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农民小说探略

本文试图通过对新时期一些农民小说的审美观照,描述出当代中国农民文化心理嬗变的轨迹.在这一时期的农民小说中,农民已被视作奔流不息的民族文化长河中最富生命力的存在来表现.作家们立足于当代理性哲学的高度,探询历史、现实与将来;其理性的目光,投射进幽深的民族文化心理的深层,使他们笔下的农民形象,既富有审美意味,又具有深厚的理性蕴涵.(一)新时期的历史转折,为农民的命运提供了新的前景.在长期的困顿与忍耐之后,犁花屯     

论新时期小说中的荒诞色彩

1.小说的荒诞色彩,是新时期小说创作发展过程中一个日趋活跃的文学现象,正象一些敏感的评论家指出的那样,新时期文学中产生出这种现象并不是偶然的。当前社会变革的潮流逼使作家们不得不去感受、触摸、思索周围社会生活的变异以及诸种新旧杂揉、光怪陆离的历史风尘,并使得他们根据各自的经验和理解,从不同的视角与命意对生活作出反应。小说的荒诞色彩,肩负着传递作家对当代社会生活的某种思考和情绪及表现一定的时代氛围的使命,突破了我们惯常的现实主义美学守则,涂抹出许多夸张化、幽默化了的生活形象,     

新时期文学中的两种女性美

灿烂的新时期文学在我们面前呈现了众多感人至深的人物形象.在这些人物画廊中,有为广大读者激赏的心灵纯净、品德商尚的劳动妇女形象;还有那些尤其受到青年读者厚爱的知识女性形象.一个饶有兴味的现象是:前者多出自男性作家的笔端,后者多为女性作家所塑造.两种女性都以其不凡的魅力跻身子新时期文学的人物画廊,闪耀着熠熠光辉.新时期文学中的两种女性形象之所以独具魅力,在于形象本身所包含的审美因素丰富而深邃.     

新时期女性作家对女性身体美学的重构策略及意义

在男权社会中,女性身体美学也是由男性的历史之手制造并且是符合其男权中心主义需要的,这种男性的美学表现出对病弱女体的偏爱。新时期女性作家重构了女性身体的美学范式。这一美学重构是通过女性身体的健美与男性身体的丑弱对比．以新的眼光设置女性身体描写的空间来实现的。当代女性作家通过对女性身体形象的重塑,传达出女性建构新的自我的努力。     

论新时期天津文学的发展轨迹

新时期天津文学创作不仅与梁斌、孙犁等一批老作家的“复出”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们以原有的创作风格或以新的创作面貌进入到新时期的天津文坛,而且与蒋子龙、冯骥才等人在新时期中国文坛的崛起有着更为深入的关联,他们在引领或参与新时期文学潮流的同时成为天津文学的代表。进入20世纪90年代,尽管赵玫、肖克凡等人不断推出重要作品,但天津文学创作在中国文学史中的集体消失使其进入了低潮期。这一状况直到世纪之交才得以改观,老作家的回归、中年作家的勃发与年轻作家的突起,使得天津文学呈现出复兴的态势。     

植根于辽沈大地的民族书写——新时期以来辽宁满族小说简论

自新时期以来,辽宁满族作家团队立足辽沈大地,扎根人民生活,创作出一批坚守民族传统、高扬家国精神、勾勒历史嬗变、塑造当代新人的作品。这些值得重视的民族书写在乡村叙事中扫描时代辙印,在现实嬗变中刻画人物形象,在故事营造中皴染民族特质。尤其在彰显辽宁满族作家小说的重要元素——故事营造与民族审美的传承方面特色尤为鲜明。     

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认同和游移——论路遥对“新人”的塑造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的社会环境中,路遥创作出高加林、孙少平等新的农村青年形象。因为接受了现代教育,他们的视野得到开阔,感到了命运的不公平并投入到改变命运的行动之中,但最终又回到出发的地方。路遥真诚地关切他们的遭际,期待着能够铲平城乡之间的沟堑,实现城乡两个世界的沟通。在艺术表达过程中,这一期待寄托在了社会与国家层面,"新人"本身则专注于自我的道德完善和对乡土的热忱。觉醒的个人尽管在与命运挣扎的过程中浮现了不顾一切的热情和自我苛求,但他们重新回到对时代的失语状态之中。对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新人"的塑造反映了路遥作为现实主义作家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有意游移和无意识中的认同。     

