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震义理之学的历史评价及近代启蒙意义

戴震在对经典考据及经典诠释的基础上建构了其义理之学的思想体系。从清中后期学界的评价中 ,可以看出其义理之学是中国传统思想向近代思想转化的重要桥梁 ,以及其具有的近代启蒙价值和意义。     

略论北宋“义理之学”的两个取向

北宋新儒学从本质上说是"义理之学",而北宋"义理之学"的发展一开始就表现出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取向,那就是经世论取向的义理之学和心性、性理取向的义理之学.在北宋时期,经世论取向的义理之学是占主流的.后来,由于政治改革的挫折、儒学经世论方面的学术资源的相对不足、排斥佛道思想的需要等方面的原因,注重心性的义理之学逐渐占据了上风,最终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     

由故训以明理义——戴震哲学方法论思想的新阐释

受乾嘉考据学风的影响 ,戴震将其经学方法论应用于哲学的建构 ,提出了“由故训以明理义”的哲学方法论 ,这引起清代中期哲学的建构由对原典的主观体证转向对原典的客观分析 ,并最终导致了清代汉学家哲学典范的创立。这一方法论的缺点在于忽视了哲学方法论的多样性及训诂系统与义理系统之间的相互独立性。     

血气心知与理欲之辨——戴震人性思想之分析

戴震是传统社会最后一位系统阐述人性思想的儒家学者。他提出“血气心知之谓性也”,且更为强调“血气”的优先性。他将“欲、情、知”视为人的心灵的三要素,也是把身体的感受性放在更优先的地位。至于体现“性善”的“仁义礼智”,在戴震那里则是与“生生之道”紧密联系。戴震批评宋明理学将“理”“欲”对立,认为“理”即在“欲”中,人不可“无欲”“禁欲”,但可“无私”和“节欲”。戴震的人性思想反映了儒家内部人性讨论的焦点从“善恶之辨”到“理欲之辨”的演变,也展示出普遍道德和人性差异的张力。从古今社会之异的角度看,他的思想颇可与以多数人的价值为主导的现代社会接榫,也能提醒以“高尚”之名压制正常生欲的危险,但却无法应对物欲流行的局面,乃至有可能使道德失去客观普遍性。     

略论戴震的学术式编辑路线及其借鉴意义

清朝中期著名的哲学家和考据学家戴震在其一生的学术研究中，注重通经致用，强调对于现实问题的关注和探讨。以此为中心，戴震融考据于学术研究之中，学术和编纂审定工作并举，相互促进、共同提高，走出了一条独特的学术研究路径。这对于我国今天的编辑出版和学术研究工作均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试析戴震论“理”与“性”

戴震是清中期学术发展至高峰的一个标志性人物.他不仅集清代考据学之大成,而且以考据为基础重建了自己的义理体系.在<孟子字义疏证>等著述中,围绕"理"和"性"两个核心的范畴,戴震不仅提出了其离开形气不能谈理的宇宙观和以血气心知言性的自然人性论,还对宋儒以理欲相对立的观点进行了猛烈的批判,提出了遂情达欲的社会学说.戴震理欲观和血气心知学说的提出,对人们消解理欲之间的紧张关系和对人性的理论思考具有重要的意义.     

李贽的“大人”之学与“快乐”诗学——兼议李贽诗学的“现代性”特质

与传统学界将李贽诗学归之为“童心”说不同,文章从李贽“大人”之学入手,溯源其心性锤炼历程,梳理出“快乐”诗学的特质。对此特质,分别从主体性与价值两个角度探讨：一是独立不惧的“大人”形象的树立;二是平易自然的“化工”风格。李贽有着自觉地追求自由、独立的主体意识,同时在诗学表达上不尚典,不雕琢,不求载道,这与晚清的“诗界革命”、五四的“新诗革命”皆有贯通之处,具有了“现代性”的特质,故对其诗学价值更应放置在传统与现代文学的“长时段”演变中去发掘。     

