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诉前离婚协议的性质

我国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离婚协议的性质及其效力问题。近年,随着离婚率不断升高,围绕诉前离婚协议展开的纠纷日益增多。11年的《婚姻法》解释三,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诉前离婚协议中财产协议的效力问题,但诉前离婚协议在理论界和司法实践中仍然存在诸多问题。     

行政行为轻微瑕疵的常见类型

行政行为一经作出即产生特殊的效力,实践中,部分行政行为在实体上或程序上存在瑕疵,我国的行政程序法尚未出台,轻微瑕疵行政行为的相关问题在学理层面、立法层面以及司法实践中的应对都不够系统、全面。行政行为的轻微瑕疵包括程序轻微瑕疵和实体轻微瑕疵,程序轻微瑕疵自2015年《行政诉讼法》就纳入了确认违法判决的适用范围,显示出了对程序瑕疵零容忍的态度,但司法实践中对程序轻微瑕疵的具体适用仍表现出不一致。直到2018年,新《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对程序轻微瑕疵作出限制性解释,更加强调程序合法性的地位,使程序轻微瑕疵绝处逢生,更不涉及瑕疵治愈问题。实体瑕疵的命运却与程序轻微截然不同,说明理由不完善、登记轻微瑕疵、技术性瑕疵、前行政行为的瑕疵等情形,并不少见,司法机关大多认可实体轻微瑕疵存在治愈的可能。本文主要将行政行为实体上存在轻微瑕疵并予以治愈的案件进行归纳、整理。     

刑民交叉案件处理模式研究

为了正确处理刑民交叉案件,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该规定对于正确区分民事和刑事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依法保护当事人的民事权益,确保民商事审判的有序进行,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近几年来,审判实践中处理刑民交叉案件时仍存在一些尚不明确的程序与实体问题,将＂先刑后民＂视为刑民交叉案件司法原则的做法存在一些弊端。文章试图在考察并借鉴国外司法中对刑民交叉案件处理经验的基础上,从法律规定的细化与立法的创新两方面提出完善我国立法的建议。     

浅析我国督促程序的现状及对策

1982年的《民事诉讼法》中并没有规定督促程序,但在借鉴国外立法的相关经验的基础上,并结合我国的司法现状,于1991年全国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四次会议通过了如今的民事诉讼法督促程序。督促程序以快捷、成本低、简便的特性,适应我国市场经济的需要,也符合司法改革精神,因此说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合理性,现实中的很多因素与督促程序的内在本质不相协调。目前,法院的超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及其适用的环境会随着法治的不断完善而克服不利因素,诚信体系的建立、司法环境、社会环境的好转,督促程序应该在民事诉讼中长期存在,成为人民法院大部分经济纠纷案件首选的适用程序,帮助人民法院快速解决部分金融案件,促进我国的经济发展。     

论我国民事诉讼诉前调解制度的完善——兼论对台湾地区民诉调解制度的借鉴

大陆地区2012年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适时地引入了诉前调解,增加了"先行调解"的规定。同时,作为司法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诉前调解制度已经越来越多地适用于法院实践,但在实践中也存在着诉前调解的缺陷。     

法治社会下的司法腐败预防机制建设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要求我们在立法、执法、司法等各个领域和环节,都认真贯彻尊重和保障人权,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依法保护一切当事人的程序权利和实体权益,使受到侵害的权利依法得到保护和救济,使违法犯罪行为依法受到制裁和惩罚。本文从政治权力与司法权的关系、法治的概念及司法制度、政治腐败和司法改革、建立健全司法腐败预防机制建设、网络反腐这五个切入点分析了当前我国司法系统反腐败所面临的问题及其解决方案。     

我国司法救助制度存在的缺陷及重构

“司法救助”的概念最早由1999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补充规定》第4条第2款正式提出了.首次对我国司法救助的概念、范围和条件、申请、缓交期限、减交比例及申请审批等作了原则性规定,司法救助概念以及相关法条的颁布实施,标志着我国司法救助制度的确立.     

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检察机关的适用——以萧县检察院的调研数据为基础的分析简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确立和相关司法解释的实施,关涉到诉讼过程中的公正与效率,关涉到司法的稳定性和权威性,关涉到诉讼当事人权益保护的最大可能性,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国的刑事司法和执法的实践活动,其中当然有诸多值得肯定之处,但也存在值得思考和需要加以注意和改进的地方,因此,我们必须对如何在实践中适用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进行研究,进一步细化和限定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明确检察工作中运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基本条件,减少其在适用中存在的误区,使其在适用上实现与司法实践的无缝对接,并在此基础上将政策运用到检察机关参与刑事诉讼的环节,才能真正做到彰显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价值追求。     

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检察机关的适用——以萧县检察院的调研数据为基础的分析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确立和相关司法解释的实施,关涉到诉讼过程中的公正与效率,关涉到司法的稳定性和权威性,关涉到诉讼当事人权益保护的最大可能性,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国的刑事司法和执法的实践活动,其中当然有诸多值得肯定之处,但也存在值得思考和需要加以注意和改进的地方,因此,我们必须对如何在实践中适用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进行研究,进一步细化和限定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明确检察工作中运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基本条件,减少其在适用中存在的误区,使其在适用上实现与司法实践的无缝对接,并在此基础上将政策运用到检察机关参与刑事诉讼的环节,才能真正做到彰显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价值追求。     