新时期译制片的引进对当代大众文化的影响

新时期以来,译制片在中国广泛传播。对外开放带来的异域文化想象,教育秩序恢复带来的文化水平提高及电影报刊的复刊创设,培养社会主义新人从事"四化"建设带来的现代化诉求构成了它们得以引进和传播的心理条件、受众基础和现实机缘。译制片创生了中国社会的大众化娱乐环境,并在此环境中孕育出当代大众文化的生产主体和接受主体,促进了大众文化样式的发展。译制片对当代文学的发展亦有潜在影响:既以其内在的地理景观和人文思想丰富了作家的创作素材,开拓了创作视野,使其渐具比较眼光和世界意识,也以其内在的大众文化图景暗中影响着部分作家创作的大众化转型。相较"后新时期"大众文化对文学生产的全面渗透,新时期大众文化对文学生产的影响显得简单、隐蔽和积极。     

三湘灵气一股泉——新时期“湘军”小说独有品格简论

新时期的湖南小说以“湘军”独有的品格在当代文坛树立了自己的形象。尤其是湖南长篇小说创作,在高扬作家主体精神、探求现代意识与传统文化意识的整合、艺术地适应市场文化需求等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为新世纪中国小说创作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和教训。     

论新时期知青小说的精神特征与历史意蕴

知青小说是新时期文学中富有特色的一部分,它的精神特征深刻地联系着知青作家们的生活与文化历史。坎坷的生活经历促成了知青作家们超于同时代人的精神成熟,知青小说走在了时代觉醒的前面;曲折的生活道路和文化感受赋予知青作家多元的文化立场,使他们生发出对传统、农民文化和民间文化新的思考,促进了新时期文化新的转型;生活的成长性造就了知青小说的青春性和理想主义色彩。知青小说当然存在一定的局限,但我们更应该看到这些局限与历史之间的密切关系,将知青小说置于历史之中客观审视,给予其更多的理解之同情。     

论新时期女性小说性别主体的建构

新时期女性作家的性别主体建构是一项复杂的工程,在摆脱文学政治一体化的思维方式禁锢、告别男权同一性暴力之后,还必须对语言、文化诉求和社会想象进行重组,让女性从男权文化中的欲望客体转变成欲望主体;为了重塑女性形象确立女性主体性,新时期女性作家塑造了女同性恋、自恋、恋物主义等各种不同的女性形象,形成了一个谱系,以此彰显女性生命形式和生存方式的丰富多样,并与菲勒斯中心主义关于女性的想象形成对话.     

新时期文学创作中方言使用的新特点

方言是由历史形成的一个特殊问题 ,过去它曾长期困扰着中国作家的创作。新时期以来 ,由于对作家创新意识的强调以及文坛上本体论语言观的确立 ,方言问题开始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注意 ;新时期作家一个重要的转变就是将方言视作一种资源 ,视作丰富、拓展个人语言的储备和宝库。新时期作家在营造地域文化特色、探索鲜明的个人语言风格和创造有意味的能指形式方面都较多地利用了方言的资源。     

试论新时期戏剧文学中的人物塑造

<正> 人物形象塑造问题,是戏剧创作的中心问题。四年来,我们的戏剧创作最突出的成就和最鲜明的特色,就是塑造了一系列各种各样、活生生的人物形象,特别是塑造了众多的富有时代光彩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给我国戏剧文学的人物画廊,增添了异彩。这些人物形象无论是从多样性上,还是从真实性和典型性上;无论是从反映生活的广度上,还是从艺术的创新上,在我国当代甚至现代的戏剧史上,都有新的突破,表现了新时期我国戏剧文学发展的水平。认真研究这一时期戏剧文学在人物形象塑造上的成功与不足,特别是着重探讨一下如何塑造众多的个性鲜明的社会主义新人的典型形象,这对于进一步提高社会主义戏剧创作的质量,我认为是极有意义的。     

历史学家、作家与英雄、和平使者、叛徒、间谍

在史学家、作家的笔下,经常出现英雄、和平使者和叛徒、问谍等等形象。刻画这些形象,是历史赋予他们神圣而光荣的职责。史学家通过创造这些形象阐述自己的历史观点、文学观点,传播正确的历史知识,从而给读者以启发和教育,鼓舞读者投入当代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历史发展作出自己的最大贡献。我国     