论戴震与章学诚的学术因缘——“理”与“道”的新诠

从学术因缘的角度看,章学诚的思想不止是戴震思想的对立,也是一种延续与发展。戴震在经学研究中凸显了文化的意识,认为"礼"源起于人伦日用,从"礼"的典章制度中言"理",与宋儒争"天理"的解释权。但戴震大概始料未及,他毕生未尝给予过敬意的、一位冲撞他的年轻人章学诚,已在不知不觉之中吸收了他的思想,在他逝世十余年之后,建构了一套与他极为相近的思想观念。章氏将戴震深研的"礼",转化为其"六经皆史"说的典章制度;同时撷采戴震"礼"为"人心所同然"之义,推衍为"道"即人伦日用的思想。他们都注意到经史文献所记载的内容背后的一种人伦、社群、文化的自然力量。     

论北宋理学义理之学的特点

北宋理学学者在复兴儒学的过程中 ,进行了为学方法的变革。他们一反汉唐儒者繁琐说经、支离蔓延的治学风气 ,注重从整体上探索、把握儒家经典的内涵与精神实质 ,根据自己的主观体认来直接领悟并阐发其中所蕴含的大义 ,表现出鲜明的义理之学的特点     

中国传统道德价值的衍变与晚清“义理经济”思想的产生

义利之辩构成了中国传统哲学探讨价值观问题的基本线索,在“义”与“利”的博弈中产生了各家互不相同的义利观.汉武帝对儒家正统地位的确立使儒家义利观独具一尊,“重义轻利”成为中国传统道德体系的核心.晚清时期,中国社会遭逢重大变局,社会历史条件的转换必然带来价值观念的变化,传统重义轻利的道德追求已不再符合当时的社会现实,一些较为开明的知识分子不再囿于传统义利观中“义大于利”或“利重于义”的空疏论辩,主张把义理之学与经世致用结合起来,从而形成了“义理经济”合一的思想主张.     

古礼与北宋儒者的治心、义理之学

古代学术包含在古礼之中,被后人分为内圣与外王两部分。宋儒试图恢复古礼,并从古礼中受到启发,极为重视古礼中"内圣"的部分,以及其中的"义理"。他们以"礼"为"理",发展出一种道德性命的学说,并以这种学说配合内心的修养功夫,试图从中开出"外王"来。     

从《孟子正义》看焦循的义理之学

焦循对汉学名之为"考据学"特别反感,多次指陈"考据"之无据,认为纯粹的考据只能被视之为"补苴掇拾"之学,务碎琐,难识大体。基于这样的认识,焦循返躬自身,尝试以义理之学去弥补汉学的不足。文章以《孟子正义》为焦点,从义理学之途径、义理之学的旨归、义理之学的局限等角度,对焦循的义理之学做个较为客观的观照。     

“诗人之赋”与“辞人之赋”——论扬雄的赋学批评

扬雄的赋学批评以五十岁为界,分为前后两期。在其前期的赋学批评观念中,主要表现为对司马相如赋的模拟与崇尚,甚至认为相如赋是"神化所至";在其后期的赋学批评观念中,则表现为对赋的"劝百风一"的反思,对"诗人之赋"与"辞人之赋"的区分。而"丽以则"的价值准衡,则在其前后两期的赋学观念中始终一以贯之,并对后世的文学观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先秦儒家天论不存在从“宗教之天”向“哲学之天”过渡的哲学进程

中国近现代思想转型就其本质而言是库恩(Thomas S.Kuhn)所谓的范式的转型。在用西方话语体系建构中国哲学史的历程中,孔、孟、荀"天"论成为过度诠释的一典型个案。随着近几年考古材料的问世,我们不难发现:荀子"天"论与孔子、孟子"天"论一样,同样蕴涵着"主宰之天"、"自然之天"和"义理之天"等诸种义项。先秦儒家哲学中的"天"并不存在一个由"宗教之天"向"哲学之天"过渡的哲学进程。广而论之,就先秦两汉儒家哲学而言,"宗教之天"与"哲学之天"不仅自始至终都是裹挟在一起的,而且"宗教之天"还有逐步强化的趋势。     

