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社会保障需求差异性研究——基于苏州、深圳调查数据的分析

利用深圳、苏州两市的农民工调研数据,针对农民工在年龄、文化程度、收入水平、进城工作时间和长远打算方面的分化,分析了农民工社会保障需求的差异性,提出构建分层分类的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重视农民工中弱势群体的社会保障问题、提高农民工参保率等对策建议。     

进城农民工家庭的城市适应性——对福州市五区132户进城农民工家庭的调查分析与思考

进城农民工家庭将越来越多,对其城市适应性进行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从调查情况看,进城农民工家庭在经济层面、社会层面、文化和心理层面都还无法全面融入城市文明中,其城市适应性具有兼容性、差异性等特点.进城农民工家庭的边缘地位及农民工家庭的子女等问题需要引起进一步关注.     

影响农民工进城定居的因素分析——基于云南藏区的问卷调查

近年来,云南藏区已有农民进城务工,城镇化的核心是农民的市民化,影响农民工进城定居的因素是制约城镇化进程的直接原因。为了分析影响云南藏区农民工进城定居的因素,本文以对迪庆州香格里拉县与德钦县413位返乡过节农民工的问卷调查为基础,客观描述和分析了影响云南藏区农民工进城定居的因素:农民工文化程度越高,进城定居的意愿更强;就业单位的稳定性,对农民工进城定居的意愿有显著影响;就业单位提供五险一金的状况,也直接影响农民工进城定居的意愿;城镇配套设施及劳动力吸纳能力也影响该区域农民工进城定居的意愿,等等。进而提出了大力提高进城务工人员的文化素质和职业技能;加强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与督查;创新体制机制,提升进入能力,降低进入成本;统筹规划,促进产业开发与新型城镇化的良性互动等对策建议。     

农民工子女初中后阶段教育需求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利用随机调查学生样本数据,选取一般多元Logit模型对农民工子女初中后阶段教育需求及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农民工子女进城方式和进城上学目的,农民工子女家庭决策者文化水平、月收入、就业地区和职业,农民工子女就读学校教育条件、城里学校老师重视程度等,成为影响农民工初中后阶段教育需求的重要因素。在此基础上提出应提高农民工收入水平,提升农民工文化水平,改善农民工职业流动,加强对农民工子女的关爱和重视等政策建议。     

农民工进城途径:选择、嬗变与理性回归

农村劳动力转移是我国实现工业化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也是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现阶段,我国的农村劳动力转移突出地表现为农民工进城问题。农民工进城的途径是否流畅,直接影响着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数量和质量。从对农民工进城的主要途径的分析显示,2000年到2005年,农民工对于进城途径的选择逐步理性,明显的变化趋势是:“自己进城”等农民工进城的自主因素有所增强,“随工头进城”等被动因素有所减弱;性别、学历、收入水平、区位等因素对农民工进城途径的选择也有一定的影响。     

浅析城市农民工的职业对其市民化进程的影响

农民通过进城务工、经商等方式向城市转移,这是中国推进城市化进程的重要方式之一.由于这些农民工在城市从事的职业不同,他们的市民化水平也因此出现不同程度的分化.同时他们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边缘化状态对其市民化也是一种阻碍.因此,要提高农民工市民化的程度,一方面农民工要树立发展观念,努力提高自身的文化水平和就业技能,同时政府也要积极发挥政策主导作用,提高城市管理水平,积极推进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     

进城农民工城市融入分析——以苏州地区为例

进城农民工作为一个社会现象已受到广泛关注,如何帮助他们实现与城市的相融与发展是城市和谐发展不可忽视的一环.本研究以需要层次理论为理论视角,自编<进城农民工城市融入调查问卷>,对苏州市261名进城农民工进行了调查.结果表明:城市农民工低层次的安全感需要基本得到满足,在此基础上,他们萌生了更高层次需要,即普遍具有中等程度以上"融入效能感"和"发展意愿".各类进城农民工(如不同年龄、进城时间、文化程度等)群体间差异小,反映出农民工群体的共性特征.不同性别、不同行业间的差异显著,在"后顾之忧"和"融入效能感"两个维度上,男性农民工的重视程度显著高于女性;而工业领域农民工的"后顾之忧"心理显著低于商业服务行业农民工.在以上调查及分析基础上,文章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一些对策和建议.     

