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理小说人物描写琐谈

赵树理是写农村的“铁笔”、“圣手”。他的小说真实地再现了我国农村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发展历程,塑造了一大批活脱脱的农民形象,是透视农村生活的一面镜子。他不仅是当代语言艺术的大师,也是人物描写的名工巧匠。认真研究赵树理小说人物描写的技巧,对于繁荣我们今天的小说创作是大有裨益的。     

从赵树理乡村小说的文化视角审视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现实主义乡村小说

赵树理乡村小说的文化视角,就是自觉地站在农民的立场、以农民代言人的姿态来看待与描写乡村.近年的部分现实主义乡村小说从多个方面体现了赵树理乡村小说这一文化视角,这些方面包括:作家作为"农民代言人"的身份立场、赵树理"问题小说"的创作传统以及鲜活的农民语言和喜剧的叙事风格.     

文摊理想与革命话语的暗合与断裂——赵树理创作与解放区文学关系新探

从文摊理想与革命话语的层面来重新审视赵树理创作与解放区文学的关系.赵树理的文摊理想在表层上刚好暗合解放区革命话语,但在深层意义上,他的问题小说与解放区的"歌德"文学又是断裂的.从文摊理想与革命话语的层面来重新审视赵树理创作与解放区文学的关系,可以深入清楚地看到两者在表层艺术形式上暗合、在深层精神上分裂的本质关系.这样能够对长期以来把赵树理看作解放区文学代表的观点作出如实的纠偏.     

论赵树理小说中外路人形象的创作模式

文章以外路人形象为切入点展示了赵树理在现代小说中所起的垦拓性作用,这为其积极的一面,其消极面在于赵树理在外路人形象的塑造上存在着一定的创作模式,这种创作模式为赵树理的小说带来了必然的缺憾.这一模式还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不同时期的许多作家在涉及外路人形象时,他们都在不自觉地复制赵树理的创作模式.时代发展至今天,它已为作家们提供了直面外路人形象的空间,而且随着城市化的推进,乡土社会中纯粹的外路人也在日渐消失,作家们更应用自己的笔为中国文学画廊留下他们的身影.     

论赵树理小说的人物心理描写

有许多研究者,在肯定赵树理小说创作优点的同时,却批评赵树理小说只善于讲故事,不注重刻画人物,更缺乏人物心理描写。这种意见有相当影响。近年来有些人无端贬损赵树理小说.也以此为论据。笔者认为,上述不符合实际的论断,严重影响着对赵树理小说艺术成就和历史地位的科学评价,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重要课题。本文限于篇幅,仅就赵树理小说的人物心理描写问题,谈谈自己的意见。     

论赵树理民间立场的审美内涵

著名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家赵树理,一生固守不变的民间立场让人叹为观止。他的民间立场,使他的创作为新文学的民族化和大众化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寄托着作家的审美理想。赵树理"文摊"文学观、"问题小说"创作观和"大团圆结局"的美学观三个方面很好地体现了赵树理民间立场的审美内涵。     

赵树理、农民文化与政治意识形态

赵树理既是一位农民文化的自觉辩护者,同时也是一位政治意识形态的自觉代言人.这两种身份的包容与契合促成了赵树理40年代小说创作的巨大成功,但也正是二者之间的矛盾冲突导致了赵树理1949年后小说创作艺术的衰退以至于难以为继.     

赵树理创作的“问题小说”

赵树理的＂问题小说＂,从小说与时代主潮的关系来划分,可以分为前进中的问题小说,有问题的问题小说,顶风而作的问题小说。从艺术成功的程度看,其前进中的问题小说是相对来说最成功的作品。但是,从其创作生涯来纵向衡量的话,他的＂问题小说＂创作是走下坡路的。其创作的得与失,主要的原因在于时代给作家创造的自由创作的空间的大小而定。     

赵树理小说的情节艺术

历来文学界对赵树理小说的评论可谓多矣,然而鲜有关注其情节艺术特色的论述。本文着重分析赵树理小说情节艺术的主要表现形式,并结合作家的创作情况及传统小说情节的美学理论,探讨了赵树理小说情节艺术特色的成因     

赵树理与汪曾祺小说创作比较论

在赵树理与汪曾祺的小说创作中,共同地反映出丰富、鲜活的民间生活。从创作主题、风俗民情、人物的生存境遇与精神状态等各方面来考察,赵树理与汪曾祺殊途同归的民间立场呈现出明显的差异,前者还难以摆脱政治意识的干预,对于解放区农民的生活和内在情感有比较深切的把握和文学观照,后者相对表现出传统伦理的民间形态,却更多地体现了人性自由和内在精神品性的发掘。     

鲁迅、赵树理农村题材小说之反向互补特性

运用对比方法,探讨鲁迅、赵树理农村题材小说之反向互补特性,认为创作立场、创作目的、时代环境、个性才情等因素之差异,鲁迅、赵树理笔下的农村题材小说呈现出鲜明的反向互补特性:前者旨在救赎灵魂,后者重在观照问题;前者力求洋为中用,后者刻意古为今用;前者为形而上的描神,后者是形而下的画形;前者弥漫着挥之不去的悲剧色彩,后者洋溢出扑面而来的喜剧情调.鲁迅、赵树理所创作的农村题材小说可谓是物之两面,反向互补,异曲同工.     

