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徽州的地痞无赖与徽州社会

地痞无赖活动的猖獗与疯狂，是明代特别是明代中叶以后徽州社会历史变革中出现的一个特殊社会现象。本文从剖析明代徽州地痞无赖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背景入手，较为详细地罗列了明代徽州地痞无赖在徽州社会、经济和文化领域猖獗活动的种种表现，并着重揭示了地痞无赖活动对明代特别是明代中叶以后徽州社会、经济和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影响。指出，处在明代中后期社会剧烈变革的时期，地痞无赖作为社会阶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恣意横行的结果，直接污染了社会空气，扰乱了社会秩序，助长了官场腐败作风，阻碍了徽州社会经济的发展进程，造成了整个徽州社会的混乱无序状态，加速了明王朝走向灭亡的步伐。     

徽州楹联文学审美价值和文化传承功能的体现

徽州楹联包括历史名人为徽州风景和建筑的题联以及悬挂于民居、祠堂、亭台等徽州特有古建筑上的楹联.徽州楹联形象生动地反映了徽州人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伦理道德等各方面的信息.徽州楹联多用典故、拟人、夸张、叠字、隐喻、双关、排比等修辞手法,表达文人对徽州名胜古迹、自然风光的赞美之情,体现文人高雅的情操和宁静淡泊的精神追求.徽州楹联还具有表现徽人对儒学传统价值观的继承、体现徽人耕读传家、勤俭节约的民风、反映宗族社会的忠孝观、反映"家馨"与"善治"的思想、对于"和谐"理念的继承等文化传承功能.     

明代徽州文人结社综论

徽州文人结社的兴盛,是明代文人结社的一个缩影。明代徽州文人结社活动正德之前很少,嘉靖、隆庆之际出现高潮,万历时达到鼎盛,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除汪道昆主持的白榆社外,其他明代徽州文人社团皆具有鲜明的地域印记,入社成员大都来自徽州本郡。明代徽州文人社团大体有诗社、文社和禅社三种类型,社团的社约规定了入社原则、经费来源和使用、处罚措施等,据此可了解这些社团的活动特点。明代徽州文人结社丰富了徽州文人的精神文化生活,促进了徽州文学创作的繁荣,提高了徽州文人的知名度,推动了徽州地域文学与主流文学的融合,使徽州在万历时成为在文学上比较先进的地区之一。     

读《汪容甫先生手札》

<汪容甫先生手札>辑存汪中手稿七篇,多未经刊行.此册经傅增湘、陈垣、启功、傅熹年诸先生鉴定,确为汪中遗文.<手札>真切反映出汪中的若干生活片段与治学实践,包含汪中研究经学、小学的重要见解.其中关于音训的论述可供今人考见清人发明此种古语训诂方法的过程和理论要点.     

基于新文化地理学的徽州地域文化经济初步解读

在后现代语境下通过对徽州人地关系解读产生了一种"影视"重构,这便是我们认识徽州文化的第二条途径。基于新文化地理学的徽州地域文化经济初步解读,我们该如何反思徽学研究?伴随着徽州的行政区划变迁,徽商兴起是以独特的徽州自然与人文地理作为基础。徽商生存机制主要表现在:经商是徽人在客观环境中的生存选择;以商养士,以士促商;产生大量的徽商买办与传统士绅;以居家型徽州女子作"牺牲"等。徽商的影视再现是徽州文化的现代重构。对徽学研究进行反思:第一,徽学研究离不开徽州文书的深度搜集和整理;第二,择取重点,以小见大,从整体上把握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脉络和规律;第三,提倡多学科性的综合研究。     

明清时期徽州的乡约简论

乡约是宋代兴起、明代中叶至清代前期得到官府鼓励和推行的一种村民自治的教化组织.在徽州,明代乡约建设倡行于嘉靖五年,极盛于明代后期的嘉隆万和清初的康雍乾时期.其组织形式与徽州本地特有的宗族组织有机地结合起来,对徽州农村社会的稳定发挥着不可低估的作用.明清时期徽州乡约运作与管理十分规范,是同一时期全国乡约发展的典范,祁门<文堂乡约家法>、<岩寺备倭乡约>等乡约出现,标志着徽州乡约发展的成熟与完善,它是封建社会末期统治者所倡导的法治与德治、礼法合治的最为典型的代表.     

