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逸诗”辨:从田园到山水——以陶渊明、王维、谢灵运为人物表

“隐逸诗”作为主题学范畴,其所包含的文化史信息或价值底蕴,远非“田园诗”、“山水诗”这对题材学概念所能替代.或曰,作为“隐逸诗”人的道德自律程度,要比一般“田园诗”人暨“山水诗”人来得自觉乃至卓越.“隐逸诗”人所亟需面对的首先不是怎么写“田园”或“山水”,而是对日常人生取何种活法才真正令己安魂.故从历代诗章可辨陶潜如何“弃官而隐”、“隐而欠逸”、“不逸乃隐”;王维则“先官后隐”、“亦官亦隐”、“亦隐亦逸”;而谢灵运只是“误官纵逸”、“逸而非隐”.     

书讯三则

著名唐诗研究专家、中文系陈贻焮教授继《唐诗论丛》,《杜甫评传》后,又一部新作《论诗杂著》即将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本书收集了陈贻焮教授近十年来的重要学术研究论文二十余篇,分别论述了曹操、陶渊明、卢照邻、杜审言、孟浩然、王维、李白、杜甫等重要诗人的生平,思想及其诗歌的艺术成就,并对脍炙人口的盛唐七绝等专题作了综合性研究分析;此外,还有关于《诗经》,陶渊明、王维等的一些名篇的精湛艺术分析以及其他有关古典文学研究的文章。     

王维亦官亦隐的佛道依据

王维一直心存辞官归隐之心而终未归隐,这种矛盾的思想,可以从<维摩诘经>中找到答案.从俗谛的角度看,王维的处世之态是亦官亦隐.从佛教的角度看,王维的立场在生佛之间,既在生又在佛,既不在生又不在佛.这就是居士.王维视维摩诘居士为楷模,一生效法维摩诘.力图整合出家不出家的两条道路,整合出世入世思想,"在家而重出家之美,深其恼耳",这正是他的苦恼所在.王维一生都在寻找合理的人生,追求个性自由,追求精神的自我主宰,企图通过奉佛参禅寻求精神出路.这种苦闷、彷徨与探索,最终被他诗化了.     

20世纪以来的“亦声”研究综述

20世纪对“亦声”现象的研究主要涉及四个方面:其一,“亦声”现象是客观存在的.其二,在本质上,“亦声”说揭示了整字所从的某一构件具有示源功能.其三,在归属上,“亦声”字是属于形声字一类的.其四,“亦声”现象丰富和发展了“六书”学说,是汉字形音义互求法的肇端.对于“亦声”现象的进一步研究,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和问题深入求证:首先,在文字演进过程中,亦声字在记录语言中的价值何在,后来的走势又如何；其次,在文字学史中,许慎是如何提出“亦声”说的,后人的理解又是如何演变的,如何催生“右文”说的等等.     

亦理亦工专业试点改革的研究与实践

理工融合是培养复合型人才的一种教育模式,亦理亦工最能体现理工融合的本质特点.北京邮电大学在"电子科学与技术"和"光信息科学与技术"两个专业中进行了亦理亦工的试点工作,对其专业培养计划、教学方法和内容等进行了改革.     

王维诗中的静与禅

唐代诗人王维四十岁以后,因仕途“既寡遂性欢,恐遭负时累”,便开始了亦官亦隐的生活,又经过了丧母丧妻的人生悲哀,终于心灰意冷而遁入佛门,发出“一生几许伤心事,不向佛门何处销”的哀叹.王维是在官阶升迂时避入山林和禅门的,这时的他,没有怀才不遇的愤懑,也没有壮志难酬的伤感,政治上的失望导致他对儒学的怀疑;个人的不幸又导致了他对人生的绝望.他不是政治斗争的失败者,而是精神斗争的失败者.他的避世充满了“漆园非傲吏,自阙经世务”的失败主义情绪.早年高唱事业、功名、抱负的热情冷却之后,他奉行了“长林丰草,岂与官署有异”的哲学,“印绶挂垂藤”的山中闲散官僚生活对他不是士大夫的潇洒,实为心中充满悲观主义的知识分子的归属.他的亦官亦隐或曰虽官实隐正是所谓“结魏阙与山林,著冠带而禅诵”的写照.     

“说谎者悖论”、“亦此亦彼悖论”的简明消解——“复合命题”和“矛盾定义”谬误

欧布里德的“说谎者”悖论和赫拉克利特的“亦此亦彼”悖论,两者携手挑战亚里士多得的“不矛盾律”。西方的“真值间隙”、“变值”和“语境敏感”诸方案成功地消解欧氏的一些“弱”例;但是本文的“复合命题”方案试图消解欧氏的“强”例,较彻底地表明:欧氏挑战 (亚氏的 )“不矛盾律”失败。最后,本文指出赫氏的“亦此亦彼”悖论挑战“不矛盾律”成功;但是我们为了“实用”需要而把“亦此亦彼”修订为“可此可彼”,指赫氏犯“矛盾定义”谬误,使赫、亚二氏“平分秋色”!     