失败的神祗--论赵树理后期的小说创作

1957年11月重写<金字>后,赵树理的创作方向发生了明显变化,显示出对紧贴现实的、为大众的"问题小说"价值的怀疑.他不仅对自己小说的读者产生了怀疑,而且对自己的小说价值产生了怀疑,对自己写作的存在意义产生了怀疑.     

自觉与委婉——赵树理绰号叙事的主题意向

赵树理的绰号叙事体现了作者体会政治脉搏、反映政治生活的自觉,但这种自觉不是一种简单附和与政治追踪,其不仅表明作者“为人生”的劝诫立场,同时还涵盖善意的包容以及狂欢化的情感态度。赵树理的绰号叙事既具有具体反映社会生活、民族风俗习惯心理的主题意向,同时还委婉曲折地融合了赵树理本人创作本能的叙事策略。     

论赵树理小说中的爱情叙事

赵树理以歌颂恋爱自由的《小二黑结婚》而享誉文坛,但之后他作品中的爱情描写却颇受诟病.赵树理小说中爱情叙事的显著特征是男女主人公的爱情经历了从自发走向自觉的过程中,他们也经历了从个性意识到社会意识的觉醒;赵树理小说中的爱情叙事并非独立存在,而是附丽于政治之上,并随社会矛盾的发展呈现出从反映敌我斗争到表现人民内部矛盾的变化,蕴含了鲜明的政治内涵.借爱情叙事反映现实问题是赵树理创作的本意所在,也是造成其小说爱情叙事简单化的主要原因.     

论赵树理小说创作的整合和失衡——兼谈文学批评的科学精神

大凡文学史家作论,总要根据各自的价值标准对历史的和现实的作家作品逐一梳理筛选。若论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中国文学,赵树理及其作品大抵属于经得起爬剔而容不得忽视的一类。这不仅由于赵树理曾象鲁迅那样被普遍地认同为一种创作精神的方向性代表,确乎深刻地影响过一大批同时代作家的创作道路选择,而且由于他的小说创作成就和文学美学经验独具耐人寻味的价值蕴含,从而长期以来成为文学批评的一个敏感区域。本文拟着眼后者作一思辨探讨。     

当代文坛写农民的两座丰碑——比较赵树理与高晓声小说人物塑造的基本特征

赵树理和高晓声是公认的善写农民的铁笔。两位作家虽然所处的时代不同,但他们奏响了同一历史主题的时代乐章,象雕塑师似地塑造了一批极具典型意义的人物形象。本文试图从人物观念、人物结构、人物环境、人物语言等方面比较赵树理和高晓声小说人物塑造的基本特征,以期更好地把握他们小说创作的艺术特色。     

“返乡”与“进城”——赵树理60年代小说的城乡书写

"返乡"与"进城"是赵树理60年代小说创作隐含的主题与情节模式。无论是知识青年的"返乡",还是农民的"进城",或是国家干部的"返乡"而又"回城",都反映出赵树理60年代创作的一个新变化:农村不再是一个高度自洽的空间,城乡二元结构性的差异,不仅令农村知识青年在精神上迅速城市化,也给普通农民带来了潜在的现代城市文明的焦虑。面对这种紧张关系,赵树理试图在小说中塑造更加有力量的"乡村身体",构建新的农村"劳动美学",来对抗身后巨大的城市魅影。在今天"三农问题"的视域中,重提赵树理60年代关于"劳动"与人的主体精神建构的文学资源,对于单一的城市现代化的价值取向有所矫正,仍能给我们以新的启发。     

民问文化立场与赵树理的小说创作

赵树理的小说创作表现出明显的民间文化立场的特点。这种文化立场使得他的小说创作对新文学民族化、大众化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同时,这种文化立场也限制了他的小说创作在思想的深度和艺术上做进一步的开掘,导致他的小说创作的模式化倾向。     

理性的贫弱:赵树理小说的不足一面

文学是以语言为手段、通过塑造艺术形象的方式来对社会生活进行审美的反映。现代著名作家赵树理的小说从语言到艺术形象,真实而全新地表现了中国农民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巨大历史变化,深刻地展示了新生活在农民心理上所引起的动荡与变革。然而,历史地审视赵树理的创作,不难发现其呈现出理性贫弱的一面。     

赵树理的"标本"意义

赵树理在中国1940—1960年代的文坛上几度浮沉,最终以悲剧告终,对研究这期间的中国文学是有着"标本"意义的。其"问题小说"创作与"中间人物"的塑造都为他招来不少是非,而究其根源却在于他所坚持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对赵树理的褒与贬实际上与对现实主义把握的正确与否有关。赵树理这一"标本"提供给我们的启示是,必须为现实主义正本清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