徽州古民居“中堂＂装饰成因探究

从徽州的社会、经济、文化等层面入手,剖析了徽州古民居厅堂“中堂”装饰风格的形成与徽州人内心世界、外部环境以及文化艺术氛围的相互关系。徽州古民居独特的形制为徽州古民居“中堂”装饰文化的兴盛提供了物质基础;徽州与“吴地”之间频繁的经济文化交流成为微州古民居“中堂”装饰文化形成的外部因素;徽州社会的崇儒重教文化传统为徽州古民居“中堂”装饰风格的形成奠定了历史与文化基础,也是“中堂”装饰风格在徽州古民居中形成的根本原因。     

徽州方言对徽州民歌的影响

徽州民歌是在徽州文化土壤里萌生和发展起来的独具特色的地方传统音乐,是徽州人民根据当地生活实际创造出来的一种民间艺术形式,集中展现了徽州人民对生活的认知和情感。徽州方言是徽州文化的重要表现形态之一,也是徽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徽州方言声韵、词汇、语法以及方言民俗文化对徽州民歌韵律、歌词、音腔、题材和思想主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研究徽州方言对徽州民歌的影响,有利于徽州民歌的传承与保护。     

论徽州宗族祠堂

宗族祠堂林立是徽州一个重要的社会和历史现象。本文探讨了徽州宗族祠堂的兴起时代、建造规模、建筑装饰及其历史背景和社会作用。作者认为，明代嘉靖年间，夏言进行民间祭祖札制改革以后，徽州宗族出现了大建祠堂的热潮；徽州宗族祠堂规模宏大，装饰精美，建筑耗费惊人。作者指出，明代中期商品经济的繁荣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出现所引起的徽州社会变化，冲击了徽州的宗族统治，因此许多宗族集团才大量建造祠堂，以加强宗族观念和宗族团结，巩固宗族组织和宗族制度。     

民国时期旅外徽州人所办刊物与改造徽州社会的舆论动员

明清以来的徽州是一个高移民社会,以徽商为主体的旅外徽州人与故乡始终保持着良性互动的关系。民国时期,旅外徽州人面对家乡社会的衰落,产生了强烈的焦虑感和使命感,他们通过组织同乡团体,创办刊物,发表各种改良言论,为革新徽州面貌进行舆论动员。这些刊物以建设新徽州为使命,高度关注徽州的教育和烟赌等社会问题。虽然在现实条件的制约下,旅外徽州人的很多改良建议流于形式,但是对徽州新思想文化的孕育与传播仍然起到了一定作用。某种程度上,旅外徽州人在用一种批判的态度表达对乡土的敬意。     

徽州建筑单体形态构成研究

文章从两个层面研究徽州建筑单体形态构 成：(1） 建筑学层面,分析徽州建筑的组织结构。徽州建筑经历了千年的锤炼、积淀,不 仅建筑形式被提纯,其内部组织也高度结构化。文章在田野考察资料的基础上,分析了徽州 建筑单体的基本要素及组成规则。(2） 徽州建筑形态构成中,基于文化价值观的秩序。着 重分析了徽州建筑的儒学基因和风水观念的影响。上述两个相关联又有明显区别的价值层面 ,构成了徽州建筑单体形态的深层结构。     

山西票号:中国最早专门从事异地汇兑的民间金融机构

唐代的“飞钱”、宋代的“便换”,都是中国早期的异地汇兑现象,但它们不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且均由政府经营,所以存在的时间都不长;清初的“会票”,流通范围也非常有限。山西票号是我国最早产生的专门从事异地汇兑的民间金融组织,它不仅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而且突破了地域的局限,经营范围遍及全国各地乃至海外。受传统文化、地域文化的影响,在其近百年的发展中,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从机构本身来说,首先,它开创了异地汇兑的先河,使我国的货币清算制度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即从运送现银为主的结算方式逐渐过渡到以汇兑为主的结算方式。其次,它创立了人身顶股制和联号制,其中,联号制是山西票号存在的基础,是其最重要的特色,而人身顶股制合理调节劳资关系,也是我国利益分配制度上的一大进步。第三,它将汇兑与存放款相结合,形成了存汇结合和放汇结合的特有形式,有利于资金的高效运用。从机构的外部来说,山西票号是旧式金融机构中与清政府关系最为密切的民间金融组织。由于清末帝国主义银行、新式银行、钱庄等金融机构夺走了山西票号的大半业务及其票号本身存在的封建性、保守性等缺点,因而在辛亥革命以后,山西票号走上了衰亡之路。     

