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阶层与民事纠纷的解决——转型时期中国的社会分化与法治发展

本文利用200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2005),描述并分析中国人是否卷入民事纠纷并采取行动,以及如何行动的决定因素。我们特别关注的是社会阶层属性的影响力。研究表明,中国不同的社会阶层在对民事纠纷如何反应上存在着显著的差异。统治精英相对来说更少依赖政府渠道而更多诉诸法律途径来解决纠纷。中下层社会阶层成员更多地信赖政府渠道,把日常纠纷诉诸政府。没有确凿证据表明中产阶级更多地利用法律解决民事纠纷。此外,教育也是决定人们如何对民事纠纷采取行动的重要因素:受过更多教育的人,更少把问题诉诸政府渠道而更多地把纠纷诉诸法律途径。基于这些经验研究,我们进一步探讨了转型时期中国社会分化的法律涵义,并认为对中产阶级兴起的法治意义应当抱谨慎的乐观态度。     

社会阶层分化背景下公安现役部队思想政治教育发挥先进典型激励作用研究

通过典型示范和引领激励,以点带面推动全局工作,是我党的优良传统和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针对当前我国社会阶层分化的背景,研究公安现役部队思想政治教育如何发挥先进典型激励作用,对于提高公安现役部队思想政治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职业变迁撬动社会阶层嬗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职业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从而也带动了我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变迁。迄今为止，我国职业结构的变迁还没有完成，还在持续进行，而且有可能会发生更大的趋势性变化。与此相适应的是，社会阶层的变动也将不可避免。     

中国城市的社会阶层与基层人大选举

与强调用民主价值观、政治效能感解释中国基民人大选举中人们投票行为的思路不同,作者将阶层政治论的基本逻辑用于解释投票行为。该理论的理性选择解释把阶层利益作为核心阐明变量,而阶层政治的社会心理解释则强调阶层认同的不可或缺性。运用逻辑斯蒂回归及检验模型间系数差异的自助法对CGSS2006数据的分析结果,支持了基于这两种解释的研究假设。公职新中产、市场新中产、小业主与自雇者均比工人更有可能参加投票;而这又由其收入更高、更认同中产阶层来阐明;收入越高越认同中产阶层;收入越高、越认同中产阶层就越有可能参加投票。归纳这些研究发现,并进一步整合理性选择与社会心理解释,作者认为阶层利益不但是联系阶层地位与投票行为的机制,还通过阶层认同阐明阶层地位与投票行为间的因果关联;阶层政治论是分析当前中国民众政治参与的一种有效理论工具。     

职业变迁撬动社会阶层嬗变

职业变迁改变了我国的职业结构,从而也带动了社会阶层结构的变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职业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从而也带动了我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变迁。迄今为止,我国职业结构的变迁还没有完成,还在持续进行,而且有可能会发生更大的趋势性变化。与此相适应的是,社会阶层的变动也将不可避免。     

代际分化与城乡分异:中西部二代农民的阶层分化逻辑

不同于一代农民"有分化无分层",当前中西部二代农民出现了阶层分化,代际分化与城乡分异构成其基本逻辑。其中,代际分化取代了人口分化成为农民分化的主导机制,城乡分异取代了村内竞争成为农民的阶层表达方式。随着二代农民主导的中间农民大量进城,城乡两套社会系统正在逐渐被一套阶层分化的逻辑统一起来,从二元走向整合;大量中间农民家庭正处于半城半乡的过渡阶段,进退不再是选择,而是成败与身份的标志;新的认同、阶层结构和社会秩序正在诞生。在农民家庭弹性城市化路径和刚性城市化需求并存的情况下,农村和中小城镇共同构成基层社会的缓冲区与稳定区,应一方面确保农村发挥基本保障作用,另一方面加强小城镇建设,让农民有村可回、有城可进。     

房价上涨、财富积累与社会分化

在讨论社会结构的分化时，最常见的是根据货币收入分配的差异来划分不同的社会阶层。其他形式的资源差异也往往被转换成货币收入。事实上，收入分配仅仅是了解社会结构分化的一个指标。现在，已经逐渐产生了其他形式上更为激烈、速度上更为迅猛的社会分化的机制，通过资产增值来积累财富就是这样一个潜在的机制。在当前形势下，我们可以将房价上涨当做一个中介过程，来讨论新的财富积累形式对社会结构的影响。     

构建和谐的城市社会阶层结构

和谐社会是一个综合性的关系概念，包括城乡关系和谐、阶层关系和谐、人与自然关系和谐等。阶层关系和谐实质上就是阶层结构的和谐，其中最关键的又是城市社会阶层结构的和谐。实现城市社会阶层结构的和谐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结构性支点，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石。     

中国的金领阶层

中国的白领阶层作为中国市场体制的新兴阶层,给中国原有的分配机制,激励机制带来了质的飞跃,也带来了全新的社会结构,对中国市场转型的中间阶级的形成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在白领阶层内部,也有一定的分化,其上层白领,即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被称为“金     

