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政府借外债修筑沪宁铁路述论

沪宁铁路成为官办外债铁路的原因1895年,临时兼任两江总督的湖广总督张之洞首先提出沪宁铁路全路建筑计划。在最初的沪宁铁路建设方案中,张之洞只是主张以官督商办的方式,“筹一段之款”,“办一段之路”,并无借外债修筑该路的意图。但是,沪宁铁路最终却演变成了一条官办外债铁路,其原因主要在于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甲午战争以后清政府面临的严重财政危机,使沪宁铁路建筑计划的实施面临着官款难筹的窘境。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的大量军费开支及战后对日巨额赔款,使清政府在战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财政危机。正如清政府户部奏折所反映,“方今国用匮…     

甲午中日战争与汉阳铁厂的“招商承办”

张之洞于1889年创办汉阳铁厂时选择了官办形式,但他与李鸿章、盛宣怀在采用何种体制上,从一开始就存在官办和官督商办之争,直到1896年铁厂才从官办转变为官督商办.催化这一结果的是甲午中日战争,它所导致的清政府战后的财政崩溃、经济政策转变以及政治力量的重新组合,为铁厂改制提供了条件.     

张之洞办企业对武汉民族工业的影响

本文拟从宏观经济的角度,探讨张之洞办企业的活动对武汉地区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发展所起的客观作用.引进先进机器设备——武汉地区工业生产力的一次飞跃张之洞在任湖广总督期间,在武昌和汉阳筹办了十一个近代企业:汉阳铁政局(1890)、湖北枪炮厂(1890)、湖北织布官局(1891)、湖北缫丝局(1894)、湖北制麻局(1898)、湖北纺纱官局(1898)、武昌制革厂(1903)、白沙洲造纸厂     

张之洞主持湖北新政的财政基础

清末,张之洞督鄂新政与湖北的财政状况密切相关。张之洞督鄂时,湖北已经初步形成了“地方财办地方事”的地方财政,这是湖北新政的财政前提。新政期间,湖北近代商业的发展和张之洞的重税政策,使湖北财政收入大幅增长,不断为新政提供财源。但由于张之洞始终未建立起近代财政制度,尤其是预算制度,湖北财政的收支缺乏统筹规划,这对湖北新政产生了十分消极的影响。     

张之洞兴办湖北洋务企业历史作用初探

50年代,毛泽东同志在一次谈话中曾讲到：提起中国的近代工业,不可能不想到张之洞①。无疑,这给我们研究评价张之洞所办的洋务企业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启示。一张之洞办洋务企业是着眼于国防的需要、从军事工业开始的。他在任两广总督时,看到"广东地方,边防海防至关重要,枪炮一项最为急需"②,便着手建立枪弹厂,筹建枪炮厂,委托驻英公使刘瑞芬等人向英、德等国购买机器设备。1889年底调任湖广总督后,便将原拟在广东建立的枪炮厂改建于汉阳龟山北麓,1904年,又易名为湖北兵工厂。湖北枪炮厂在当时中国十几个兵工厂中规模最大设备最新。…     

张之洞“振兴实业”夭折的原因

十九世纪末叶,正当李鸿章的北洋势力经甲午战败的沉重打击,其赫赫声威大见衰落之际,洋务派的最后一个代表人物张之洞在清朝中央政府支持下,主持了“湖北新政”,以振兴实业、编练新军、举办文教设施,耸动朝野视听,造成了一种引人注目的新格局。其中,振兴实业又是这个“新政”的基础。在张之洞主持下,湖北出现了一批官办近代企业,主要     

杨增新是如何缓解新疆财政危机的

由于历史上的各种原因,新疆财政长期无法自立,历代我国中央政府均以某种方式给新疆一定的财政补贴。至清代,中央对新疆的财政补贴逐渐作为一项制度固定下来。从新疆建省的1884年到宣统三年(1911年)的27年中,清政府给新疆的各种财政补贴高达8000余万两白银,平均每年300余万两,约占清政府平均年收入的十三分之一左右。     

