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的“海军强国”梦及其当代意义

严复是近代中国海军教育的奠基者之一,也是少有的几个曾经对海军建设进行过整体规划的人之一.但长期以来,他在海军建设方面的探索和贡献却因其翻译等方面的巨大成就而被淹没,鲜有对其海军建设思想进行系统研究者.其实,严复关于中国海军建设的思想主张与实践,典型地反映了近代中华民族建设海军强国和海洋强国的梦想,这一梦想虽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而无法实现,但对当代中国的海军建设和海洋强国建设却不无参考价值,值得深入研究.     

陈绍宽海防思想简论

陈绍宽的海防思想是在一战结束后中国海防与海军现状令人堪忧的形势下产生的。海权观构成了其海防思想的核心内容。其海防思想与孙中山的海防思想一脉相承,并将孙中山提出的海军建设计划部分付诸实施,堪称孙中山海防思想的忠实继承者和执行者。     

晚清海防与近代日本海权之战略比较

加强海防与拓展海权是19世纪末中日两国面对海洋危机提出的不同战略.晚清海防以本土安全为目标,以分区设防为特征,强调海军的防御功能,严格将海防范围锁定在本国海岸和沿海一带.日本海权以俄国、中国为假想敌,强调海军攻势战略,将朝鲜半岛和中国领土视为利益所在之地.由于日本海权目标直指中国领土,而中国仅以沿海为前沿阵地,因此,战略提出之际,中国已处劣势.面对强调海外利益和超过正常国家安全利益要求的海权战略,中国将对本土危机作为海防建设和海防战略的主要参照系,在战略实践中否定海上防御,实施海岸防御等战略方针使中国海军的战略效能消耗殆尽.以海防应对海权的战略错误不但决定了战争结果,而且使中国地缘战略空间完全塌缩.     

略谈沈葆桢末刊信稿

沈葆桢（1820－1879），福建侯官人（今福州市），我国近代史上一位著名的洋务派政治家和爱国官吏。他一生政绩显著，历任御史、巡抚、总督，曾主办船政，赴台主持中日台湾问题的交涉，开发台湾。生前颇为关注海防建设，极力主张购买铁甲船以建设近代外海海军的战略，是我国海军建设的先驱者。由于沈葆侦曾在遗嘱里交代“身后如行状、年谱、墓志铭、神道碑之类，切勿举办”，有关他的资料目前只有《沈文肃公政书》、《船政奏议汇编》、《海防档·福州船厂》。此外，他的后代把他与师友、亲人的信件抄录成集，这就是目前鲜为人知的《沈文肃公…     

李鸿章的战略思想与甲午之败

甲午战争是以海战为中心的中日军事大对抗，中国方面的枢纽人物自当首推李鸿章。李鸿章是中国近代海军的创建者。早在19世纪60年代，李鸿章就与左宗棠、沈葆桢等人分头设局办厂，制造船舰，催生“中国海军萌芽”①。70年代，李、沈同受光绪帝之命，分别督办北洋、南洋海防事宜。1879年冬．沈氏去世。从80年代初开始，“海军之规划逐专属于李鸿章，乃设水师营务处于天津，办理海军事务”②。当时他的目标很明确：“日本国小民贫，虚骄喜事。长崎距中国口岸不过三四日程，揆诸远交近攻之义，日本狡焉思逞。更甚于西洋诸国。分之所以谋创水师不…     

析严复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

在近代中国,“寻求富强”成为时代的一大主题,思想家严复以亚当·斯密的古典自由主义经济思想为切入口,积极主张中国应走自由经济之路,为此他提出了一系列新的主张,在观念层面上提倡“开明自营”,在政策层面上提倡“听民自谋”,在制度层面上提倡“定之以公约”。这些观念不仅使之成为那个时代卓越的思想者,而且对当代国人思想的改铸亦不无启发意义。     

早期驻外使节与晚清海防近代化

早期驻外使节是晚清官僚阶层中较早走向世界的新型群体。19世纪7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正是晚清海防近代化最为兴盛的时期,早期驻外使节积极参与其中,他们以内行的眼光为海军购置军舰,在派遣、管理海军留学生方面扮演了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还提出了许多先进的海防主张。驻英、驻德使节表现尤为突出。对西方海防海军事务身临其境的实地考察,驻外使节的独特身份,是他们为晚清海防近代化做出杰出贡献的主要原因。     

福建船政维护南海主权的历史贡献及其启示

船政人是近代中国的亮眼群体,是福建的一张名片。福州船政借鉴西方工厂制和兵制,建立一套"中西合璧"的近代化的管理制度和军事制度,是近代中国海军的摇篮和奠基者。船政人作为近代中国海防的先行者,建树卓越,开风气之先,其海防思想和海洋经略活动,对当代中国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曾纪泽之西学观探析

曾纪泽熟谙西学,是清末著名外交家.面对西学东渐之狂潮,他继承与发展了其父辈如曾国藩、郭嵩焘等的"以夷制夷"思想,主张以"变"来回应西学,着力培植国内通西学之人才,并主张从器物到制度层面全面学习西学,批判性地吸收先进的西方文化,达到依"法""和西"的和谐世界.     

论中国近代史上的“塞防”与“海防”之争

距今百余年前,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清政府内部曾就是否恢复我国新疆领土问题展开了一场影响极其深远的重大争论,也就是我们今天通常所说的“塞防”与“海防”之争.前者以陕甘总督左宗棠为代表,他根据当时列强在侵略中国过程中协以谋我、此呼彼应的特点,得出了“俄人不能逞志于西北,各国必不致构衅于东南”的结论,坚决主张收复新疆领土,提出了“塞防”与“海防”并重的论点.后者以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为代表,他在一八七四年底就首先认为:“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并以大办海军需用大量军费作借口,主张放弃新疆,专重“海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