新时期浪漫主义乡土小说发展论

新时期浪漫主义乡土小说突破与超越了现实主义一元独尊的桎梏。新时期浪漫主义乡土小说是在新时期社会开放的形势下,现代意识充溢于作家头脑中,主体具有与历史和现实抗衡的个体精神时出现的产物,也是文学多元化状态下的产物。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浪漫主义小说唤回存活在记忆中的过去,使之成为一种精神力量来抵御现代化进程中对传统中的美与善的亵渎、毁弃,从而反抗政治对文学的过分束缚,使文学真正地回归文学本身。     

新时期乡土小说中的农民形象谱系及其文化内涵

由于多元文化思潮的深刻影响,作为新时期乡土小说的主体形象,农民形象审美特征及其文化内涵丰厚充盈.依据其自身审美内涵的差异性,农民形象谱系大致可以分为三个类型:文化表征型、现实镜像型和生存喻指型.文化表征型农民形象源于作家文化批判与重建的强烈诉求,农民的文化能指意味愈趋明显.现实镜像型农民形象则折射出现实乡村变革对于农民传统文化心理的改变与塑造,农民与土地的矛盾冲突成为作家的叙事焦点.生存喻指型农民形象突出农民的生存意识,彰显出作家以自由自在的乡村文化心态和自足自立的乡村民间生存原则对抗意识形态同化改造乡村的文化意图.随着时代文化语境的迁移,农民形象谱系及其文化内涵必然会产生新质,克服当前农民叙事缺陷也成为作家必须直面的现实问题.     

生态之思: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作家文学价值论

生态之思是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作家的思想中轴和总体指向,他们的创作赋予自然以主体性,有情观照其他物种,以生态异化现象批判现实的鄙陋与贪婪。少数民族作家的生态之思返归天人合一的文化根脉,铸就人与自然同源共生的生命哲学维度,寻求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发展。少数民族作家的生态书写具有强烈的神异色彩,具备非凡的审美品格,并为现实主义写作赋予浪漫主义的诗意和现代主义的奇崛,实现了现实主义内涵的审美增生。这正是新时期以来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对历史和文学的贡献,他们以生态之思表述历史、文化的真实,也以生态之思承载民族的、地域的文化特异,更以生态之思激扬文学当有之深厚情感与飞腾想象力,极大地开拓了生态写作的深度和广度。少数民族作家从自然出发的生态之思,正引领他们创造具有苍穹般浩瀚气度的文学世界。     

“童年生态”在新时期儿童文学中的回归

随着网络与电视媒体的普及,儿童生活空间、游戏空间越来越小,与自然接触的时间和机会也越来越少,正常的童年被异化和压缩,这种生活状态违背孩子的自然生长规律,是非"童年生态"的生活。新时期儿童文学作家遵循"儿童本位"的创作理念,从儿童的成长规律出发,通过健康的游戏和回归自然的书写,塑造了一个个活泼、自由的儿童形象,呈现出属于童年本身的生活状态,体现了新时期儿童文学作家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     

新时期现实主义小说的精神风貌

新时期现实主义小说创作竞新求变，表现出鲜明的时代风貌：１．对生活本真状态的深刻揭示和作家主观世界的真诚表露，辐射出搏击现实的艺术勇气；２．反思精神成为作家的自觉追求，贯穿于新时期文学全过程；３．人道情思在反映对象、形象塑造和创作过程中的流注，使作品焕发出了令人感奋的主体人格力量和生命激情；４．创作思维、艺术功能的认识和艺术表现形式等表现出艺术观念的开放性。     

叛逆的新人与"出走--回归"模式

“叛逆的新人”是中国现代文学中一个引人注目的存在。他们的出现,对传统的社会秩序与价值观念构成极大的挑战。在塑造这样一些新人形象的同时,作家们也不约而同地写到了这样一种现象:大批“新人”从传统的家庭牢笼出走,在社会上闯荡多年以后,其人生道路又发生逆转,即转回他们以前所摈弃的老路,形成中国现代小说中一个显著的“出走———回归”模式。其原因或许可以通过高觉慧与贾宝玉人生道路与价值观念的比较看出某些端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