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外交思想评析

“外须和戎 ,内须自强”是李鸿章的外交思想。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条件下 ,李鸿章理智地看待弱国外交 ,把“自强”作为外交根本至计 ,把“和戎”作为实现自强的一种手段 ,这是符合近代社会历史条件的 ,是近代外交的明智之举     

义理民族主义的兴起及其后果——对民国前期中国民族主义运动内生结构的考察

用“刺激-反应”模式来解释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的起因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这一模式忽视了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的内在原因。1915-1919年,中国民族主义运动呈现出明显的激进化趋势,并且在1919年之后,这一激进态势得以长期持续。而1916-1927年也正是日本对华政策大幅度缓和、中国在国际上的生存环境明显改善的时期。这正好说明,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的发展有其内在原因。这种内在原因主要是一种深受传统义理观念影响的民族主义观念的扩散。义理民族主义观念能够产生较强的社会凝聚力,但也排斥弱国外交中的必要的妥协,最终使中国的国际生存环境恶化。反思这段历史,有助于我们理性地思考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的多义性。     

李鸿章外交思想论纲

作为一个活跃在近代国际舞台近四十年的弱国外交家,李鸿章的外交思想无疑是相当复杂和十分丰富的,实非“投降”、“卖国”一类的贬词所能涵盖。在长期主持对外交涉事务过程中,李鸿章始终以1861年恭亲王奕沂等人奏准成为清政府对外关系最高原则“按照条约,不能稍有侵越,外敦信睦,而隐示羁縻”为指导,并广泛吸收和发展了曾国藩、郭嵩焘等人阐述的“诚信”、“循理”外交思想的合理因素,努力将传统的儒家“和戎”思想应用于近代对外事务,力图寻     

国际关系中的选择压力:计算与应用

选择—遗传—变异是社会演化的核心机制，遗传侧重于人类社会在时间中的延续，变异侧重于人类社会在空间中的展开，而选择压力是把遗传和变异统一起来的关键作用力。在国际关系中，强国施加选择压力，弱国承受选择压力，力量损失梯度越大，强国对弱国的选择压力越小；强弱双方的关系越敌对、实力对比越悬殊，强国对弱国的选择压力越大。当存在多个联系紧密的国家时，强国偏好使用“软柿子”策略来延缓选择压力的衰减，而弱国偏好使用“大树”策略来降低自己所承受的选择压力。选择压力也可以用于结盟问题的研究，以中俄是否应该通过结盟来应对美国威胁为例，使用军费评估实力时，从2019年开始，中俄达到了结盟临界点。     

曾纪泽外交活动中的文化人格述论

自鸦片战争始,资本主义列强以炮舰轰开中国的大门,近代中国的对外关系蒙上了屈辱的阴霾,接踵而来的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主权沦丧,“弱国无外交”成为晚清政府对外交往的理论定势。然而,在清政府的外交官吏中,曾纪泽以自身的人格信念,胆魄识见、气度才华,与列强折冲樽俎,力挽危难情势,或护持疆土尺寸必争;或坚守主权刚硬不让,显示出一个中国外交官员深厚的爱国情感和独特的文化人格,被西方学者誉为“中国近代派遣到国外的最成功的一个外交家。”①一曾纪泽自1878年出任使英、法大臣,后又兼使俄大臣,到1885年卸任,前后共计八年。这在他五十…     

论江泽民“和而不同”的外交理念

江泽民“和而不同”的外交理念是中国传统文化精髓与当代国际关系创造性的结合,既是对周恩来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求同存异”外交方针的继承发展,也是对邓小平和平共处外交主题的发扬。其内涵主要表现为：第一,主张建立国际新秩序。第二,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第三,强调世界的相互依存。它不仅对中国外交实践产生了积极影响,而且为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进一步发展“和谐世界”的外交战略提供了清晰的指导。     

