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谈话”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

本文围绕“南方谈话”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这一主题，首先阐明了“南方谈话”的根本精神是马克思主义的创新精神。其次指出了“南方谈话”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上的新突破，这种突破主要表现在社会主义本质问题上、在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关系问题上以及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诸多问题上。最后从三个方面阐述了“七一”讲话对“南方谈话”的继承与进一步发展。一是它对“南方谈话”精神的继承、总结与发挥；二是它对“南方谈话”的理论创新成果的创造性继承与发展，如理论主题的继承与发展、“社会主义本质论”的深化与丰富、“发展才是硬道理”的内涵拓展等；三是它对新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的指导作用。     

因的“三相”可以缺一吗?

因明的三支论式是由宗、因、喻三支组成的。在这三支中,“宗”是“所立”,相当于论题,“因”和“喻”是“能立”,即是使“宗”得以成立的根据和前提,而其中“因”则认为是“宗”得以成立的最重要、最关键的一支,有人称之谓“正能立”者;“喻”则被称之谓“助能立”者;是助“因”以使“宗”成立的根据。因明在一定程度     

试析有部与中观宗的“自性”范畴

“自性”是佛法义理体系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术语,尤其是在有部和中观宗的论典中频频出现,所以,本文试图对“自性”这一范畴进行试探性分析,通过比较有部与中观宗的自性范畴,明确双方对“自性”范畴的使用是一种同名异议的使用。并指出有部论典中出现的“自性”一词,其意义与“自相”相当,指诸法的功能相状,而中观宗的“自性”是一种假设。     

“南方谈话”与“经济发展平台”理念的生成

邓小平“南方谈话”后“经济发展平台”作为一个新概念或一种新理念，在我国逐步形成并被人们普遍接受，反映了我国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根据“南方谈话”的基本精神，可以把它的基本内涵概括为“台阶论”、“结构论”、“阶段话”(“飞跃论”)、“创新论”，对我国经济在新世纪发展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全球伦理"的臆语与"乌托邦"思维--对"普遍性"的一种思考

全球伦理是人类在现代性与后现代语境下对“普遍性”的追寻 ;这种追寻描绘着人类精神的历史轨迹 ;“全球伦理”的积极意旨 ,也难以使其摆脱思想文化悖伦的缠绕 ;但是 ,对“普遍性”的欲求仍是人类千年不改其宗的宿命。     

论"宋无诗"说

“宋无诗”说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唐宋诗之争”中“宗唐黜宋”派的极端之论,其偏颇显而易见。这一论调源于宋,盛于明,而后声迹渐隐。寻绎“宋无诗”说发展衍变的轨迹,探讨其理论依据与立论角度,分析其于明盛行的原因及对后世诗学尤其是清代“唐宋兼宗”诗学倾向的影响,对我们深入把握“唐宋诗之争”的本质有重要作用。当然,“宋无诗”说也有其独特价值。     

历史的连续性与非连续性

1．有一种流行的观念,认为历史的连续性就是稳定的同一性和不动摇的确定性,非连续性不过是表面现象。所谓“万变不离其宗”,就是这种流行观念的典型表达：“宗”是不变的同一性和确定性,它贯穿于“万变”的表面现象之中而坚持不动,历经千年万载,这“宗”只需打扫打扫外表的浮尘就可以拿过来照旧发挥其作用与意义。这种永恒不变的“宗”的观点是尼采早已驳斥了的抽象的“同一性”概念。这种历史观,意在复制原本、重演历史。持这种观点的人即使明知原本不能完全复制,历史不能完全重演,他也要在“宗”字上面做文章,只要“不离其宗”…     

论"钱谦益现象"及"诗史"诗人的"南移"现象

“钱柳因缘”体现了钱谦益和柳如是的人生契合与碰撞。而没有柳如是,也就没有钱谦益的“诗史”桂冠。这就形成“钱谦益现象”的主要内涵。“南移”则指“诗史”诗人的籍贯转向南方。本文探讨钱谦益获得“诗史”桂冠的条件,并分析产生上述两种现象的若干原因。     

蓄蛊之地:一项文化歧视符号的迁转流移

“蓄蛊”是一种巫术,传说有蓄养者聚集百虫施加法术借以害人谋财,其实这纯粹是无根据的传说。但是由于其内容与南方的环境、地方病和地域文化相契合,所以自隋唐以来,逐渐被看作是南方某些地域特有之恶习。随着南方的逐步开发,传说中的“蓄蛊之地”范围随着主流文化圈前进的步伐而南移,江南一带逐渐不在其内,而是推移至两广、福建及西南一带,直至今日尚在某些地方留有残余。“蓄蛊”本身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巫术问题,它体现了主流文化对非主流文化的地域歧视,其迁转流移反映了主流文化圈的拓展过程。而被指为“蓄蛊”地区的民众对强加于己的污名逐步内化吸收,则体现了弱势文化面对强势文化时的微妙心态。     

从"势大天下从"到"执柄以处势"

对今本《老子》的“执大象,天下往”一句,两千多年来它一直被理解为:“执守大道,天下人都来归往。”实际上应该解释为“势大就能使天下归从”。这是盛行于先秦时期势治思想的具体体现。先秦势治思想有着一个从孙子兵家的“任势”与“造势”移植向韩非“权势”与“位势”的政治哲学的演进路向。     