苏南地区农民工同城待遇问题研究——以苏州市区为例

农民工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形成的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但是,大多数进城农民工没有被纳入到城市的福利与公共资源分配体系中,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之间的社会融合也存在很大问题,农民工在城市中遭受的社会排斥问题明显存在。通过对苏州地区农民工的实地调查,从劳动报酬、社会保障、社会关系、子女教育等方面对进城农民工群体的同城待遇现状及原因进行了具体分析;最后,提出了解决城市中农民工群体同城待遇问题的基本对策。     

进城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问题研究——以昆明市为例

进城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是社会流动结构不断变化、农民流动模式发生变迁而衍生出的一个社会问题.作者以昆明市盘龙区、呈贡区等区域的农民工子女作为研究对象,采取问卷调查和访谈等方式,对昆明市进城农民工子女当前教育状况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全面分析和研究,提出完善相关法律制度、改善农民工子女家庭教育环境、调动全社会力量支持农民工子女教育等可操作性的对策建议,以保障进城农民工子女享有同等受教育的权利.     

农民工市民化待遇期盼及意向分析

本文基于河南省569份城镇务工农民工调查数据,全面系统分析了农民工在市民化待遇期盼、市民化意愿和定居城镇类型等方面的个体差异。并由此得出教育、就业和医疗保险是进城农民工最希望获得的市民化待遇,在城镇务工时间较长、文化程度较高的新生代农民工有更强烈的市民化意愿,他们最希望定居的城镇类型是县城或县级市。据此,笔者提出了尊重农民工需求和市民化意愿,有序推进农民工市民化,重点加强中小城镇建设,完善中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引导就近就地市民化的若干政策建议。     

辨"诗"

诗 ,是一个不断流变的概念。从广义的“文化之诗”演变成狭义的“文学之诗” ,其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诗言志”的“诗”与“诗缘情”的“诗 ,本不是同一个意义上的诗。文化之诗借用了古歌的形式 ,传达的是规范和禁忌、法度和礼仪 ;《诗》是古歌与文化之诗的合流 ,它利用弦歌讽谏来履行其政治使命 ;而文学之诗则是个体意识和文学意识觉醒的产物 ,是我们今天所理解的狭义之“诗”     

“趣味”范畴与中国美学现代性

在西方,"趣味"由味觉范畴向美学范畴的转化,是现代性美学话语开始建立的标志之一。而在中国,"趣"和"味"很早就有"审美鉴赏"的意思,但它们并不是在现代美学意义上的"趣味"范畴。"趣味"作为现代美学范畴,它暗含了作为人生意义的现代人文主义的内容,而这一意义必须建立在现代性结构的基础之上。因此,中国古典美学的"趣味"范畴需要经过现代转换,才是现代美学范畴。梁启超关于"趣味"范畴的界定是在现代性兴起后新的文化和心性结构下作出的,他所谓"趣味"具有支撑人生意义的内容,因而成为现代"趣味"范畴意义转折的开始。而在朱光潜那里,趣味范畴融合古今和中西的意义,"趣味"理论实现了综合之后,开始向现代美学范畴转变。     

论传统文化观与当代多元文化价值观

从制度文化与非制度文化、共同体与现代社会等方面分析了广义文化观,从梁漱溟文化中性论和梁启超的民族劣根性、美国传教士的有色眼镜与中国知识精英的文化批判诸方面评价了狭义文化观,从中国文化生态基本面貌、三种文化形态的局限性、多元文化的价值迷失、弘扬主导文化、培育文化合力诸方面探索了价值观的文化困惑与超越。     

