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前期案狱与桐城方氏四代流人的心态与创作

桐城方氏是明清时期江南的著姓望族,以仕宦治学著称于世。清代前期,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打击士人、禁锢思想、巩固统治的政策和措施,如科场案和文字狱,桐城方氏均首当其冲,惨遭迫害,以致方拱乾、方孝标、方登峄和方式济祖孙四代成了清代前期案狱的受害者,沦为遣戍东北的流人文士。他们的心态由积极入世转为消极遁世,由欢愉优容变为幽怨伤悲。诗歌题材一改从前的浮泛空疏,出现了以东北地区人民的生产生活状况以及流人的友谊和思乡之情为描写对象和抒情主体的新变,同时诗歌的艺术也趋于成熟和完善,并呈现出新的特点。     

中西方近代望族的社会学简析

无论是在中国抑或西方文化史上,都曾产生过许多显赫一时的家族,即望族。从文化学、社会学的角度看,这些望族的兴衰过程是有规律性的,且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显示着各自的特征。这无疑是一个值得探索的领域。本文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就中国明清和西方文艺复兴运动以来的望族的类型、生成及诸文化特质等进行简要比较。     

论中原移民对岭南文化的影响

岭南文化作为一种最具特色的中原移民文化的特质,有着深刻而广泛的深层原因和历史背景。从秦汉以来,中原地区的百姓以多种形式向岭南移民,其中,世家望族和贬谪官员移民带去的更多的是文化和思想,戍边士卒以及流放罪犯带去的更多的是技术和习惯。历朝历代的中原移民不断给岭南文化注入新鲜活力,而岭南文化则在这种移民文化中不断融合各种外来文化,相对封闭的地域环境又使中原文化的印迹在岭南文化中表现明显。     

清朝中期江南的一宗族与区域社会——以上海曹氏为例的个案研究

本文以明清江南望族曹氏为个案,从它的形成、发展的全过程,探讨了曹氏家族的婚姻网络以及社会活动的扩大和发展等问题,并由此论证了明末清初以来地区社会行政权逐渐为地方望族和绅士所控制。     

论刘声木对桐城诗派的接受、提振及其意义

晚近学人刘声木是桐城派研究的先驱,其诗学观步踪桐城诗学,倡导儒者之诗。在晚清诗坛以宗法宋诗为主的背景下,刘声木规模姚鼐诗学,提倡以明七子为学诗对象,推崇唐人诗风,批评以考据入诗,折射出民国宗唐诗论对宗宋诗风的反拨。晚清民国是桐城诗派研究的草创期,桐城诗派之名多为桐城文派的书写与建构所遮蔽,对此,刘声木率先以传统著述方式,梳理桐城诗派发展谱系,意在关照桐城诗派之全壁,提振桐城诗派地位。后继则有钱基博、钱锺书等学者对桐城诗派概念与源流的论断,刘声木的发覆意义可以从桐城诗派学术史、现代学术建构史及地域文学流派研究史三方面予以肯认。     

提要钩玄 推陈出新——评吴孟复先生《桐城文派述论》

自方苞揭橥“义法说”,至马其昶、姚永朴等以雅洁韵致为宗旨作文,论文,桐城文派在文坛上绵延流衍了二百余年.作为一个文学流派。其历史之久,作家之多,薰染之深广,恐怕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但是,与桐城文派盛极一时的状况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对桐城文派的研究长期停顿于零敲碎打的阶段,一部不仅仅是胪列桐城文派个别作家及其作品,而是全面、系统地探索桐城文派创作与理论的内在发展规律,分析桐城文派对现代散文、现代语言学、文章学影响的专著。却迟迟未能面世。这或许与桐城文派研究牵涉到整个清代乃至近代文化的各个层面,一时还无法准确地把握有关。在这里,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吴孟复先生的新著《桐城文派述论》,可称为桐城文派研究领域中的一个新突破、新收获。     

移民对黑龙江农场建设发展的影响

建国后,党中央开始实施对北大荒开发建设战略,积极向东北地区移民。黑龙江国营农场主要由国家组织大规模移民建设发展起来的。这些移民主要有转业官兵、支边青年、城市知青,同时也有民众自发而来的务工人员。作者以八五八农场个案分析,阐述移民对移入地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等方面产生重要影响,移民对黑龙江农场经济发展,文化交流,改善地理环境,巩固祖国边防具有重要作用。     

