了迎接当今经济全球化等挑战而作出的理论变革和价值观念更新,是一种面向新世纪的“新政治”。“第三条道路”倡导的价值观变革具有深厚的时代背景和深刻的现实依据：基本前提是全球化对西方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提出的新挑战;阶级基础是西方社会结构和阶层结构的深刻变化;思想基础是冷战结束提出的更新理论纲领的新要求;现实依据是西方社会民主党竞选执政的迫切需要。     

析列宁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观

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发展了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赋予意识形态以“肯定”内涵,不仅提出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科学的意识形态”等概念,而且在其经典文本中还蕴含着丰富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思想.这些思想可概括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在革命和建设中是必要的,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的内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者应当是“革命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及广大人民教师,受教育者是“千百万劳动者”;灌输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的基本方法,意识形态教育要遵守教育联系政治原则、理论联系实际原则、教育与物质利益相结合的原则、教育的层次性原则;青年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的重点人群;“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的重要实践形式等.     

析“新中产阶级”理论和社会民主党的竞选

当代西欧社会民主党的“新中产阶级”理讨从本质上讲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结构观(关于这个问题,我已在“‘新中产阶级’理论初析”一文中作了分析,见《成都师专学报》91年1期)。在当今资本主义多党竞争体制中,这一理论为西欧社会民主党参加竞选,保证实力地位提供了理论依据。本文拟就此作些分析。     

伯恩施坦与《社会民主党人报》

众所周知,伯恩施坦是修正主义的鼻祖。伯恩施坦作为苏黎世“三人团”的成员和《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发表前后的历史,都是人们所熟悉的。但是,对伯恩施坦主编《社会民主党人报》期间的活动,则往往被人们所忽视。怎样评价伯思施坦这一段历     

普列汉诺夫“工会中立”论及卢森堡对其批驳

在社会民主党内,普列汉诺夫系统阐述了“工会中立”论,这一论点是第二国际时期关于社会民主党与工会关系的错误表达,它基于政党与工会的不同性质和不同分工,其后果导致无产阶级政党放弃对工会的领导权.普列汉诺夫的“工会中立”论受到了卢森堡的严厉批驳.卢森堡揭示了“工会中立”论的错误的理论根源和严重的实践后果.然而,理论上的不彻底使得卢森堡无力扭转第二国际中后期社会民主党的积极性作为逐渐弱化、工人阶级运动逐渐低落的趋势.     

论宪法的意识形态属性

宪法具有意识形态属性.作为立宪的“粘合剂”,尽管有本质不同,但无论是资本主义宪法语境中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宗教进路的意识形态,还是社会主义宪法语境中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都在凝聚认同的过程中扮演极其重要的角色;作为行宪的“整合机制”,通过结构整合和价值整合,意识形态为宪法实施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作为违宪审查的“背景规范”,意识形态影响违宪审查制度的确立与运作、违宪审查模式的选择.中国宪法文本在序言中明确表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等意识形态,宪法正文也隐性渗入了意识形态元素,形成前后呼应的规则体系.宪法解释不能回避意识形态.     

“自发分工”逻辑建构与意识形态“存在论”策反

意识形态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该理论的形成和唯物史观的创立是同一过程的两个不同侧面.在这一过程中,“自发分工”起着尤为重要的作用.通过“自发分工”的逻辑建构,马克思在存在论层面上阐述了意识形态产生、形成和终结的过程,实现了意识形态的“存在论”策反.马克思认为,作为虚假意识的意识形态:它源起于“自发分工”;它的真正内涵是“活动”;它没有自己独立发展的历史;它的终结之途径是“革命”而非“批判”.     

哲学“幻想”、意识形态“常识”与政治“实践”——葛兰西、柯尔施与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比较研究

葛兰西和柯尔施的意识形态理论,是通过其关于哲学的“幻想”、意识形态“常识”以及政治“实践”等范畴和思想而得以体现的。在哲学“幻想”中,他们通过对哲学以及哲学与意识形态关系等问题的探讨,对庸俗唯物主义哲学的各种思潮和表现进行了批判,并在此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出了自己的理解,即实践哲学式的理解范式;在意识形态“常识”中,他们通过对“常识”等日常心理和思维因素的分析,提出了意识形态理论探索的新维度,即文化和具体层面的意识形态问题,这也是他们对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一次西方马克思主义式的阐释;在政治“实践”中,他们通过对“市民社会”、霸权、政治与意识形态(主要是上层建筑与基础)之间的关系问题以及政党和知识分子等问题的探讨,从社会学、政治学和历史学的角度进一步阐述了他们的实践哲学思想。     

