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的民族志——基于糯食在布依族节庆生活的考察

人类学对物的研究由来已久,并构成学科的重要论域,其目的在于探知物与人“发生关系”后所蕴涵的民族或族群文化意义。本文在梳理中外相关物的理论研究的基础上,以布依族节庆生活中的糯食为考察对象,既揭示布依族“以糯食为贵”的稻作文化状况和特点,也为民族学人类学提供了“物的民族志”的具体案例和书写方法。     

人类学对物的研究及新进展

物是人类学研究的重要范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物与人的关系将更加复杂。当前,人类社会正处于物质革命的时代,以物的实体作为分析主体已无法满足研究需要,对物的研究视野和方法需要有所创新。近年来,人类学在物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皆有新发展,从物的实体深入到物的物质性,并把它作为物的研究的主体,探讨物质和形式的转变,以及这种转变与人类社会、文化变迁的相互影响。     

文化与文本的复象:格尔茨与民族志“诗学”形态的发生

民族志诗学作为文学与人类学相交叉的理论研究形态,其关注的重点之一就是人类学研究中的诗性要素。自现代人类学研究以来,民族志研究的诗学倾向肇始于克利福德·格尔茨,其文学性首要体现于民族志文本的书写体制之中。它作为田野经验的文本化呈现,既包含着“在场”与“离场”的交错杂糅,也关涉着“观察”与“理解”“表述”与“阐释”之间的缝合。格尔茨认为,从事人类学的文化研究就是在一定程度上将“文化”视为“文本”所进行的一种“诗学”或“文学批评”向度上的阅读、分析与反思;而人类学研究也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作为“人学”的文学。在此,民族志作为一种召唤与回忆的拟像之物,通过具身化的方式而对文化的“他者性”勾勒一种复象的真实。     

音乐人类学研究的民族志方法探索

音乐人类学民族志是音乐人类学家对“民族志”这一研究方法的跨学科应用。研究者运用民族志方法研究音乐人类学大致是20世纪80年代之后,20多年来,许多音乐人类学家纷纷把民族志研究方法应用于音乐人类学的研究,音乐人类学民族志研究逐渐成熟起来。音乐人类学民族志研究包括确定音乐人类学民族志研究对象、作为搜集资料方法的“参与观察”、作为研究成果的音乐人类学民族志报告的撰写等。     

物尽其用——物的文化功能建构

当代的物质文化研究从原初单一的研究范式逐渐向人类学、历史学、社会学、艺术学等众多研究领域扩展并成为跨越多个学科的开放性文化空间。物作为现今重要的言说对象、生命景观和价值维度,体现着近似于语言、叙事以及历史的性质,物的各项功能也随着物的不同身份表征及其所体现出来的性质而呈现出多维化的特点。物证功能、物建功能、物治功能等物的文化功能都在物的文化建构过程当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即物对集体记忆的确证,物对家庭空间生产的建构以及物的治疗作用。这三种物的文化功能在"物尽其用"的哲学层面上能够更加明晰地阐述物的本质意义、生命意义以及更深层次的文化意义。     

人类学与“遗产”研究

从人类学学科的角度，对目前国内的遗产运动进行了讨论，内容涉及人类学学科中与“遗产”联系紧密的物的分类、文化空间、族群认同、文化自觉等概念，并试图对目前学界“遗产”研究理论薄弱的现状进行反思和补充。     

滇越铁路与边民社会现代性

物作为文化的储存器,在人类学研究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不同学派以物为媒介,对物背后的文化系统、社会结构进行解读.作为西方帝国时代的产物,滇越铁路是“都市西方”和“殖民西方”的综合体,对边民生活带来了立体型的影响.     

论公众共用物共享权的分析路径

个人主义方法论与整体主义方法论提供了认识公众共用物共享权的两种不同路径。个人主义方法论从微观角度分析个人的行为选择,认为共享权是“作为个体的公众”享有的个体性权利;整体主义方法论从宏观角度认识公众共用物的基本属性,认为共享权是“作为整体的公众”享有的整体性权利。公众共用物共享权主体的不特定性、开放性,客体的公共性、共享性表明它是一项新兴的非排他性权利。这一权利特性决定了应当综合运用两种方法论研究公众共用物共享权,其中,个人主义方法论体现在依据“生态人”假设、“请求权”理论与法律经济分析等方式研究共享权;整体主义方法论体现在对公众共用物的类型化研究与对共享权的综合化保护。综合运用两种方法论有利于了解个人在公众共用物中的具体需求以及借助个人权利体系予以保护,有利于从整体观、系统论的角度保障公众共用物的持续供给。     

物的出席与潜在话语——阅读《牡丹亭》的另一种方式

当人文研究领域将目光投向物,文学叙事中物的存在就有了更多解读的可能,将物叙事引入戏曲文本,可以实现古典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对话。物叙事的机理与意象生成逻辑具有相似性,《牡丹亭》中“花”“月”“酒”等客观物象也存在“一物多意”与“一意多物”的意义指归。同时,《牡丹亭》之物是戏曲文本的另一套符号系统,物的显现与缺席、诱惑与幻灭、物的授受是参与戏曲叙事进程的方式,显示出作者的情思,反映出文化积淀的赋义。物在叙事过程中可以脱离脚色的掌控,在语言中作为施事主体出现,比如“酒”反映物的权威,“花”与“月”作句子的主语等,显示出在戏曲文本中物虽然不能脱离脚色语言,但依旧有影响叙事的主动功能。     

