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公司取得自己股份的涵义及价值判断

2006年1月1日生效的新《公司法》对公司取得自己股份制度进行了补充和完善,适应了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然而关于公司取得自己股份的涵义,我国学者并没有统一的界定,而且对该项制度的价值也存在着质疑。对这两个问题进行研究的基础上,构建该制度的基本理论依据。     

论股份回购的立法原则和立法设计

股份回购的立法原则根源于对股份回购的价值衡量 ,股份回购立法原则的现有认识皆有失妥当。我国股份回购的立法原则应确立为严格限制原则 ,其立法设计应严格贯彻这一原则     

我国应允许概括目的下的股份回购

2005年修订的《公司法》扩张了股份回购的适用范围,为职工持股的操作与反对股东收购请求权的行使提供了便利。但与发达国家与地区的立法相比,我国现行立法对股份回购适用范围的规定仍过于保守,未能充分发挥其功能,应进一步放宽。在增加规定概括目的下的股份回购情形时,为防止其可能带来的弊端,应同时配套规定财源、数量、处分等方面限制的制度。允许概括目的下的股份回购,仍有必要保留原有的特定目的下回购情形的立法。     

股份回购制度的发展与完善

针对股份回购在我国法律制度和实践中已经有了初步的发展,其中的不足和模糊之处需要进一步分析研究以求完善的现实,指出股份回购的研究将更多地侧重和运用功能分析的方法以及经济逻辑上的推演分析等方法。认为我国公司法应拓宽股份回购的法定适用情形,进一步明确股份回购的适用条件。同时,应当防止股份回购制度成为权宜使用的政策性工具,并应当禁止那些并不明显具有正当性的股份回购。为平衡股份回购相关各方的权益,应根据不同的回购事由,分别确立不同的股份回购的定价原则或方法。在回购方式上应主要采取拍卖式要约回购。对已回购但未注销的股份应确定其股东权处于中止状态。     

股份回购监管立法完善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修正给股份回购法律监管措施完善留下的较多的遗憾。在我国股权改革的现实背景下,我国商事立法不仅应当明确股份回购法律监管的总体方向,而且应当在资金来源、信息披露等方面制定严格的具体措施,以达到既“兴股份回购之利”又“防股份回购之弊”     

论股份回购中信息披露制度的立法完善

在股份回购中,由于公司大股东和管理者占有信息优势,往往借此进行内幕交易和市场操纵,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故需要法律对信息披露制度进行有效规范,而我国证券法并未将公司股份回购行为作为应披露的重大事件,且未要求公司披露股份回购的具体细节,这很容易使管理者和大股东利用所掌握的信息谋取私利,侵害其他中小股东利益,危害公正的证券交易秩序,故应予以完善。     

论取得时效制度

“取得时效”是一项古老的法律制度，在罗马法、法国民法典中都作了规定。我国民事立法是否应当建立取得时效制度，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通过驳斥反对者的意见，提出建立取得时效制度是维护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的需要，具有促进物尽其用、更好地发挥财产的社会经济效益的功能，是立法就社会财产之归属与分配所作的强制性物权配置，并具体分析了取得时效的适用条件。     

中国上市公司股份回购的系统研究

2005年6月6日,中国证监会颁布了《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规范了我国上市公司的股份回购行为。股份回购在经济发展中有许多积极作用。本文通过建立股份回购模型,来系统研究上市公司股份回购的财富效应。     

论限制股东表决权的制度根源及途径

随着公司控制股东滥权行为的频频发生，各国公司法均对大股东持有的多数表决权进行了或多或少的限制。对股东表决权进行限制的制度根源是资本多数决本身的缺陷，各国对股东表决权限制的方式主要有三种：控制股东表决权的限制、公司所持自己股份表决权的限制、公司相互持股的表决权的限制。我国公司法应对大股东表决权和公司相互持股的表决权进行限制，并规定股东大会的定足数，明确公司自有股票的表决权不计入定足数和已发行股份总数。     

论取得时效制度

“取得时效”是一项古老的法律制度 ,在罗马法、法国民法典中都作了规定。我国民事立法是否应当建立取得时效制度 ,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通过驳斥反对者的意见 ,提出建立取得时效制度是维护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的需要 ,具有促进物尽其用、更好地发挥财产的社会经济效益的功能 ,是立法就社会财产之归属与分配所作的强制性物权配置 ,并具体分析了取得时效的适用条件     

2000年股指高攀原因及反思

首先指出中国证券市场中存在上市公司质量与股票指数相互背离的矛盾现象 ,然后通过分析居民储蓄存款和银行信贷资金大量流入股票市场 ,以及中央银行实行积极的贷币政策 ,论证了 2 0 0 0年股指高攀的原因所在。之后反思股市泡沫的巨大风险以及贷币政策实施的效果     