江西万载客家东洲书院"乐输"材料论析

作为万载移民客家的中心书院,东洲书院的建设具有起点高远、规模宏大、设施齐全三大特点.巨大的经费投入与全民乐输的形式,给捐纳户形成普遍的压力.灵活化解压力的方法彰显出客家捐纳不同与当地本籍捐纳这两大特点,即捐纳的广泛全民性而非世家望族把持下全民性与乐输压力的化解以家庭或家族为主体而非以宗族.万载移民客家通过书院建设培养人才,加强他们对社会的适应能力.     

明清时期桐城乡邦文献编纂述论

明清时期桐城文献繁盛,其乡邦文献编纂活动自方学渐首开先河,遂代续相承、形成传统,绵延300年不辍.桐城乡邦文献载体形态极为丰富,以诗歌和古文总集为代表的通邑文献,分别对应着桐城深厚的诗学和古文创作传统.众多桐城文人自觉以保存先辈文献为己任,终其一生甚至世代相传致力于乡邦文献整理事业.乡邦文献的接续编纂对于表彰桐城先贤精神、树立乡土意识、建构龙眠诗文传统以及滋养传播桐城文化等都产生了积极深远的影响.     

沪籍桐城派作家及其诗文集考述

桐城派作家遍布大江南北,沪籍作家亦其重要一支,然鲜有问津.依据师承、私淑关系纽带,以是否宗桐城义法为准则,查检史书、方志以及刘声木<桐城文学渊源考>等相关文献,确定沪籍桐城派作家有11位,并对他们的生平事迹及其诗文集做了较为详细的考述.认为他们受业方、姚,秉承桐城义法,薪火相传,创作了大量优秀的诗文作品,提出了较有创见的诗文理论,在桐城派发展史上功不可没.     

刘蓉对桐城派文论的传承与发展

刘蓉是晚清时期颇有影响的政治家和文学家。他奉桐城派方苞为“文学正宗”,受桐城文论影响较大。但是他能以包容之势吸取他人之长而为己所用。在文道关系上,不墨守桐城义法,主张用经济之学,充实桐城义理。在创造理论上,注重文艺特性。标举“疏畅”之文。故其文论思想更具有开放性和实用性。但刘蓉因袭传统的包袱太过沉重,使其未能在理论和创作上找到一条完全适应近代社会变革的新路。这是近代桐城派作家在对传统古文作近代转换过程出现的一个共同的问题。     

北京大学“文学理论”早期课程的案例分析

20世纪初，桐城派晚期代表人物姚永朴在北京大学开设了“文学研究法”这一课程，并将讲稿刊行出版，这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文学理论”课程最早的雏形。这门课程起自张之洞《奏定学堂章程》中的相关规定，经过姚永朴的实践，在当时产生了一定影响，但随着现代学术的发展渐渐被新型的“文学概论”课程所代替。作为过渡性文本的《文学研究法》体现了当时古代文论在大学教育体制中向现代文论转换的具体情况。     

明清实学对明清小说的推动与影响

明清实学 ,是指产生于明中叶至清中叶三百年间的一种以“崇实黜虚”为基本特征的社会主流思潮。它是这一时期哲学、史学、科学、文学、艺术、考据学等学科繁荣发展的推动力量。明清小说联系社会、反映现实的现实主义风格 ,使中国小说的审美风格、创作风格有了一个带有根本意义的转变 ,这是明清实学思想与明清小说创作相结合对中国文学的贡献     

论道咸年间的宗宋诗风

关于晚清"同光体"的前身,陈衍上溯为道咸年间的"宋诗派",钱基博等则强调桐城诗派的影响。事实上在道咸年间的诗坛存在着一种普遍的宗宋风气,这种宗宋诗风是由"宋诗派"、桐城诗派和经世派共同形成的。而陈衍对"宋诗派"的推崇,则与他所持"学人之诗"的论诗主张有关。     