论政府在人民币升值过程中的作用——基于政府同“游资”的博弈分析

近期,人民币汇率仍然存在较大的升值预期,国际游资对于我国金融市场的稳定存在很大冲击。如果没有一个稳定的人民币汇率机制,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将得不到保证。政府在和游资博弈的过程中,一定要加大惩罚力度,并且要保持信誉,决不能违背承诺,并且应尽快制定《反热钱法》。     

试论跨文化交际中文化的负面影响与克服

当今全球化进程使跨文化交际成为一种普遍现象.来自不同民族、国家的人们在相互的交流与合作中容易因为文化差异而导致人际交往失误.文化认同带来的正面效应和文化排斥诱发的负面影响并存.文章详细探讨干预人们交际活动的文化负面影响的几大类表现,包括文化定势、民族中心主义、社会分类等.分析各自的定义、特征、产生的原因,从而积极寻求克服文化负面影响的办法.     

论徽州古建筑装饰艺术的人文精神

建筑是文化的载体,明清时期的徽州建筑堪称中国建筑艺术中的瑰宝之一,凝聚了徽州文化的精华,装饰艺术上充分体现了以传统儒学和理学精神为主的徽州文化思想和“天人合一”的精神追求。对富有特色的徽州古建筑装饰艺术的人文精神探究,对当前我国新农村建设与规划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于何其芳的文稿修改——以诗集《夜歌》和论文《关于现实主义·序》为例

何其芳整理重版自己的旧稿,尤其是1940年代在延安、重庆时的诗文时,有较多的删、改、增。本文以诗集《夜歌》和长篇论文《关于现实主义.序》为例,说明何其芳作品不同版本的修改情形,从而在一个特殊角度折射社会政治形势、时代思潮的变动与作家的创作、文化心态之间的互动关系。     

文化交流中的心理、学理与伦理问题

在形成多元化的世界文化体系的过程中,通过文化交流以促进文化之间的对话、沟通与理解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但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应该关注文化间对话、沟通与理解的心理问题、学理问题、伦理问题。心理问题解决的是心态冲突问题,消弭的是信任赤字;学理问题解决公理冲突问题,消弭理解赤字;伦理问题解决沟通方法的冲突,它所消弭的也是信任赤字。     

中西文化差异及其对翻译的影响

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并对文化起着重要作用。翻译已不再被简单地当作是语言之间的转换,而是被视为一种跨文化交际的行为,一种文化模式的转换。这决定了充分了解文化差异对翻译的重要性。本文试从地理环境、传统习俗、生活方式、宗教信仰及思维方式等几个方面,来阐述中西文化差异的各方面以及在翻译过程中应注意的几点问题。     

文物价值和史料价值俱珍的重要历史文献——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藏“陈独秀等致胡适信札”刍议

2009年入藏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的"陈独秀等致胡适信札",具有较高的文物价值和史料价值。这批陈独秀早期文稿真迹的发现,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填补了陈独秀文本研究的空白,进一步扩充了诸如《新青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陈独秀与胡适关系等中国近现代历史研究领域的具体内容,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陈独秀从民主主义的文化救亡转向共产主义的政治救亡的思想轨迹。     

徽州文化旅游文本英译失误分析

按照功能翻译理论专家克里斯蒂安·诺德对翻译失误的分析模式,可将徽州文化旅游文本英译本中既存的众多失误归纳为四类:即功能性翻译失误、文化性翻译失误、语言性翻译失误和文本特有的翻译失误。对翻译失误及其原因进行分析有助于翻译人员自觉避免失误的产生,并引发政府相关部门的关注,从而完善徽州文化旅游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