贝克莱的困境与马克思主义对观念来源的破解

“存在就是被感知”这一命题具有二重性。从积极的、肯定性的意义来说,它标志贝克莱破解以洛克为代表的早期经验论哲学知识论之矛盾的开端;从消极的、否定性的意义来说,它产生了“自我中心困境”的新问题,无益于问题的彻底解决。出于摆脱困境的实用考虑,贝克莱转而求助于先验、神秘的上帝,将其视作观念的终极来源,由此背离经验论哲学的基本走向,向中世纪神学独断论复归。通过确立“人是物质世界演化的产物”“观念是人脑的产物”“观念的内容来源于物质世界”三个核心命题,传统唯物主义将观念的来源归之于经验的、可感的物质世界,初步超越了贝克莱哲学。但由于在物质与观念作用机制问题上存在含糊性,传统唯物主义对观念来源问题无法给出令人完全信服的答案。在继承、发展传统唯物论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被传统唯物论忽视的“实践”概念进行了彻底的唯物主义改造,将之作为沟通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的桥梁与中介,揭示了人的观念在实践中产生、发展并接受实践检验的认识论规律,从而在哲学史上第一次全面破解了观念来源之谜。     

莫迪政府时期印度外交能力建设探析

莫迪政府执政以来，印度的国际影响不断增强，在国际舞台上大有“左右逢源”态势，这也折射了印度不俗的外交能力。对此，本文从外交观念、外交谋划、外交机制、外交协调、外交执行五个维度对其外交能力进行系统分析。研究发现，印度外交能力的增强是这一时期印度得以在国际舞台获取有利态势的重要原因之一。在外交观念方面，印度通过增强印度教意识形态影响力、强化“民主”价值观共识、拓展国际传播渠道等方式，促进了外交观念能力的提升。在外交谋划方面，印度外交布局兼具稳定性和灵活性，不仅补强了战略资源对外依赖的短板，还适应了内外变革的战略环境。在外交机制方面，国内机制的优化与在国际机制中的积极作为，为印度编织了更具韧性的外交网络。在外交协调方面，印度相对完善的组织架构与灵活多样的协调手段，使其得以对内凝聚共识，对外长袖善舞。在外交执行方面，印度的制度保障、外交投入、人才培养等均有利于其外交政策落实。不过，印度外交能力建设仍有其局限性，受疫情、外部环境趋向复杂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印度外交能力能否持续增强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半封建”浅释

近代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所谓近代中国,按科学说法,应起自1840年,终于1949年。现拟按习惯说法,仅就1840——1919年间中国“半封建”问题,略陈管见。 中国原来是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自从鸦片战争后,由于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采取了一切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压迫手段,使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半殖民地。所谓半殖民地,就是“在政治上,形式上是独立的,实际上却被财政和外交方面的附属关系的罗网包围着”。半殖民地是从独立国过渡到殖民地的“中间”形式,追逐垄断利益驱使资本帝国主义力图把半殖民地变成自己完全支配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中国也正是朝着殖民地的方向演化的,诸如英国侵占的香港,日本鲸吞的台湾,均已沦为殖民地。不过就整个中国来说,这还只限于局部的而尚未引发全局性的演化,仅仅属于量变中部分质变的范畴。 近代中国在从独立国家变为半殖民地并向殖民地演化的同时,逐步地从封建社会变为半封建社会。这几乎是公认的历史事实。问题在于,“半封建”是否等同于“半资本主义”,而资本主义是否“半封建”的演化趋向? 在世界历史上,似乎存在过两种类型的“半封建”,一种是英法式的,一种是中国式的,两者既有共性,又有明显差异。     

国民外交运动与民国外交现代化

国民对外交的关注和参与是民国时期外交的一个重要特点,持续不断的国民外交运动推动了民国外交的现代化进程:它强化了“以民众为主体”的外交观念,也极大地影响了政府外交政策的走向,同时也促进了民国时期的外交制度向民主化方向发展。     

梁诚:一位让弱国外交闪光的外交家

由于资料的缺乏和分散,大陆学者对梁诚的研究尚很薄弱.梁诚是晚清爱国的外交家,他曾任中国驻美国、秘鲁、西班牙、古巴、墨西哥、德国公使,他的外交生涯几乎是一部晚清外交史的缩影.在强权政治的国际大舞台上,他为捍卫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以及争取海外华人权益而不懈奋斗,创出弱国外交的新亮点.在处理近代中国外交事务中,梁诚那种“全力相搏”,哪怕只争到一分,也绝不松懈的精神,始终激励着人们.     