论阶层分化对当前高等教育公平的影响

随着我国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社会结构发生了急剧变化,社会阶层分化现象日益明晰,各阶层之间的家庭收入和生活方式差别日益明显,高等教育作为一个改变弱势阶层社会地位的重要动力,其改变弱势阶层命运的作用正面临着阶层固化的重要挑战。     

我看中国社会阶层结构（上篇）

当前中国正处于社会变革时期，社会结构和社会阶层还在变动之中，有些社会阶层还没有成型，有些社会阶层还在分化。在这样的情况下很难做出一个比较成型的模型，不过，比较粗略一点的模型还是可以做出来的。有的学者把社会阶层分为五个等级：上，中上，中，中下，下。这是一种比较简明的办法。不过，我觉得如果舍去各阶层的具体内容，抽象地分为五等级，那只是一个符号系统，反映不出一个社会的特点。     

寻求整合的分化:权力关系的独特作用——来自H村的一项经验研究

一个“共同富裕”的集体经济村庄却不可避免地发生了社会分化和阶层分化现象;但上述分化没有撼动村庄共同体层面的社区整合。为什么?本文通过村庄事实的呈现,试图揭示这种村庄分化中复杂的权力关系:权力既是分化的主要操纵因素,又是被分化的对象,亦是控制分化的达成共同体整合状态的重要力量。     

中国社会底层新变

近10年来,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变化中一个需要引起注意的现象是：在中上阶层快速崛起的同时,社会底层也在扩大。这一现象使得当前中国社会阶层面临着日益分化的风险。近期接连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幼儿园小学凶杀惨案以及企业员工自杀等社会冲突事件,与这种社会阶层分化和社会底层扩大不无关联。     

当前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制度基础

作者认为,社会分层机制总是嵌入特定社会经济形态之中,并由规定着社会经济形态特征的产权所有制及其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来解释的。在中国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垄断生产资料并以行政性的委托—代理方式经营,人力资本产权残缺;这样的基本制度安排,决定了人力资本只能以非市场贸易的方式同生产资料结合,经营剩余以国家租金的形式存在;国家公共权力不但表现为索取剩余的租金权力,也表现为分配这些租金的再分配权力。再分配者在再分配过程中偏向自己而导致阶层分化。在当前中国市场经济情形下,公有资产的既具行政性又具契约性的委托—代理制度,以及嵌入在政治权威结构之中的市场制度,共同构成了阶层分化的制度基础。如此制度安排,决定了国家公共权力持续地但只是部分地表现为再分配权力;同时它还衍生成了权力精英谋取私利的寻租能力;市场能力对生活机遇的分配产生着影响。再分配权力、寻租能力、市场能力共同构成了阶层分化的动力基础。以这些动力基础为依据,作者构建了一个由十个阶层构成的框架,以呈现当前中国城市社会分层结构的轮廓。     

新的社会阶层政治参与责任意识研究

政治参与是近年来政治研究广泛关注的问题和研究领域,政治参与也产生了有关中国政治研究较多的经验文献。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与非公有制经济基础相联系的新的社会阶层开始出现。他们的政治诉求不断增强,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研究这个阶层的政治参与,客观分析他们的政治参与的责任意识和影响因素．是采取理性的措施引导其合法有效地表达其利益诉求的前提,也是新时期统一战线要不断研究和探索的重要课题。综述新社会阶层政治参与的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利用东莞新的社会阶层的经验数据,探讨了新的社会阶层政治参与的责任意识现状。研究发现,新的社会阶层政治参与的责任意识是其自身主动适应社会生活的结果,但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制约。     

中国城市的阶层结构与中产阶层的定位

本文提出了一个以公共权力、资产控制权和技术资本为基础的中国城市阶层地位划分的理论模式,进而建构了一个由社会上层、中产上层、中产下层、技术工人及小职员、非技术工人及个体劳动者5阶层构成的阶层结构的分析框架。作者认为,阶层地位是制度化的、由资源占有关系所规定的社会位置;居于这些位置上的人们是这一阶层的成员,他们享有相应的生活机遇,甚至在主观上认同这一社会身份。对中产阶层的界定应置于社会整体阶层结构中进行;中产阶层地位是位于基本阶层地位之间的阶层地位。据作者提出的阶层分析框架对"2003年中国全国综合调查"(CGSS2003)资料所作的分析显示,中国城市的社会上层占大约0.6%,中产上层占7.6%,中产下层占22.8%,技术工人及小职员占25.7%,非技术工人及个体劳动者占43.4%;中国城市社会的阶层结构是较典型的"金字塔"形结构。统计结果还显示,这一阶层框架对收入、家庭住房面积、阶层地位认同、幸福感等生活机遇和主观社会态度变量的方差的消减,具有高度的统计显著性。这些结果表明,作者所提出的阶层分析框架对当前中国城市社会的阶层结构而言,是一个有效的分析框架。     

阶层分化与居民的幸福感

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及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角度来看。需要重视各个阶层幸福感的差异，毕竟社会和谐不是少数人的和谐，而是绝大多数人的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