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与中国近代史研究——以清末民国时期中国历史教科书为中心

20世纪以来,人们对鸦片战争的认识有个变化的过程,鸦片战争在中国历史中的地位逐步提升。清末认为,它是中外交通中一个普通事件。民国成立后,认为鸦片战争的主要影响是导致鸦片泛滥,烟毒流于中国。1930年前后,认为鸦片战争是帝国主义侵略之始,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20世纪30年代的时势,使得朝野双方在历史研究要有现实关怀的努力下,共同促成了鸦片战争由一般性事件到中国近代史开端的转变。与一般史著将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开端不同的是,代表国家和政府意志的历史教科书采用了"清初(明清之际)"开端。"清初"开端是希图将中国纳入世界历史之中,通过世界历史来寻求自己的历史定位;"鸦片战争"开端所关心的不仅是参与世界历史,而且要努力体现中国历史的独特之处。无论是以"鸦片战争"还是以"清初"作为中国近代史开端,在向西方寻求近代的努力上是一致的,都体现了如何在世界历史中安置中国历史的这一难局:一方面是参照西方历史进行的中国史分期方式,已预示着将中国历史纳入普遍历史之中;一方面是中国鸦片战争以来落后和挨打的现实,又难以回避。今天关于中国史研究的诸多论争,实则是这一问题的延续。     

正确评价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现代化取向——与李文海、张海鹏、龚书铎等教授商榷

改革开放以来,通过转换研究视角、更新研究理论、开拓研究方法,中国近代史(1840～1949年)研究的学术园地出现了空前的繁荣。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就是运用现代化的视角、理论和方法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所取得的丰硕成果的大量涌现。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对于这一目前已经稳固地居于中国近代史研究主流地位的“现代化取向”(有文章称为“新范式”“现代化范式”或“现代化史观”),一直以来却不断地受到了一些以捍卫“革命史取向”(有文章称为“旧范式”“革命史范式”或“革命史观”)自居和以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历史观自居的学者、学术研究机构…     

对经济学中“资源稀缺性”假设的思考——兼论资源配置问题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关系

本文针对理论界关于"政治经济学是研究生产关系,西方经济学是研究资源配置"这样一种流行说法展开分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生产关系为对象的意义在于,生产关系是直接决定社会经济的运行、组织、结构的因素,因此,从生产关系分析入手,可以科学地揭示经济活动各个侧面的经济规律.资源配置的一定方式本质上也是由相应的生产关系所决定.本文深入分析了西方经济学以"资源的稀缺性"和"人的欲望无穷"为基本假设,以"效率"为选择依据提出的资源合理配置理论.本文指出了"资源稀缺性"假设中的逻辑含混、错误及虚构性,并指出,只有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从生产关系分析入手,才能科学地认识当今环境破坏、资源枯竭、生态危机的社会根源.     

论曹操墓文字证据的真实性——兼评学术讨论中的学风问题

魏武王三个字,由国、谥、号三部分组成。古代谥和号是两部分,可以把号放前面,也可以把号放后面。国、谥、号三者可以组合在一起并称当朝人。三者怎样组合是由当时的礼仪制度和具体的历史背景、语境所决定的。曹魏明帝时,曾多次发生书写皇后铭旌时,谥号前加不加"魏"字的争论。皇帝和皇后是一个等级,皇后铭旌的争论也折射出魏明帝以前皇帝铭旌的争论。从这些争论中可以看出,在魏明帝以前,皇帝皇后的谥号前是否加魏字没有严格规定,曹操可以称魏武王、魏武帝,曹丕也可以称魏文帝。可见,曹操墓出土的圭形铭牌是真实的。另一件与曹操墓有关的文物《鲁潜墓志》,含有大量准确的历史文化信息,绝非现代人所能伪造,因此其真实性也不容置疑。     

也谈历史教育研究——兼谈一种大历史教育观

李建先生《中国古代历史教育研究相关问题探析》一文高屋建瓴,议论周密,对推进中国古代历史教育 研究具有积极的意义。但其中某些论述似乎意有未尽,因就所论略加引中和补充,提出"大历史教育"概念,包括狭 义的历史教育和史学教育两个方面。古代历史教育研究应该围绕此两大主题展开。     

真理、规律与历史研究——兼论历史学是科学还是艺术之争

后现代主义信奉者断言,世闻本无真理,由此断言历史研究者也不可能找到真理,并进而否定唯物史观揭示的真理.对此,作者认为必须明确真理本是对事物本身具有的内在规律的认识,人们认识的规律实际上有两类:一类是"单层面"实证归纳性的"重现律",另一类是把"因"和"果"两个层面的事实联系起来归纳得出的"因果律".前者只具有或然性,后者才具有普遍有效的因果必然性.马克思揭示的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是普遍有效的因果必然性规律,但长期被误解为仅仅是某几种社会形态递进规律,实际上就是把只具有或然性的"重现律"误认为普遍有效的"因果律";当人们以那种被误解的"普遍规律"去同具体的历史事实比对,一旦不能完全对上号,就否定唯物史观揭示的普遍规律.实际上,这并不是唯物史观的错,而是误解者和否定者的错.     