关于设立隔代探望权的合理性分析

已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并未设立隔代探望权，学术界和实务界对此仍然十分关注。基于我国立法与司法实践，以及我国的基本国情、经济与社会发展情况、历史与文化特点，隔代探望权的设立都具有合理性。本文从背景及现状切入，结合其他国家的立法情况分析我国设立隔代探望权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并给出立法建议。     

关于在我国真正确立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的构想

本文从司法实践和立法实际出发,针对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在我国的确立,分别从确立其立法上的基本原则地位、制定与完善配套的保障机制和制定相关例外的情形三个方面提出了构想。这种构想是建立在既能有效保障被追诉人的人权又能快速有效地打击犯罪、维护社会正义的理念基础之上。     

论民事诉讼简易程序的改革和完善

我国的民事诉讼简易程序是由《民事诉讼法（试行）》和《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是指基层人民法院及其派出法庭审理第一审简单民事案件适用的诉讼程序。相对于普通程序而言,它是一种简便易行的诉讼程序,对于保障和便利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减轻当事人的讼累,保证人民法院及时审理民事案件,均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当前,我国关于简易程序的笼统原则和抽象的规定已经不能满足对简易民事案件审判的要求,简易程序的改革势在必行。     

检察机关派驻机构设置研究——兼论农村法律监督体系构筑

《刑事诉讼法》及《检察院诉讼规则》关于刑事诉讼法律监督相关章节对立案监督和侦查监督都做出了详尽的规定,对于行使法律监督权的检察机关的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至少在立法层面上为检察权的履行提供了有力的依据,特别为司法解释在实务层面上提供了依据。但由于立法的滞后性和司法实务的超前性和多变性中间会有很大的真空。因此在实务中往往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延伸基层法律监督触角愈加显出其必要性。     

论中国的取保候审制度

目前假释制度（在我国相应指取保候审制度）凭借其重要的权利保障功能．对国家资源的节约，防范犯罪习性的交叉感染等优越性已为世界上许多国家所采纳。在我国取保候审制度由于建立时间较短．从内容到程序上存在着些许弊端，相继出现了取保候审权利的忽视，决定取保候审的程序不完善，宣布取保候审的机关不明确．保证金的交纳等问题，在司法实践中日益暴露出它的缺陷和不足．侵犯了当事人的权利，模糊了司法机关的职权，给诉讼工作造成了这样或那样的不便。本文从其适用条件，申请主体，保证人的责任及其追究等本体要件出发，试对适用取保候审的意义、程序、宣布取保候审的机关、续保的方式、保证金的交纳等进行论证．并针对各个问题提出了应如何完善的意见。     

我国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在实体法上的问题及完善

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起源于美国司法判例，随后得到了英美法系国家和大陆法系国家的普遍认同。在我国，公司法起步较晚，在2006年新《公司法》中对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作了相关规定，但是由于我国《公司法》对法人格否认制度的规定过于原则、缺乏可操作性、适用范围较窄等问题，导致我国的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仍存在很多不完善的地方，亟待修改和补充。笔者希望通过完善相关立法以及制定相关司法解释来完善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在实体法上存在的问题。     

浅析刑事证人保护制度

证人是诉讼活动的重要参与人,证人出不出庭接受控辩双方以及法官的询问对案件的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有着很大的影响。然而我国的证人出庭率非常低,在我国建立和完善刑事证人保护制度具有紧迫性。2012年3月14日,十一届人大五次会议对《刑事诉讼法》进行了第二次修正,自2013年1月1日起施行。最高人民法院于2012年12月24日公布了《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2013年1月1日起与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同步施行。此两项法律文件增加了对证人保护的内容,是我国刑事诉讼中证人保护制度的一大发展。本文将分析我国刑事证人保护制度的现状,结合国外先进的经验,并剖析我国立法与司法实践提出对我国刑事证人保护制度进行完善的建议。     

亲亲相隐与我国刑事立法的完善构想

2012年3月14日《刑事诉讼法（修正案）》颁布,其新增188条标志着亲亲相隐这一司法理念的回归,迈出了亲亲相隐在刑事立法完善的第一步。文章梳理了我国传统法中“亲亲相隐”司法理念的产生和历史沿革,分析了其一度被忽视到重新回归的原因,以及现行刑事立法的不完善之处,并提出了相关的完善构想。     

法治视角下社会生活噪声污染防治对策研究

我国在加速城镇化、城市化发展的社会转型期，社会生活噪声污染问题凸显，已上升为社会问题。本文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为基本依据，分析目前社会生活噪声污染防治的立法、执法、司法现状，针对社会生活噪声污染防治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完善社会生活噪声污染防治的法律对策，为相关立法、执法、司法从业者提供有益借鉴和深入思考。     

关于我国知识产权行政保护的研究

本文从知识产权的含义和特点入手，对我国现行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制度现状和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介绍。并且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措施。我国对知识产权进行司法和行政上的双轨制保护，行政保护是对司法保护的一种补充。因此，我国应该继续坚持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并应建立统一的知识产权行政管理机构，进一步加强政府对知识产权保护的指导工作，从而充分发挥知识产权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论期待可能性理论对我国刑事司法的借鉴作用

诞生于十九世纪末的德国的期待可能性理论,经历了从产生到发展,从存在于一个国家到存在于多个国家,从理论研究到司法适用的发展完善过程,已经在很多国家占有重要地位,也在刑事立法和司法中得到广泛承认和运用.不过,我国刑法界还处于对期待可能性的研究阶段,并没有确立相关的法律法规.近年来,我国刑法界学者主张把期待可能性理论运用到我国刑法理论和刑法规范中.本课题旨在结合我国的实际现状,阐述引进期待可能性理论来完善我国刑事司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