齐泽克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观之比较

齐泽克赞扬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征兆性”批判,又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进行了反思批评。具体来说,齐泽克反对马克思主义将意识形态界定为“虚假意识”,认为该界定仍是从“知性”出发去理解意识形态。并认为意识形态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所理解的必将灭亡的“社会意识”,更是结构主义意义上的“社会存在”。而且齐泽克更注重意识形态的精神分析层面。二者的不同还体现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是“否定的意识形态”,而齐泽克意识形态理论主要是“描述意义上的意识形态”。     

西欧社会民主党执政的历史回顾与前景展望

二战后西欧社会民主党多次赢得大选,走上执政舞台,通过执政实践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有效解决了诸多社会矛盾和问题,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危机,形成了颇具特色的执政特征。但社会民主党在执政中也存在身份归属、地位衰落、社会排斥等问题。展望社会民主党的发展前景,西欧政坛"政治摆钟"规律对社会民主党有利,社会民主党的价值观仍有吸引力,社会民主党宏观政策经受了严峻考验等,都是社会民主党未来发展的有利因素。     

论媒体融合背景下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策略

在媒体融合发展背景下,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不仅面临挑战也迎来了机遇,主要包括：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所面对的受众更为广泛,渠道更为多元,内容更为普及;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更加具有立体性和纵深度;媒体融合发展使得传播效果得以提升。据此,提出创新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四种策略,包括：创建主流意识形态“新媒体话语体系”;以受众为中心,充分借鉴互联网思维的“用户导向”;积极培育受众的意识形态素养;加强意识形态引导,运用一定的监管方式。     

批判的向度及其旨趣:马克思与哈贝马斯意识形态理论比较研究

本文从意识形态批判的向度及其旨趣的角度,对马克思与哈贝马斯的意识形态论的异同点进行了比较研究:首先,在批判的向度上,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主要是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核心而建立起来的一种总体性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而哈贝马斯的意识形态理论则是以“科学技术批判”为核心而建立起来的一种单向度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其次,在批判的旨趣上,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旨在走向“劳动”实践,而哈贝马斯的意识形态理论的旨趣则是走向“交往”理性。     

变局与回应：新时代以来我国意识形态建设论析

中国共产党一贯重视意识形态建设。新时代以来,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党中央牢牢把握“两个巩固”的根本任务,紧紧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加强主导意识形态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更加坚强有力,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更加鲜明,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得到更好满足,国家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意识形态建设的保障更加有力。在此过程中,意识形态建设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那就是：坚持举旗铸魂,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持党的领导,把牢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坚持人民至上,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引领力;坚持敢于斗争,勇于向错误思想观念和社会思潮“亮剑”;坚持制度落实,夯实主导意识形态建设的法治保障。     

并非在伯仲之间--马克思与阿伦特关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的比较

马克思和阿伦特都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问题提出了尖锐的批判。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具有“虚假性”特征,其“虚假性”根源在于实践意义的失落,他批判的旨归是唯物史观的确立;阿伦特以“行动”出发的两种政治生活对比,通过意识形态批判揭露现代资本主义“虚假政治”问题,并指出意识形态问题是造成极权主义的重要原因之一。对于如何超越资本主义意识形态问题,马克思走的是一条更为深刻的“变革生产方式”的道路,而阿伦特将希望寄托于回归“行动”意义以重塑“真正的政治”。相比之下,马克思的批判更为彻底。     

从“载体”到“本体”:作为意识形态出场的网络技术

随着网络技术与意识形态的碰撞日益频繁,网络技术不再仅仅作为意识形态的“载体”出场,而是已然变成了意识形态的“本体”。当前,网络技术深刻改变了人们的生产、生活和交往方式等各个方面,学界对网络技术与意识形态关系的认识逐渐加深,从先前的“互峙论”“真空论”发展到“内嵌论”,即开始承认技术具有意识形态的属性;与此同步,意识形态的话语呈现、意蕴阐释以及主流范式也发生了诸多转变,这使得二者在双向互动中彼此耦合的趋势愈发凸显。“技术赋能”时代,虽然网络技术革新给主流意识形态工作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但我们的关注点不应一味地聚焦于技术批判,更重要的是要认真考察技术的意识形态属性,充分考量技术所造成的意识形态危局,从而探寻扭转局面的路径,从被动应对走向主动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