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骚》“内美”与屈原的美学思想

“内美”是窥见屈原美学思想的重要窗口。《离骚》“内美”在内容上是蕴含楚国民族精神之“义”的内化,当其外化为行为方式后即表现为“中正”人格。“中正”是真、善合一的形式美概念,但其本质是美真统一,从而与儒、道美学形成根本对立。     

屈原“美政”理想的学术渊源

屈原的＂美政＂虽是兼融先秦诸子多家思想而成,其核心内容则是圣君贤臣＂两美相合＂的圣贤政治论,它是中国古代士人普遍追求的政治文化模式。这一模式及其理论基点的学术渊源,均在＂管子学派＂中的＂前期齐法家＂思想中。学界在探寻屈原思想的学术渊源时,由于对＂管子学派＂的发展阶段不甚了然,因而产生了许多错位和附会。     

屈原“美政”思想溯源——兼论屈原的自沉

屈原"美政"思想源于先秦帝王观念中对于帝王的强烈希望和期待心理。先秦帝王观念中的先王崇拜思想则是屈原"美政"理想产生的重要文化因子。屈原"美政"理想的构建缘于先秦帝王观念中尤其是儒家、法家的法先王思想对他所产生的影响。屈原心中凝重的帝王情结是导致他最终走向自沉的根本原因。     

古代中西“天人合一”、“神人合一”对“依生之美”审美范式的体现

在古代中西“天人合一”、“神人合一”两种审美理想中,人作为主体,都明显地只是作为客体———天或神的派生和对象,主体人的潜能的自由实现,只能表现为对作为客体的天、神的顺从与趋同。可以说,中西古代的美只是大自然、天、神之美。这完全符合“依生之美”的本质规定,体现了“依生之美”的审美范式。     

论技术的“真”、“善”、“美”

技术并非是抽象的、孤立的工具,而是在一定社会文化背景下形成,并负荷科学、政治、经济、伦理文化意涵;技术并非是自主的、价值中立的,而是负载价值,并且渗透着伦理。技术不仅具有物性,而且充满着人性,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外化和物化。因此,技术不仅具有“真”、“善”、“美”,而且三者又是相互联系、有机统一的整体。     

告别“屈原人格”

与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知识分子相比,中国知识分子当然有其独特性,但我不认为这是他们与生俱来的本性,而是他们生存的社会历史环境所造成的。从某种意义上,正是历史上绵延不绝的专制制度决定了这个民族和作为它灵魂的知识分子的面目。一个民族长达几千年处在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王权之下,“学得文武艺”除了“卖与帝王家”之外,没有其他的路可走,从而形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对权力的依附性。这是他们所有特征中最根本的。读书做官,“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成为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境界。卢梭在《忏悔录》(第九卷)中说:“我已看出一切都归…     

屈原"美政"思想与楚国的诸子学

通过分析屈原作品中诸多美字的涵义,我们认为屈原所谓美,实包含了德才、内外二者兼备的意思;而所谓德才、内外也具有多方面的内涵,唯有这些内涵的和谐统一才堪称美。屈原的美政理想,应该看作他对执政者个人政治人格、君主政治人格以及整个国家政治制度和政治面貌的一种设计。屈原的这一政治理想与当时的诸子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又超出于诸子之上,是对诸子政治理想的吸收、扬弃与整合。     

美本质论旧题新解：审美“意蕴”说

美学史上林林总总的“美本质”学说，它们的根本区别并不在于其各自提出了关于美学基本问题的完整观点。区别只在于各种学说都根据自己不同的终极理念，阐发了与审美对象感性特征相互对应的美的内在“意蕴”。一部美学史，人们在勤勉不懈地探讨“美本质”学说这一千载难题的时候，实际上收获的是美的“意蕴”说。黑格尔结合艺术研究发挥了歌德最先提出的“意蕴”，说。“意蕴”是比“理念”更富包容性和丰富性的概念。“意蕴”说明确了美的两个基本条件。“意蕴”说开辟了美学研究走向生活实际的道路。     

论庄子的“美”与“乐”

庄子的美:庄子不说什么是美,却在相对性关系中描述了美。庄子承认了美具有共同性,却强调了审美的差异性,尽管这是人所共美的事实,且差异性远远大于共同性。庄子至少是认同残缺之美的,在庄子的笔下,几乎见不到群体艺术美的形象,反倒多为独绝式的美的形象。超越是一个过程,超越与宗教的情怀有关,因为宗教不仅给出了超越的向度,也给出了超越的力量。所以,超越必须对于苦难、生死的问题有一个出转。庄子的乐:天地之美是其固有的美,而人能够观得其美,必定引起心理上某种反应,那就是愉悦情感的发生。庄子的"乐",自然不仅是感官上的乐,主要是心之乐,也即精神上的快乐、愉悦与自由,但是,这样的乐不可能排除同时间感官上的反应,也就是说,是身心一体的乐,一个"游"字道出了庄子的隐秘。得道也就是得了"天地大美",从而无论是通达、还是穷困,都会乐,之所以乐,却不在通达与穷困上,而是在这之外的东西,通达与穷困不过是得道者借此以实现自乐的方便而已。     