张之洞"湖北新政"遗产的历史命运

本文对张之洞督鄂期间创实业、倡商务、兴市政、办教育等"湖北新政"留下的遗产在民国的流变及其状况进行了考察,得出张之洞为湖北武汉现代化打造的比较优势突出的高起点,在其身后一直产生着深远的影响,但在民国时期武汉城市现代化进程没有与时俱进,保持如张之洞时代在全国的优势地位,甚至"人亡政息"的结论.并对"张之洞现象"进行了剖析,对"后张之洞时代"湖北武汉现代化没有达到晚清张之洞时代的水平高度的原因进行了探究.     

湖北省经济史学界讨论“张之洞在湖北的经济活动”

七月上旬,湖北省中国经济史研究会在武昌召开了“张之洞在湖北的济经活动”学术讨论会。武汉地区一些大专院校、科研单位的专家、学者和省市、地方志的有关同志莅会并提交了多篇学术论文。与会者认为对于张之洞的学术研究,是湖北经济史学界和历史学界的重要课题之一。因为张之洞是洋务运动后期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他以封疆大吏身份治鄂十七年,在湖北武汉设钱局、练新军、办学堂、兴商务、修水利、建工厂,影响很大,至今武     

论晚清政府招商募股活动失败的原因

论晚清政府招商募股活动失败的原因詹亦文招商募股是晚清政府在财政支细的情况下，为了维持军工生产，并筹集创办近代民用企业所迫切需要的资金，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初开始到八十年代中期的一次招徕社会资金的尝试。通过招商募股，清政府建立了一批近代新式企业，其中较著...     

试论晚清的商办铁路政策

甲午战后,清政府开始大规模修筑铁路,其铁路政策也由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在官办与商办之间摇摆。经过多年实践,清政府对铁路的认识逐步深化,最终在1911年中止了商办铁路政策,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其客观必然性和可行性。     

提高管理水平 促进生产发展——十年来大冶钢厂生产管理上的变化

大冶钢厂在1890年由张之洞所创办,原称湖北铁厂.此后经历过官办(1890—1896年)、官督商办(1896—1908年)、商办(1908—1938年)、日本帝国主义的蹂躏和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劫收与掠夺这样几个阶段.到解放前夕,它已经处于瘫痪状态中,仅有容量30吨小高炉一座,1.5吨的小转炉一座,十时的轧钢机一套,百余台破烂不堪、残缺不全的机床.从1890—1949年5月的五十九年间仅生产了51万吨钢.1949年6月,大冶钢厂由我接管,企业的性质改变了.到1952年底,大冶钢厂在钢、钢材和生铁三种主要产品的生产能力     

晚清“厘金”起源新探

厘金是晚清创办的一个新税种,属于商品流通税性质。它的出现,很快成为当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据1916年商务印书馆发行的贾士毅著《民国财政史》(上册第13页)论及“晚清咸丰时之财政”中说:“咸丰三年(1853)……军饷之取资于此(厘金)者,十盖八九。所入当岁在千万以上。”《清史稿·食堂·会计》中载,光绪十七(1891)年,全国厘金收入1630余万两,约为地丁收入2360万两的69%。1840年鸦片战争后,厘金又成为满清政府向帝国主义列强赔款的主要来源之一。这项税种一直延续到1931年元月(湖北于1930年底)才被南京国民政府裁撤而告终。     

中英《马凯条约》的谈判与签订

1840年,英国殖民主义的枪炮轰开清政府的封闭大门,中外之间从此开始了与以往截然不同的、条约制度规定之下的商务交往。腐败无能的清政府被迫签订一个又一个有损于国家主权和经济的不平等条约、章程和合同,其中商务条款则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1900年8月16日,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清政府无力抵抗,唯有乞和。1901年9月7日,十一国公使与清政府代表签订了《辛丑和约》,第十一款订明:“大清国国家允定,将通商行船各条约内,诸国视为应行商改之处,及有关通商其他事宜,均行议商,以期妥善简易”。由于此项规定,故从1902年开始到1907年止,清政府与各有约国进行修订商约的谈判,实际上参加谈判的有英、美、日、葡、德、意等六个国家,其中英、美、日、葡等四个国家则分别与清政府签订了续议通商行船条约。这一系列条约是《辛丑和约》第十一款的具体化,补充和扩大了该和约的内容。本文拟对其中最为重要的中英《马凯条约》的谈判及签订作些叙述和分析。     