古文献学的内涵与意义

古文献学是关于古文献阅读、整理、研究和利用的学问,古文献就形式而言,包括语言文字和版本形态,涉及中国古代语言文字学和古籍版本、目录、校勘、辑佚、辨伪、编纂学等。就内容而言,分具体和抽象两个方面,具体方面包括人物、史实、年代、名物、典制、天文、地理、历算、乐律等,涉及自然和社会、时间和空间诸多方面的考实之学;抽象方面主要指思想内容,需要结合语言文字和具体内容由浅入深地剖析探求。按学术性质来分,古文献学又分考据学和义理学,有关形式方面的文字、音韵、训诂、版本、目录、校勘、辑佚、辨伪诸学以及有关具体内容的考实之学均属考据学,有关思想内容的剖析探求属于义理学。从古文献的利用角度来看,涉及古文献的搜集、甄辨和对内容的正确理解;搜集、甄辨与目录、版本、校勘、辨伪、辑佚有关,对内容的正确理解与语文解读、内容考实、义理辨析有关。古文献学不仅对古籍整理研究有指导作用,而且是全部中国古代学科即所谓国学的基础。     

论戴震“善”的双重价值内涵及其意义

戴震赋予善以双重价值内涵:一是善乃对天道的价值判定,阴阳二气流变之生生谓善;二是善乃对人性的价值判定,人的欲望情感知觉中正不失谓善。他批判程朱对善的本体化,将以善归理转变为气善,同时消解孟子对善的先验化,将以善为先验的直觉自律转变为对现实人性的规范自律。戴震通过诠释《易传》之继善成性论,搭建起融善于道性的价值体系,体现了儒家通贯天地之善与人性之善为一体的价值关切,为构建以善为内核的价值世界作出合理性论证。     

严儒释之辨,破图貌之误——论戴震的佛学观

戴震是清代卓然的考据学大师和独具个性的儒者.拙文在简要回顾清朝前期佛教现状基础上,就戴震对于佛学的基本观点进行探讨.戴震既主张“老释同质论”,又反对儒释调和论,表现出与众不同的佛学观;戴震不加区别地将老释并作批判鹄的,且严厉指责儒释融合,既有缺乏严谨之处,又有不够宽容之嫌.尽管如此,戴震为了“求观圣人之道”而不惧权威、大胆质疑的儒者情怀和批判精神值得后人学习借鉴.     

“象数”与“义理”体用关系辨析

＂象数＂与＂义理＂是易学的两大构成要素,而目前学术界对二者的涵义及其关系剖析较为清晰的文章较为少见,故文章首先分析了＂象数＂与＂义理＂各自的涵义,归纳指出＂象数＂主要有＂符号象数＂和＂事物象数＂两层涵义,＂义理＂主要指易学的文意哲理;然后探讨了＂体用＂涵义这一对哲学范畴的源流概况;最后力求客观公允地从三个角度定评了＂象数＂与＂义理＂的体用关系。     

“习行之学”与“六艺之教”——颜元学术思想的时代文化意义与文学表现

清代前期的思想家颜元从批评理学入手,探求儒家经典之原旨,以习行为中心构建了自己的思想体系。颜元强调外在的事功,将经世致用视为成为圣贤的条件,将＂六艺＂视为原始儒家思想的核心。在六艺之中,颜元又特别强调射和御,主张＂文武相济＂。颜元对儒家原始经义的探究在清代影响甚大。颜元所推崇的文武双全的豪杰,在通俗小说中有形象的表现,文人豪杰之事功在这些通俗小说中被发挥到了极致。在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中,＂礼乐兵农＂被视为挽救世运、世风的最后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