屈原“三闾大夫”考

根据先秦典籍及后世学者的相关资料考证得知,三闾大夫不是官名,而是屈原的爵位称号,只有“左徒”才是官名,是屈原在朝所任的官职。而“三闾”并非是有些论者所认为的郢都中的三条闾巷,而是屈原作为大夫爵位所授封地的地名,在今湖北秭归县境内的三闾乡,也就是屈原的故里所在地。     

屈原赋中的舜帝意识

屈原赋中屡次出现的对舜帝的叙述,实际上是屈子举贤授能政治理想的光辉写照,是诗人对历史传说人物的行事升华为自我认同之理念、意识的一次心灵洗礼,这种洗礼进一步化成了与自我情感相融合的根深蒂固的情结。     

屈原生卒年研究述评

以往的屈原生卒年研究，都围绕着《楚辞》中的“摄提”、“老冉冉”、“哀郢”等语词在转圈子，其中虽然获得了不少发现，取得了不少成就，但总的说来，离屈原生卒年的历史真实相去甚远。其中原因，固然与文献资料的缺乏关系密切，但也与研究者们重“流”而不重“源”，研究方法上的欠科学等学术倾向不无关联。值得研究者们注意。     

论楚辞流传与“屈原一家之书”的《楚辞》结集

楚辞的长期流传,首先是自上而下,然后自下而上,进入汉代通过三条线索得以汇编结集。今本《楚辞》是一部体例极为特殊的文学选集,它在实质上乃是“屈原一家之书”,所收作品也似有经、传之分。《汉志》不录《楚辞》,并不能否定刘向的编纂之功,刘向编《楚辞》是他在废弃期间的“个人行为”,而他后来奉诏典校经书则是“政府行为”。     

屈原对昆仑神境的构建

屈原有很深的昆仑情结,其神游天地多以昆仑为中心。屈原在运用原有昆仑神话的同时,也改造、构建神话：其一,增加了许多《山海经》中原本没有的地名、物象,诸如县圃、成池、春宫等,丰富昆仑神境;其二,调整神话物象的方位,重新构建昆仑格局;其三,以空间运动超越时间,赋予昆仑以新的生命内涵;其四,颠覆了昆仑的神人关系,人成为神境的主人。     

“怨”与屈赋的悲剧意识

中国古代文论中“怨”的基本内涵,构成了中国古代文学悲剧意识和悲剧精神的基调,屈赋所体现的“怨”的悲剧本质及其封建消极性,正是中国古代文人悲剧审美的精神底蕴。     

湖南省屈原学会2009年年会暨屈原与湖湘文化学术研讨会述评

湖南省屈原学会2009年年会暨屈原与湖湘文化学术研讨会,有八十余位专家学者与会,会议收到学术论文六十余篇。与会专家围绕屈原与汉寿的关系及屈原故里、屈原与湖湘文化、屈宋作品及其影响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     

屈原与儒墨道法诸家人格观之比较

从文化领域去确立人格定义，即：人格就是一个人最基本品质、品格的总和。屈原与儒、墨、道、法诸家之人格观分内外两层，内层主要为人格典范与人格理想，在这一层，屈原与诸家及诸家之间并没有太多的不同。而在外层，各家均有差别，特别是在内核外化形式、与现实的关系及人格操守的坚持性上，各家差别甚大。屈原则与墨家较为接近。从人格观之全面性、完整性、统一性上观察，屈原之人格观当为中华民族之最高标范。今天，中华民族正在复兴，在我们寻求和重塑民族之魂和文化精神时，屈原伟大人格和人格观标范的树立，将具有无可估量的精神价值和文化意义。     

《九歌》三题

传说中的启《九歌》是祭祀之乐。在流传过程中,古《九歌》发生了一些分化。《九歌》是屈原创作的祭歌集合体,是后人编辑的结果．其本身并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从诸神的地位、作品中的祭神背景以及作品的风格等可以推断屈原《九歌》非一时一地之作,有的作于朝廷任职时,有的作于流放民间时。     

试论屈原《九歌》为“祭事歌”

历代楚辞学家以屈原《九歌》为“祭祀歌”,然考屈原的身份、《九歌》的词采、祭祀的礼仪,与此说多有不符。《九歌》当为“祭事歌”,即为一场祭祀之后的记叙与抒情,而非“祭祀歌”。结合史料考察这场祭祀的时间、原由、主祭者等因素,可更加有力地证明屈原《九歌》为“祭事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