克萨借款考辩——兼论甲午战争时期的地方外债

克萨借款是甲午战争期间一笔较为特殊的外债。它先由地方实力派张之洞请人代借,后在各种力量的角逐之下,由地方外债变成债务方为户部的中央外债。这一复杂历程,既反映出作为地方实力派的张之洞在财政上的独特地位,也显现出在赫德与汇丰银行的影响下,清政府地方外债政策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丘逢甲“挟款潜逃”辩讹

近代台湾省籍爱国志士丘逢甲,乙未倡导抗日护台失败后,举家内渡大陆。关于这件事情的记叙,历来有所谓丘逢甲“挟款潜逃”一说。此说最早见之于连横所著《台湾通史》:“逢甲亦挟款以去,或言近十万云。”①由于连著影响甚大,此后,许多史家都沿用此说,似成定论,直到近年出版的一些专著,仍持是说。②这种记叙是否符合历史事实,涉及到对丘逢甲的评价问题,很有必要把它搞清楚。笔者经查证认为,此说显系以讹传讹,不足为信。其主要根据如下: 一、众所周知,台湾割让后,清政府借口“台事无从过问”,停止供给一切饷械,并严禁沿海船只物质援台。③张之洞原本答应拨银一百万两援助,由于局势的变化,也成了一纸空文。当时虽然台北藩库尚有存银四十余万两,但唐景崧     

甲午“息借商款”述略

光绪二十年(1894),清政府以“息借商款”的名义,在国内向绅商募借资金。此次“息借商款”与洋务运动时期吸收商股创办“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企业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由政府出面以类似公债形式在民间筹措款项,虽然它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行的公债尚有很大区别,并与四年后同样是由清政府发行的“昭信股票”(名为股票,实际是公债)也有所不同,但在某种意义上仍可看作是中国历史上发行公债之嚆矢。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历史上,政府向民间募债称得上是一种新事物。如《民国财政史》作者贾士毅所说:“我国古时,以负债为病,周赧之台,良史垂戒”。封建社会中,作为政权象征的     

清末财政若干问题简论

清末财政规模的扩张相当惊人。甲午战争之际 ,清政府的财政收入仅为 80 0 0余万两 ,190 3年已增至 1亿余两 ,1910年前后更高达 3亿两左右。清末财政迅速扩张的原因较为复杂 ,既与赋税的加征有关 ,也与社会经济的变化和清政府对财政的清理整顿有关。就清末财政收入占生产总值的比重而言 ,与乾隆中期的情况并无明显的变化。因此 ,不能简单地把财政收入的增长与赋税加重的程度划上等号。但由于人均产值的下降和吏治日趋腐败等因素 ,清末广大人民群众税负的压力仍明显大于乾隆中期     

张之洞新政“屠财”与湖北的辛亥革命

清末,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湖北大力推行新政,在其屠财偏好下,湖北新政建设走在了全国前列,也付出了巨大代价,一定程度上恶化了湖北的财政困境。厚饷制的新军在财政危机中被降薪,助长官兵的不满,给革命情绪火上浇油,促成了湖北辛亥革命的发生。     

要重视县办工业的经营管理

1985年,河北省有县办工业企业4,800多个,占全省工业企业总数的26.5%,工业产值占全省工业总产值的22.5%,上交利税占县级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县办工业企业搞得好不好,是衡量一个县的经济状况好坏的重要标志,也直接影响着全省的财政经济状况.因此.省、地、县三级在组织经济活动中,切不可忽视县办工业.河北省的县办工业企业是建国初期到五十年代末在手工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六十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