费孝通的教育人类学思想初探

费孝通先生不仅是一位人们熟悉的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他还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教育人类学家。是他首先将教育作为一种文化形式纳入到中国人类学的研究领域,并给予了教育与家庭、亲属关系、种族、社区等人类学研究主题同样的重视程度。费孝通先生倡导的人类学精神和他的教育人类学思想,对于从事教育研究的工作者来说有着实际的意义。当我们把他的“文化自觉”理念引入到“教育自觉”中时,我们开始尝试对本土教育的反思,并在教育人类学的学科建设中,探索一条既不“复旧”又不“他化”的革新之路。     

《物不迁论》之"物"

僧肇在《物不迁论》中对"不迁"的道理进行了详细的阐释,却没有确切说明"物"的内涵与外延,这使得《物不迁论》在脱离作者的写作语境后,于论义上产生了一定的模糊性.从后世的种种注释和论著中可以看出,这种模糊性不仅造成了文意解释上的多样性,也造成了主旨理解上的分歧.从《物不迁论》原文及注疏入手,可以分析"物"这一概念的内涵及其在解释中的张力.     

追寻逝去时光

题目借自法国作家普鲁斯特(1871～1922)的名著A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这部小说史上的巨著由多卷构成,其最后一卷直到作者去世时也未能完成。仅仅从书名也可以看出,它的主题是围绕时光的:从逝去到追寻再到失而复得。     

草草行事的重要性

I．A．威廉姆斯生于英格兰，在剑桥受过教育。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成为伦敦泰晤士报的一名记者。威廉姆斯写了几本关于18世纪诗歌和戏剧方面的书．发表在各种期刊和杂志上，出版了他自己的诗集。以下这篇文章最早出现在1923年伦敦的《展望》一书中：     

物与艺术

在创作的冲动、表达、成果乃至评价的整个过程中,都离不开自然物的深度介入.自然美扎根在生态系统中,而艺术美虽也离不开自然物的参与,却主要落在人的自由的领域内.这是两种不可替代的美,扬此抑彼或厚此薄彼都是不可取的.     

庄子“物”论

从《逍遥游》《齐物论》到《天下》篇，“物”一直是庄子哲学思想的核心概念。借助中西哲学的会通视域，从《天下》篇的物论入手，由物判别诸家思想，进而揭示庄子物论中关于人与己、人与他者、人与物、物与物以及万物与道的多重关系，方得真谛。列维纳斯的享受概念，是我们借以澄明庄子物论，特别是其自由逍遥思想的极佳参照。由此，庄子的形而上学思想和信仰可能性，特别是庄子对个体性的证成路径，得以澄明。     

现代教育理论视野中的古代语文教材

中学语文教材存在诸多弊端的原因之一是忽视了对传统蒙学理论和蒙学教材的批判继承。本文从现代教育心理学、科学方法论两方面对古代蒙学和蒙学教材进行审视、反思 ,并具体分析了古代蒙学教材的一些可资借鉴之处。     

同中见异异中有同--鲍照与江淹山水诗之比较

鲍照与江淹是刘宋中后期的重要作家 ,二人在山水诗创作上都取得可喜成绩 ,是“二谢”之间的重要环节。鲍照和江淹在山水诗创作风格上有同有异。他们的相同点是 ,格调幽暗深沉 ,写景阔大宏远 ,布局灵活多变 ;他们的不同点是 ,鲍照的山水诗常有俊逸之气 ,江淹的山水诗则多瑰丽之笔。鲍照的语言流畅华美 ,江淹的语言古奥艰涩。研究这一课题 ,对深入把握二人的创作个性 ,了解山水诗发展演变的脉络 ,有一定的学术意义。     

物的沦丧与拯救——鲍尔格曼设备范式与焦点物思想探析

以物为切入点和视角,分析与展现了鲍尔格曼设备范式与焦点物思想.鲍尔格曼在继承和发展海德格尔技术和物思想的基础上,认为物是生活世界的聚集和展示,它会聚了一个有机世界,人在参与过程中体认这个世界；指出在现代由于设备范式的生成,物被割裂为手段和目的,丧失其原有的深刻性和完整性,沦丧为设备,从而妨碍人对生活世界全面而深刻地体认；倡导围绕焦点物构建焦点实践,克服设备范式,拯救物,使人对生活世界全面而深刻地体认重新得以实现.从一个崭新的视角深化了对鲍尔格曼设备范式与焦点物思想的认识,为进一步了解和研究鲍尔格曼设备范式与焦点物思想及其技术哲学奠定了良好基础.     

物联网:影响及其发展对策

随着物联网的兴起和应用面的逐步扩大,使得网络从数据和信息的维度扩展到有实物参与的更大维度。在促进社会进步的同时也带来了一定的发展风险。本文首先分析了物联网的基本特征,在剖析了物联网的积极作用与负面效应后,从多层次积极探索和研究了可能的对策,希望在当前物联网面临快速建设和发展的过程中能有效扩大其积极作用且避免和减少各种可能的风险和危害。     

物的遮蔽与生态危机——关于环境问题的哲学思考

生态危机亦即物的危机.造成这种危机的原因是复杂的.其中最为关键的是人对待物的方式.当人普遍地乃至唯一地把物揭示为"抽象物"特别是"有用物"的时候,物"自身"就隐匿了.这种隐匿同时为危机的出现埋下了伏笔.自然保护的目的是要使物重新作为"自身"来存在.而要做到这一点,则需多种救援力量的配合.自然审美与艺术创作也是这些力量之一.它们虽无法直接插手环境的整治与改善,但却能向人昭示一种"处物而不伤物"的态度.普遍持有这样的态度,乃是消除、缓解危机的基本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