廉耻建构与文化本体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廉耻观是中国文化中具有本体意义的价值观念,先秦诸子给予了极大的重视,从而奠定了中国伦理文化的核心观念,而荣辱观与礼义观则是外化的形式。中国文化本是一种世俗文化,廉耻则是其中的本体价值,它是道德之底线、人伦之基础,因而,历代文化建设与廉耻建构互为表里。当代中国文化的建构也必须重铸廉耻观念,但应当在民主与法制的基础之上进行。     

"趣味"范畴与中国美学现代性

在西方,"趣味"由味觉范畴向美学范畴的转化,是现代性美学话语开始建立的标志之一。而在中国,"趣"和"味"很早就有"审美鉴赏"的意思,但它们并不是在现代美学意义上的"趣味"范畴。"趣味"作为现代美学范畴,它暗含了作为人生意义的现代人文主义的内容,而这一意义必须建立在现代性结构的基础之上。因此,中国古典美学的"趣味"范畴需要经过现代转换,才是现代美学范畴。梁启超关于"趣味"范畴的界定是在现代性兴起后新的文化和心性结构下作出的,他所谓"趣味"具有支撑人生意义的内容,因而成为现代"趣味"范畴意义转折的开始。而在朱光潜那里,趣味范畴融合古今和中西的意义,"趣味"理论实现了综合之后开始向现代美学范畴转变。     

基于东方经验的民族、国家观念——传统“中国观念”的现代阐释

与西方民族国家观念不同,传统“中国观念”是基于文化、历史、地理三者一体的整体国家观念。对大一统国家的认同是传统“中国观念”的核心。在大一统国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族际间冲突与融合,形成中国传统的民族观念,大一统国家观念与中国传统民族观念共同作用,构成完整的“中国观念”。     

“文化”概念的古今对峙与美学的抉择——兼论文化、美学与“三俗”之关系

18世纪以后,"文化"概念的定义发生了质的改变,与古典时期的定义两相对峙。古典"文化"强调教化,含有强烈的价值判断意味;现代"文化"则去除了价值判断,主张多元平等。美学作为一门现代学科,与现代"文化"概念具有一致性或亲缘性,美学要有所作为,就必须摆脱现代"文化"概念,选择古典"文化"定义。现代"文化"定义和美学共同暗中为"三俗"的产生和蔓延提供了理论根据。     

中国文化的自尊与西方文化的self-esteem 之比较

self-esteem从西方心理学界引进而来,中国心理学界一直将之翻译成"自尊"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研究,但中国文化中的"自尊"与self-esteem在多个维度上存在着不同。Self-esteem指的是个体对自己的认识、评价或者情感,具体表现为自我胜任感、自我价值感或者这二者的结合。中国文化中的"自尊"包括个体自尊、民族自尊和文化自尊。"个体自尊"指的是尊重自己,不向别人卑躬屈膝,也不容许别人歧视、侮辱;"民族自尊"指的是捍卫自己民族的尊严,抵御外侮;"文化自尊"指的是尊重和维护自己民族的文化,保持自己民族的特色,不可以盲目崇拜其他民族文化,要发扬自己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中国本土文化中的"自尊"在涉及的内容、情境、应对方式等方面都和self-esteem存在不同。     

翻译文化的建构与特点

翻译文化是一种独特的社会文化现象,是翻译实践发展的产物。本文分析了翻译文化中的翻译心理、意识、思想体系和翻译的概念、标准、技巧、规范及其组织机构,剖析了翻译文化的特点,同时指出了解翻译文化的建构及其特点有助于进一步探究翻译实践的客观规律性。     

试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原罪思想

“救赎论”是以基督教的“原罪”思想为前提的,原罪的思想即罪感文化,是西方文化中的核心思想。“中国传统文化中缺乏原罪的思想”———这种观点几乎成了人们的常识、共识。但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有类似于西方文化中的“原罪思想”,这一思想可能就蕴藏在庄子关于“混沌开窍”的寓言之中。各民族关于原罪的思想,可能正是自己真正走向现代化的巨大的精神文化资源。正在走向现代化的中国,迫切需要找到属于自己民族的“原罪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