上市公司中期财务报告会计信息含量与股价反应的实证研究

按照我国对证券市场的有关规定,上市公司必须披露中期财务报告。本文从实证检验的角度来考察中期财务报告对我国证券市场的影响。研究表明,中期财务报告对盈余数据的披露具有一定的信息含量。研究结果同时也表明,投资者对中期财务报告的独立观还缺乏深入的理解。有关方面应采取措施,引导投资者正确理解中期财务报告的信息含量,提高投资者对中期财务报告的解读能力。     

上市公司盈余公告期间股价反应研究——基于投资者异质解释的视角

以上市公司定期披露的年报为研究对象，从投资者异质解释的视角对上市公司盈余公告披露期间的股价反应进行研究。发现公告日前后股票的超额收益与投资者对盈余信息的异质解释正相关，其原因是异质解释会使投资者之间产生意见分歧。在市场存在卖空限制的条件下，股价会因为体现乐观性偏差而被高估，高估的幅度与投资者对盈余信息的异质解释正相关。进一步的研究发现，投资者对好消息的异质解释引起的股价高估程度强于坏消息。     

局部Hurst指数方法在研究我国股市大跌中的应用

本文以沪深两市综合股指日收盘价为研究对象,引入局部Hurst指数概念,验证了在我国股市大跌前,综合股指日收盘价的局部Hurst指数的变化趋势符合“持续下降”的规律。此外,本文还提出“局部Hurst指数下降开始日与股市大跌结束日的时间间隔超过两周”以及“下降结束日与股市大跌开始日可能会有小段时间间隔”的观点。     

我国股市弱“晴雨表”功效的制度缺陷

股市被喻为是反映宏观经济状况的"晴雨表".然而,我国经济强劲增长,股市却长期萎靡不振,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相背离反映中国股市具有弱的"晴雨表"功效.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是由我国股市政策变化引起的.本文分析了我国目前的行政审批的准入制度、难以摘牌的退市制度、不透明的信息披露制度以及不相容的激励机制存在的缺陷,并提出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是制度创新.     

公司控制权市场对证券市场效率的影响

学术界对我国证券市场效率问题的研究多从“有效市场理论”出发 ,但对证券市场效率内涵的模糊认识以及侧重于信息效率分析的理论不足 ,使得基于“有效市场理论”的研究不能准确指出我国证券市场效率低下的制度性根源。从公司控制权市场理论出发 ,明确了公司控制权市场对提高证券市场效率的功能性和基础性意义。在我国经济转型期 ,改善公司控制权市场的制度性抑制对提高证券市场效率意义重大 ,控制权市场的规范与否一定程度上直接决定着证券市场效率。     

论证券公司的退出机制

证券公司的退出机制是停止问题证券公司的证券业务使其退出证券市场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对问题证券公司主要采取资产重组、托管、行政接管、停业整顿、责令关闭或撤销以及破产等方式退出证券市场。在对国外证券公司的退出机制进行比较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在法律制度、限制政府的行政干预、建立多元的监督体系、设立投资者保护基金等方面完善中国证券公司退出机制的建议,对依法保护广大投资者权益、保障中国证券市场健康有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股市长期低迷的症结

中国的股市自 1 990年起步至今 ,长期处于较低迷状态 ,主要原因是作为股市主体之一的上市公司“转轨不转制”和股市本身在组织管理上存在的种种弊端。主要包括 :上市公司的主要功能错位 ;在国有股问题方面违反了市场规律 ;国家控股公司组建过多 ;证监会的功能定位有误 ;奉行计划经济的人事任免制度 ;公司治理结构存在缺陷 ;广泛地用配股代替分红。为此要坚定把改革进行到底的决心。     

定向募集公司分析及其解决思路

对定向募集公司这一历史遗留问题如何解决 ,不仅关系着 40 0 0多家定向募集公司及其职工的利益 ,而且关系着至少 3 0 0 0万个城镇家庭的利益 ,甚至可能会影响到社会的稳定。本文分析了定向募集公司问题产生的历史原因 ,指出建立分层次的证券市场是解决定向募集公司股权流通及促进公司规范化运作的有效途径 ,文章最后对股份公司的监管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政策建议     

我国股票市场价格波动的非对称性及其国际比较

以7个国家的综合指数(包括我国上证指数与深成指数)为样本,以EGARCH模型系统研究我国股票市场上价格波动的非对称性以及这种非对称性与成熟市场上的差别。结果发现,与成熟的股票市场相比,我国股票市场上价格波动的非对称较弱,这可能是由于我国股票市场的特殊结构与贷款利率缺乏刚性所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