论“9·ll事件”后俄罗斯对外政策的重大调整——评普京总统的“世界稳定弧”构想

“9·1 1事件”后 ,俄罗斯明显地调整了对外政策 ,提出建立“世界稳定弧”这一构想 ,它是俄罗斯在外交领域实行根本性调整的反映 ,对国际关系和世界的安全、稳定将产生重大影响     

宗藩体系下的中国外交思想与“和”

“宗藩体系”下的中国外交思想是在“华夏中心说”的思想基础上追求“和”的矛盾体,它经历了由人与人的交往规范到国家内部制度,再到国与国的交往规则的发展历程。当代中国外交思想的母体就是古代“宗藩外交”中所体现的外交思想,特别是“和平共处”、“和谐世界”理念的提出,既摈弃了“华夏中心”的理念,又继承了和发展“和”的外交思想,成为我国重要的外交软实力,并结出了丰硕的外交成果。     

和谐世界理念下的中国新地缘战略

基于对全球化时代地缘战略特质的精准把握与深刻体认,2005年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举“和平、发展、合作”三面旗帜,逐步形成了以“和谐世界”理念为核心的新地缘战略。大力开展多边外交、形塑和谐周边、构筑和谐稳定的大国关系、强力推进发展中国家外交,是其重要举措;层次分明逐级推进、内涵丰富立意高远、战略策略更具柔韧性与灵活性是其基本特色。和谐世界理念下的新地缘战略必将对我国新时期的地缘外交起到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三个世界”理论与中国外交的转型——兼论邓小平对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三个世界”理论是中国外交理念的重大转折 ,也是中国外交政策转型的开始。邓小平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中国外交的基本原则 ,从而实现了中国外交的彻底转型。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是对毛泽东外交思想的继承和创新     

周恩来求同存异以诚释疑的外交思想和实践

周恩来被世界公认为“处理外交难题的能手。”他不仅为新中国制定了一套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路线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而且提出了实现的途径,这就是著名的”求同存异”。连同他高超的外交艺术和务实的外交风格,形成了一整套以诚释疑、解决各种复杂矛盾和外交难题的基本方法,从而为和平共处的实现找到了切实的途径。     

西汉王朝对外思想述论

“华夷之辨”是西汉处理邦交关系的理论依据。先秦“五服制”所构建的以中原为核心的天下秩序,对于西汉“大一统”天下观的形成亦有重要影响。汉匈战争背景下的“修攘制御”和外交经营,不仅反映了西汉人的地理观念,而且体现了西汉全方位经营的外交理念和对外交关系制度化的追求。     

美国例外论视域下的美国文化外交

文化外交是一个国家通过文化交流传播以促进彼此间相互了解,塑造自身良好国家形象,从而实现国家利益的一种外交形式,同时文化外交也是一种跨文化传播活动。美国是世界上在文化外交方面影响力最为强大的国家。美国政府进行文化外交的过程深受“美国例外论”的影响,表现出强烈的“美国中心主义”和文化优越感,忽视文化的特点、违背文化传播的规...     

新时期中国文化外交兴起的必然

文化是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是国际竞争中备受关注的“软实力”。在对外交往中,文化也是世界各国人民增进了解,加深友谊,扩大合作的重要纽带。可以说,文化外交是继经济外交,政治外交,军事外交等传统外交之后的重要外交形式。历史表明,一个国家的外交战略目     

顾维钧废约外交考察

中国从巴黎和会通过外交途径争取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尝试开始 ,到华盛顿会议 ,再到与各国的修约谈判 ,直至中英新约签署 ,顾维钧是惟一参与整个废约交涉过程的外交官。作为一名弱国外交代表 ,顾维钧领导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和会上拒签对德和约开辟了中国自主外交的先例。之后的华盛顿会议上 ,他吸收了巴黎和会的经验教训 ,一改过去一揽子提出的办法 ,更注重于基本原则的创树 ,为具体问题的讨论与解决首先奠定法理基础 ,并使整个交涉立于主动地位。这显示了顾维钧杰出的外交智慧和重视国际法应用的外交特点。之后继续开展的中苏、中比修约等一系列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外交活动更集中体现了顾维钧法律废约和外交自主的思想。顾维钧是经由外交途径废除不平等条约的首创者 ,是在这一历史进程的初期阶段的一位主要开拓者。不平等条约废除 ,中国主权意义上的外交乃得以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