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英译诗《关不住了》的节奏尝试

胡适是中国新诗运动最早的理论倡导者和创作实践者。从胡适的《尝试集》里的英译诗《关不住了》与原诗Overthe Roofs的对照中,可探讨胡适对现代汉语诗歌节奏形式的初步尝试,阐释新的节奏运用对诗歌功能表达的作用;新诗草创期诗人在传统的继承和现代诗创格中,外来翻译诗歌的意义值得详细加以探讨。     

胡适《尝试集》：白话新诗的实地试验

胡适的《尝试集》是他“实地试验白话”之作,以证明白话可以创作出好的诗歌。胡适的诗来自于他的生活,他对现实的感知,追求“自然”的白话新诗音节;胡适青睐虚词以调和文言和白话,多用“了”字,甚至用“了”字押韵,又常用“也”字;《尝试集》第二篇、第三篇大多数诗运用了“对语体”结构,因为这种形式容易造成诗歌的说话语调,形成比较自然的节奏;《尝试集》还开拓出一些新的意象,如《老鸦》中“乌鸦”的全新意象。这四个方面构成了《尝试集》白话新诗的现代特质。     

平实的深刻:论朱自清的《新诗杂话》

《新诗杂话》是朱自清先生研究中国现代新诗的一部著作。朱先生在这部诗学著作中,坚守诗歌文本的分析,坚持对诗歌意义进进缜密详实的“解读”,并认为这是新诗研究的基础。论及范围宽泛,富于创见性,是这部著作的显著特点。以“解诗”为出发点,《新诗杂话》探讨了诗与感觉、诗与哲理、诗与幽默、抗战与诗、诗与建国、诗的形式、歌谣与译诗、新诗的进步性、新诗的发展趋势等诸多关系,平实而深刻,精确而简洁,“将深化为浅”是《新诗杂话》最富于生机与活力的语言叙述原则。     

从胡适的“古诗今译”看现代与传统的纠葛

胡适《译张籍的〈节妇吟〉有跋》是创造性翻译，集中体现了现代与传统的纠葛。首先，译诗转化传统思想，大幅削减封建礼教色彩，反对旧道德，但仍然是折中的转化，体现了过渡时期正在形成的价值观念；其次，在内容和形式方面均指向新诗探索，体现出既摆脱又利用传统的复杂关系，“今译”是新诗的实验方式；最后，译诗婉转寄托胡适个人情感，表现了他在传统婚姻和自由恋爱矛盾中的微妙心理。从《节妇吟》的翻译可以看出，现代与传统的纠葛于“五四”知识分子而言具有多重意义，“今译”是新旧文化磨合的体现。     

美不胜收的离别之歌——论《再别康桥》的艺术之美

《再别康桥》是现代著名诗人、新月诗派的主将徐志摩先生的代表诗作。该诗既融入了自由体诗歌的现代元素又继承了传统诗歌的意蕴丰富、音律优美的精髓，呈现出底蕴深厚、优美清新的风格。新月诗派的又一主将闻一多先生，提出了新格律诗主张，即诗歌创作的“三美”原则——绘画美、音乐美、建筑美。     

五四新诗所受的英美影响

本文透过胡适、徐志摩、闻一多三位新诗垦拓者的创作实践,述论五四新诗所受英美诗歌的影响。文章认为胡适提倡以口语和自由形式写诗,闻一多主张格律诗,都受过英美诗歌的启示。徐、闻的诗作还借鉴过济慈、白朗宁、哈代等的情调与手法,以及五行打油诗、十四行体、戏剧化独白等体式,打开了五四诗坛的视野,为现代诗歌发展提供了新的可能。     

诗的格律的历史轨迹与时代流向——《中国现代格律诗论选》序

钱仓水、周仲器两同志继编辑《中国新格律诗选》之后,又选辑了《中国现代格律诗论选》,洋洋大观,从“五四”前夕以来关于研讨中国现代格律诗的重要论文(全篇或节选),大体上囊括无佚,内容丰富,读之很受启发。愿抒管见,以代序言。 任何时代的文学样式,都有自己的独特标志,以区别于其它文学样式。诗应当以什么来标明自己呢?一言以蔽之,曰“格律”。无论新诗与旧诗,中诗与西诗,概莫能外。诗而没有格律,读者便无从识别它,能否称之为诗,就成了问题。     

在现代化与民族化的双重变奏中 ——论穆木天的前期诗论和诗创作

“五四”文学革命在创作实践上是以新诗为突破口,而新诗革命则是从诗歌形式上的解放入手。诗体的解放,关键在于外国诗歌形式的输入。没有外国诗歌形式的输入,就没有中国现代新诗。朱自清在《新诗杂话·真诗》中提出:“按诗的发展的旧路,各体都出于歌谣,四言出于《国风》、《小雅》,五七言出于乐府诗”,而新诗却是直接“接受了外     

关于新诗形式问题的讨论(笔谈)

学术的生命在于百家争鸣。要解决新诗形式的理论问题,只有一个办法:展开讨论。吕进先生说:“有如散文的基础是内容,诗的基础是形式。”[1]没有诗的形式,也就没有了诗人与读者沟通的桥梁。新诗多数不受欢迎,主要是因为它们还不成形。因此,如何认识新诗的形式问题便成了发展新诗的矛盾焦点。丁鲁认为,片面发展自由诗的中国新诗,正处于迷茫的困境之中。其根源主要在于“内容决定形式”的机械论没有得到应有的批判。因此,当前新诗一切问题的突破口,就在于加强格律诗的理论研究与实践,除此以外别无其他出路。黄淮、周仲器认为,格律诗中的“自律体”与“共律体”具有不同的艺术特征,前者是“一诗一律”,后者是“千篇一律”。“自律体”与“共律体”的矛盾运动是中国格律诗发展的内在动力。当下新格律诗的“自律体”与“共律体”的继续创新并互动演变,必将迎来中国诗歌形式的第三次伟大变革,实现中国诗歌的真正复兴。万龙生认为,戴望舒对于诗中的音乐性曾经有过偏颇、极端的认识,而且在自己的创作中予以贯彻;但是,他后来对那种意见作了修正,并且在创作中实现了向音韵的回归。这一过程,证明了音韵的魅力以及音韵对于诗的重要意义。     

胡适新诗理论简论

我国的新诗和新诗理论都是从胡适开始的。他的新诗理论集中体现在1919年写的《谈新诗》一文中,也散见在评论、序言、通信中。尽管其理论并不系统,也欠深刻,但却代表了新诗开创初期的理论水平。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中指出,胡适的诗歌主张,“大体上似乎为《新青年》诗人所共信;《新潮》、《少年中国》、《星期评论》,以及文学研究会诸作者,大体上也这般作他们的诗。《谈新诗》差不多成为诗的创造和批评的金科玉律了”。这个评价是公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