试论唐朝初年的唐丽关系

唐初,唐王朝对高句丽采取了较为和缓的怀柔安抚政策,高句丽荣留王高建武在位期间,亦一直奉行亲唐政策,尽力处理好与中央王朝的关系,使得这一时期唐丽处于蜜月期,极大地促进了彼此间的经济、文化交流。     

再论“也”对“亦”历时替换的原因

李宗江先生《“也”的来源及其对“亦”的历时替换》前半部分对“也”的来源讨论较详，后半部分对“也”、“亦”的历时替换谈得很简略，只从出现频率的发展状况得出“也”、“亦”完成替换的时间应是元初，未能解释“也”能替换“亦”的原因。本文针对这一论证尚不充足的地方展开深入讨论，通过比较“亦”、“也”各自所在句子的形式及其谓语结构类型的历史发展状况，指出：表层语法形式的精密是“也”最终取代“亦”的根本原因。“也”字句为什么有这些发展呢？这跟“也”的口语词性质很有关系，因为它在口语中习用，而口语的发展比书面语快，口语中的一些新词和新的结构形式必然会先与“也”字句结合，再影响到书面语中的“亦”字句。随着白话势力的强大，书面语渐渐由文言文变成白话文，“亦”也渐渐失去了地位。“也”字句发展基本成熟、“亦”字句停止发展是在宋末元初，正与李文所说的替换时间相吻合     

释"鸡亦"

考证古音、方言和文献 ,得出“翼”、“亦”为同源字 ,进而分析出部分以两字为声符的字也都存在着音近义通的同源关系     

农业政策性保险的定位及发展刍议

我国农业政策性保险制度的缺位使原来就不够健全的农村政策性金融体系的功能更加薄弱。农村政策性保险具有向农业提供政策性经济补偿与促进农村经济融入开放市场经济的两重职能。正是由于农业保险准公共产品属性,决定了政策性保险制度在农村金融体系的定位与发展思路。     

论中国民族政策体系与集成

民族政策体系集成是指与解决民族问题、调整民族关系相关的诸多政策有选择性、针对性地在相应兼容度基础上的汇集,进而形成民族政策集群,它不是简单的相关各种政策的堆砌,或者累加,而是根据民族工作的实际需要不断地优选、完善与组合,使民族政策体系长期处于高效运行状态。民族政策体系集成就是通过整合民族政策资源的途径,在民族政策体系实施过程中进一步强化民族政策体系的整体功能优势,适合妥善解决复杂的民族问题,及时调整不和谐民族关系,提高民族工作的质量与效率。     

我国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目标选择和前景展望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已从以往的“又快又好”转为“又好又快”的目标选择,这种转变是由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机制决定的。我国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关键是贯彻“八项任务”、落实“三个协调”。以制度建设和制度创新为基础,实现“又好又快”的发展目标具有良好的前景。我们应大力促进制度建设的科学化和规范化,努力完善制度建设这一系统工程,化解一切不和谐因素,发挥制度建设的综合效应,制订稳定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紧缩的投资政策、从紧的房地产政策、灵活的外汇政策、求质的外贸政策,为实现“又好又快”的发展目标提供制度保障。     

云南省低碳经济的科技政策支撑体系建设

低碳经济的本质是提高能源效率和清洁能源结构问题,核心是能源技术创新和政策创新。在全国大力发展低碳技术与绿色经济的大潮流下,为促进云南省走低碳经济发展之路,就必须根据实际情况建立符合省情的科技政策支撑体系,即包括科学政策、技术政策和技术创新政策体系三个方面。     

论政策执行成本的困境与消解

研究我国政府政策执行过程中的成本困境,有利于我们寻求合理的控制执行成本的途径。我国政策体制的不健全,是引起政策制定系统与执行系统、政策执行系统之间以及政策主体与客体相互脱节,进而导致执行成本过高的主要原因。降低政策执行成本的路径主要在于健全政策体制,加强政策系统之间的协调,实现政策资源的优化。     

我国公共政策评估:现状、障碍与对策

公共政策评估有助于完善政策体制,改进政策质量,进而提升政策绩效.我国公共政策评估的实践和理论研究才刚刚起步,评估体系不够健全,评估制度也尚待建立和完善.在深入分析政策评估的困难与障碍的基础上,认为推进我国公共政策评估工作,需要从组织建设、制度建设、理论研究以及评估信息系统建设等多方面作出努力,才有可能取得较好的效果.     

制度变迁中的我国财政政策效应分析及对稳健性财政政策的建议

通过对我国制度安排的分析,可以发现许多可能影响财政政策效果的旧有制度,在向新制度变迁时,必然会导致政府财政政策传导机制的梗塞,甚至出现政策的作用机制发挥失灵.当前实施的稳健财政政策,要达到良好的效果,必须从有关影响政策效应的制度安排上进行与之相适应的改革,同时在政策手段上多运用税收调节手段.     

公共政策与社会公正:权威与公共性的考察

非决策决定使社会公正在政策议程确定时受到致命威胁,一个制度内现存的权力分配常常是导致社会公正缺失的主要原因,公正缺失的残酷可能内含于法律政策体系之中.因此,有必要回到矫正公正的立场上对公共性进行追问,并在此基础上建构和启动政策协商的机制.     

“全面二孩”后的人口预期与政策展望

“全面二孩”生育政策究竟能对人口发展产生怎样的影响？文章假定今后维持“全面二孩”人口政策不变进行了人口预测。结果可知：城乡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并不会带来出生率的猛增和人口数量的剧烈反弹,高峰期最多可以新增出生人口400万;政策调整会提高人口峰值,有利于改善人口结构,延缓劳动力供给的衰减速度,但作用微乎其微。从其他国家的人口发展经验看,生育率的下降趋势似乎不可避免。因此,“全面二孩”并不是生育政策调整的终点,应继续监测生育水平,进一步调整生育政策;建立和完善“家庭友好”政策体系;从社会体制和经济体制应对负面影响。     

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改革与政策法制冲突问题研究

制度因素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政策法律制度是正式制度安排,对区域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国家综合配套改革是在政策法律逐步完善基础上的改革,和早期区域经济发展缺少政策法律保障不同,更多的是两者之间的冲突,在行政管理体制领域、经济体制改革领域和社会体制改革领域都有明显表现.解决两者之间的冲突不仅需要国家层面进行解决,也需要试点区域进行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