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公元1898年——兼谈大学历史教育与现代品格培养

对近现代史的断限和书写可以反映一个国家和民族对待或反省历史的情感与理智。公元1898年的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历史往往是后一事件决定前一事件的对错、利弊或功过。高校历史教育也应加强大学生的现代品格培养。     

数据质量、前提假设与因果模型——社会科学定量研究之反思

在社会科学定量研究中,高质量的观察型数据的获取非常困难,导致后期进行的统计分析极有可能沦为一种低效甚至无效的数字游戏。任何一种统计分析方法都是建立在特定的前提假设基础之上的,社会科学定量研究中的很多前提假设本身可能就不成立,而且往往同时存在多种不同的前提假设可供任意选择,导致后期的分析结果充满不确定性与风险。在现实社会中,各种社会现象相互交织在一起,因而高度理想化的因果模型很难解释复杂的社会现实。应当通过定量研究范式的创新、定性研究范式的复兴以及大数据的运用,重构社会科学研究的新范式。     

中国文化安全问题的历史形成与现实发展

中国文化安全危机缘起于清代中期以后清政府实行的闭关锁国政策导致的中国文化自我更新和自我发展能力的丧失,以及鸦片战争后西方殖民主义国家的文化威胁和文化侵略.美国文化霸权主义的侵蚀和中国文化本身在传承过程中对传统认知的断裂是中国文化安全的现实威胁.     

从世界历史和中国问题理解全球化：知识、话语、体制的主体性思考

全球化是中国向西方求知识、求理论的一个重要学术领域。但全球化概念的背后存在着发源于西方学术的庞大理论群,而西方的理论是西方学者从他们的历史经验和现实处境中发现和思考问题,并在他们的利益取向上提出的。中国学者应当保持敏锐的中国问题意识,研究全球化在中国的发生史和中国在全球化过程中的问题史。只有这样,中华民族才能以自己的利益判断和思想方向实行改革、推进开放,才能以共同体的力量参与新时代的全球化竞争,而避免文化主体缺损的被＂全球化＂或后殖民化。     

再论参考文献著录方式问题--兼与《历史研究》编辑部和任东来先生商榷

笔者日前曾撰《注释编排方式略议》一文，就传统的注释编排（或著录）方式与近年来推广的CAJ－CD规范之优劣，不揣谫陋，谈了自己的一点看法。在该文中，笔者曾经提到与CAJ－CD规范推行的过程中存在着另一套与之相对立的规范，所指其实即为《历史研究》等中国社会科学院系统的学术期刊所使用的规范。笔者认为，在CAJ－CD规范推行多年、越来越多的学术期刊接受该规范的时候，《历史研究》等权威史学刊物以挑战的姿态推出与CAJ－CD规范截然不同的另一套“文献引证标注方式”（以下简称为“《历史研究》规范”），其中的对立，在一定程…     

澳门的历史与澳门的历史书写——兼论澳门史著的“文化使命”及其他

澳门的历史著作应规避意识形态教条下的事件化、政治化编写模式,应从澳门历史的发展细节与文化的现场着手,通过对澳门历史文化中精神因素的发现,还澳门历史研究以生命气息和边缘文化活力.澳门历史编写模式和理念的更新,是研究者与澳门历史文化对话的必然结果.     

《跨越战后——日本遗孤问题的历史与现实》评介

正2012年8月,黑龙江人民出版社推出了杜颖女士所著《跨越战后——日本遗孤问题的历史与现实》一书,读来耳目一新,发人深省,不失为一部关于日本遗孤问题研究的力作。众所周知,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出台了向中国东北大批移民的计划,梦想通过日本人口数量的增长,将中国东北变成日本永久的殖民地。然而,当日本战败投降后,日本当局却将大批移民弃之     

关于陈宦若干问题的历史考实——兼与彭勃等同志商榷

许多可靠的史料表明:陈宦没有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没有担任过云南讲武堂堂长和新军云南第十九镇统制;晚年未做汉奸,也非1943年逝世于南京.     

神话、历史与替罪羊——兼论石黑一雄小说中的替罪羊母题

当过去被固定和内化成起到奠基作用的历史的时候,它就变成了神话。神话不仅是对过去的指涉,同时来自过去的光辉可以照亮当下和未来。替罪羊作为人类早期文明的集体记忆,可以说是历史也是神话,是过去向具有奠基意义的历史或曰神话的转型。它不仅是过去的指称形式,也是当下的组成部分。不仅是作为神话式的远古历史,也是关于日常生活的历史。它在不断的传播历史中获得意义,同时也在一再的重述中得到加强。石黑一雄将替罪羊神话渗入历史叙事与文学想象中,他借过去言说当下的话语策略与其作品深层的神话思维结构正是当下全球化浪潮中文化碰撞所带来的身份认同危机与民族自觉的彰显和诉求。     

证据、设问与史学逻辑——兼论柯林武德的历史哲学思想

历史学一贯蕴涵了实证化的诉求.要求"言之有据".历史证据凸显为形式与内容的统一,形式规范了历史书写的程序,指称的事实构成历史书写的内核.纳入历史书写的证据不止于考辨历史事实的真假,亦关乎到历史学家的问题及设问方式.设问限定了证据的搜集与解释;反之,证据检验设问的合理性,两者切合了柯林武德的"问答逻辑".证据与设问的终极旨趣在于建构确凿可信的历史知识.     

近三十年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变与不变——几点不系统的反思

近30年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基本可以从中分为两段,两者关注的问题、观察的对象、探索的题目等不同,思考"问题"的角度、使用的材料,以及表述的方式等也互异.要理解"三十年"的史学,应回溯到文革前"十七年"的研究之中,从学术积累的延续和中断方面考察分析.今后的研究,要警惕哪怕是无意识的封闭倾向,保持开放的心态,充分考虑近代"在中国"的各类外来因素及其作用和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