晚明社群文人创作趋同倾向及其对文学之影响

社群文人的潜在门户意识,使得他们极力排斥来自他社的不利因素;但相对社内文人群体而言,此种门户意识更易导致他们思想行为的趋同倾向。究其因,主要有三:(一)文社领袖一般具有杰出的文学才能,他们所倡导的文学思想为社内文人所尊奉;(二)同社士子多由亲属或者师生组成,在文学思想上,彼此之间往往具有渊源继承关系;(三)同社文人大多为本乡、本县或者本郡之人。这种趋同倾向在文学创作上表现得极为明显,主要体现在他们的集体创作成果——社稿方面。同社文人的门户趋同意识容易导致他们的文学创作在题材、体裁、思想、风格等方面趋于一致,这对形成某一文学流派,掀起某种文学思潮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我们也不能因此夸大同社文人趋同意识对文学的积极影响,有时同社文人在"过分"强调创作一致性的同时,也会忽视他们的独创精神而导致模拟倾向。     

浅析近代桐城派的文化观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在中西文化交流碰撞过程中,桐城派知识分子面临着不同的文化抉择。一方面,他们坚持弘扬传统文化,维护封建统治,力图拯救时弊;另一方面,他们又主张学习西方的先进文化,探索富国强兵的道路。近代桐城派并没有对传统文化固步自封,而是从经世致用的层面出发,对传统文化进行革新,主张由汉宋会通走向中西会通,对中国传统文化向近代转变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对中国近代文化思潮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明清家训的文学价值

自古以来,我国就极为重视家庭教育,家训正是在这种文化背景中流存下来的家庭教育文献。明清两朝是中国传统家训的鼎盛时期,对明清家训的研究,学者多从社会学、伦理学、哲学等方面入手,而对其文学价值的探讨则显得较为薄弱。本文拟就明清家训的文学价值作一整体概述,以期引起学人对此问题的关注。     

Economic conditions and native-immigrant asymmetries in generalized social trust

Previous research suggests that individual-level factors such as socio-economic disadvantage and discrimination account for lower levels of generalized social trust of immigrants when compared to natives. This study examines how individual and contextual economic conditions impact such trust gaps. We argue that—beyond objective economic circumstances—evaluations of economic opportunities matter for immigrants’ integration, and for their social trust. Using data from the European Social Survey 2012, 2016, merged with regional economic conditions, results from two-way fixed effects multilevel models show that gaps in social trust are wider in regions where the state of the economy is predominantly evaluated as being prosperous. Additional tests show that, in those regions, immigrants report higher levels of discrimination and lower levels of satisfaction with social life. This study adds the important finding to the literature on social inequality and immigrant integration that favorable economic conditions may, paradoxically, increase native-immigrant trust asymmetries.     

戴名世与清前期文化政策

戴名世因 《南山集》 案彰显悲情的一生. 其实, 探究戴名世的字号、 文章及交游发现: 此案发生的必然性在于, 戴氏作为士人的一个代表存在着对朝廷的认同问题, 而这在清统治者看来是不可容忍的. 康熙帝处理此案采取了高压与怀柔并用的手段, 这并不违背 "稽古右文" 以集大成的文化政策. 历经此案劫后, 清代士人群体特别是桐城籍士人, 及时调整了与当朝的关系, 消解夷夏之别的文化隔阂, 彰显古文经世致用的现实功能, 不仅使大部分士人割断了与前朝的联系, 而且也促使桐城派的产生, 进而"北方之强" 与 "南方之强" 在有清一代中奏出具有总结和整理特色的文化强音. 戴名世作为使桐城籍士人以古文与当朝建立的关系转折性的人物, 显然, 研究桐城派不可绕过戴名世, 更不能忽视清前期的文化政策.     

“新移民文学”中的另类写作

如果把那些以作者对事件的亲历性去感动人的“新移民文学”作品视为已有的“表达范式”的话 ,那么 ,对那些以其独具的言说形式逸出了我们已有的认知经验的作品 ,则可归入“另类写作”的范畴。它们的出现 ,对改变“新移民文学”的言说形式 ,提高整个“新移民文学”的艺术层次 ,无疑有着不容忽视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