宗教学研究的理路与方法论探析——从《宗教概论》说起

宗教学研究基于人类对宗教产生的理性沉思与哲学表达,它不同于传统宗教研究和神学研究。宗教学研究的路径,应当超越对宗教现象浩荡的外在景观所展开的描述性的惯常思维与常识性把握,立足于宗教本身,在其思想理论的断面生成中进行多元宗教的理性透析,并在此基础上,以“范畴链条”整合“材料”,从而揭示出深藏于宗教表象背后的“逻各斯”。宗教学研究主体从原有的知识结构出发,对研究客体的把酌固然可以作为宗教学研究的基础与出发点,但是,研究主体的研究方式、研究方法,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入乎其内”与“出乎其外”高度交融的独特研究范式,却是现代宗教学研究得以成功展开的重要保证。     

梁武帝对"神明观"的阐释及论证特色

论文认为,梁武帝是用“性、用”(不变、随缘)的逻辑论证方式来论证其“神明观”的,这一论证特色是受了玄学、儒学、六家七宗的识含宗、僧肇的即体即用的逻辑思维方式以及晋宋之际的很多佛教学者的影响;论文还对这种论证特色对隋唐诸宗以及范缜神灭论的历史影响进行了分析。     

论戊戌维新时期康有为的"孔教"构思

戊戌维新时期,康有为把孔子学说宗教化,一是为了抵抗近代西方侵略,二是为了制衡专制君主,三是为了改良社会风俗,四是出于对人类终极价值的追求。经过康有为改造的“孔教”,发掘出具有普遍人性意义的真理元素,并已留下了近代“西政、西学”影响的深深烙印,从而为“现代性”在古老的神州大地上生根开花结果创造了有利条件。尽管因各种原因而未实现创教目标,从总体上看,康有为的早期“孔教”思想,为会通中西、推进中国现代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人间词话》"气象"说探析

“气象”是《人间词话》中的重要概念,它与“境界”关系密切,对它的理解将直接关系到对“境界”的评价。本文追溯了《人间词话》气象说的传统文论渊源,从生命关怀、个体感悟与悲剧体验三方面阐发了“气象”的内涵并探讨了“气象”与“境界”的关系,提出“境界”是一种人生境界。气象具有与境界相通的特点,是境界理论的基础。     

从"南方谈话"到"七一讲话"--南京"纪念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十周年理论研讨会"观点综述

本文综述的内容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南方谈话”的历史意义、哲学蕴含和文化精神 ;二、“七一讲话”的直接思想来源、核心内容以及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进行理论创新的深厚根源 ;三、对“南方谈话”和“七一讲话”中几个理论观点的探讨     

关于中产阶级"类型"的比较与思考

“中产阶级”,曾是一个被理想化的西欧“类型”。随着向市场化体制过渡的深化,中国、俄罗斯的学者都正在进行关于中产阶级的“类型”与数量的比较与思考。中产阶级的“类型”问题,一方面与向现代化转变中带有历史烙印的社会结构有关,另一方面与现代社会的分化机制有关。我们面对的问题不仅是中国中产阶级在形成、发展,而且在于它怎样发展。     

日本亚洲观的近代转换--从"华夷变态"到亚洲侵略主义

在亚洲被整合进近代西方国家主导的世界体系并被边缘化的同时,日本成功“脱亚”。本文在这一背景下,描绘了从“‘华夷变态’论到亚洲侵略主义”这一日本亚洲观的近代转换过程,其亚洲观念中呈现的时(朝贡时代与“确立了现代国际关系准则”的近代)空(脱亚与入亚)错乱,正导源于它同时在亚洲和世界两个层面上经历了“中心——边缘”双重换位。     

"黄祸论"与"文化民族主义"的历史真义

与“中国威胁论”相应的是在近代中国曾经流行一时的“黄祸论”,其对中国未来的忧虑很深。历史的发展恰恰否定了“黄祸论”的结论;中国社会被拉进了近代化的历史进程之中,从中国固有的“天下观”中所具有的世界主义精神来看,中国社会对此的最初反应是对“陈腐世界”的一种抗争;从传统的“天下观”和“朝贡”体制中挣脱出来,中国文化出现了新的觉醒和新的意识,这就是“文化民族主义”的意义,它是中国文化理解世界近代历史的开始,也是中国社会进入世界大家庭时的历史根据。     

从"天人和合"到"心境交融"--佛教心性论影响下中国传统审美形态的转化

中国传统美学在传统的自然思维支配之下缺乏真正的反思思维。这里基本的审美形态是“天人和合”;事物之谓美本质上在于它体现了与“天”或“道”,即作为本体的绝对自然之符合;美的主观性意义完全没有被意识到。佛教心性论的传入和渗透,使中华民族具有了一种真正的精神反思。隋唐以后文艺(尤其是诗歌)就有了一种与传统显著不同的审美经验,即所谓“心境交融”。“心境交融”的审美经验结构建立在反思基础上,它无论从形式还是内容上都是直接来源于禅佛教的精神反思。     

无名的“他”——凯瑟琳·安·波特短篇小说《他》中的身份焦虑解读

凯瑟琳·安·波特的短篇小说《他》描写了一个被父母和家庭抛弃的美国南方孩子.这个孩子始终被称为“他”,而没有属于自己的名字.小说中“他”的无名状态意味着个体被剥夺了自己在家庭中的身份,而小说结尾处“他”被送往县救济院则意味着“他”既遭受了老南方的否定,又遭受了新南方的抛弃,“他”陷入到被历史与现实双重抛弃的处境之中.作为一位杰出的南方女作家,波特在《他》中表达了南北战争战败后美国南方人对于自身身份的焦虑,《他》中那个无名的孩子正是波特这一代新南方人对于自我身份焦虑的形象化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