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宓日记续编》中吴宓与方敬的交往考察

方敬是《吴宓日记续编》中出现的重要人物之一,不仅涉及的时间长,而且频率高。方敬既是现代著名诗人,又是有诗人本色的教育家,还是吴宓的同事和领导。由于特殊情势、地位身份和个性气质等,决定了吴宓与方敬的交往具有方式多样、内容丰富、效果直接等特点。他们的交往处于朋友与同事之间,有偶然遇见、专门访晤、赠送礼品、参加会议等方式;有寻求政治指导、谈论文化名流、咨询其他意见等内容,多涉及政治性与个人性;这些交往给吴宓带来了诸多直接或间接的作用,既解决了吴宓面临的一些实际问题,也给吴宓以充实的精神慰藉。吴宓与方敬的交往既显示了吴宓令人感佩的性情与气质,也呈现了方敬受人尊重的人格和道德,同时体现了建国以来党的领导干部与知识分子交往的典型特点。     

陈寅恪、吴宓与刘永济交往诗钩沉

陈寅恪与吴宓是我国现代文化史上的重要人物。陈、吴二人的诗作 ,反映了他们人生哲学、文化观念、思想感情。武汉大学中文系已故教授刘永济的诗、词遗作中 ,留存了一批与陈、吴交往的作品 ,这对于深入认识陈、吴的诗作有重要意义。此文首次对这些交往诗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爬梳与考订。     

楼钥学术交往考略

楼钥作为南宋浙东学派的代表人物,以博通经史,讲求实学为后世所称颂。身处学派传播活跃的四明地区,其凭借成长、为官经历及地缘乡情,结交了当时社会上的宿儒,与同时期学派代表人物都有着广泛的交往,这些因素对于楼钥的学术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以楼钥的文集《攻媿集》为基础,通过对楼钥与学派代表人物之间的交往的考略,对其兼容并蓄的学术特色的形成,当地学风的建设,以及浙东地区学术发展之情况进行探究。     

吴宓的红学研究与现代小说批评的新进展

文章将吴宓的红学研究置于现代小说批评语境中加以考察,指出在实用功利主义小说批评和科学实证主义小说批评盛行文坛并对红学研究造成强大影响之际,吴宓始终坚持站在比较文学的立场上,进一步发展王国维所开辟的哲学美学批评模式,将其具体化为对《红楼梦》的人生哲学阐释和艺术特征分析,其理论见解不仅为红学研究开辟了一方新天地,而且对于现代中国的小说批评发展进程而言亦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吴宓与《学衡》:整合的文化现代性理路

在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共同推动文化现代性建设的历史进程里,吴宓从自己的固有文化视域出发,以《学衡》这一明确反对新文化运动偏激取向的刊物为依托全面展开了对整合的文化现代性理路的深入思索。这种整合中西传统文化精华建立新文化为核心的文化现代性发展思路体现出了比新文化阵营更为健全的文化心态和比一般文化保守主义者更为开阔的文化视野,对其展开重新分析和评价将会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认识和思考中国现代文化发展的复杂性和多种可能性的问题。     

吴宓文学理念建构考察

在新文化运动对“旧文学”猛烈批判的大潮中,吴宓却坚守中国传统文化,主张古今文学的延续,并把东西方古典文学视为文学发展史上的制高点。吴宓的文学理念在当时被认为迂腐守旧、不合时宜,进而备受批判。实际上,吴宓的文学理念是他文化思想的重要体现,其超越时代差异,公平公正、不偏不倚对待古今、中西不同文学的思想,虽不适应风云激荡的乱世,但对和平盛世的文化发展道路有重要的参考意义。今天,重新考察吴宓的文学建构理念,不仅有助于深入发掘中国近现代文学发展转型的复杂性和多元性,深入认识中国百年的文化发展历程,也有助于当今先进文化的发展。     

吴宓与王国维《红楼梦》悲剧研究之比较

对《红楼梦》悲剧的研究从王国维开始跳出了中国传统的文学批评范畴,借用西方文学理论阐释其悲剧意义,丰富了这部古典小说新的内涵,吴宓的《〈红楼梦〉新谈》同样采取了中西比较的批评手法。他们的研究不仅属于那个时代的一流水平,在今天也依然具有相当的学术价值。两人不约而同地将《红楼梦》评为一部伟大的悲剧小说,本文试从二者对《红楼梦》悲剧的评论中,对他们的中西比较观、批评视角和批评方法进行比较。     

刘文典与新文化运动时期的鬼神观

在中国社会急速转型的民国时期,民众精神思想极度贫乏,因而封建鬼神的唯心主义思潮进入大众视野。刘文典用文章对封建的鬼神观进行严厉批判,同时引进了一些西方先进的哲学理念。他深信观念的改变对于一个人乃至一个国家都具有重要作用,主张从西学的角度来改变国人的精神面貌。     

吴宓与五四新文化运动

本文认为近年来的吴宓研究成绩巨大，使人们认清了吴宓的真实面目。吴宓对新文化运动的批评，有某些合理的因素，但新文化运动伟大历史功绩不容抹煞，这个运动也没有全盘反传统，使优秀传统文化遭受践踏。     

吴宓与五四新文化运动

作为<学衡>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吴宓从文化保守主义的角度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了批评,其主要观点有三个方面首先,他认为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有过于追求实用和功利主义的倾向.其次,对他们把新文化运动强行纳入政治轨道不满.第三,吴宓对如何引进西方文化以及引进西方文化中哪些有价值成分等问题,也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而作为吴宓等人思想之理论基础者,正是以白壁德为代表的新人文主义.     

刘文典早年对日本的认识与态度

刘文典一生与日本的关系极其复杂,早年曾经留学日本,把日本作为中国学习的榜样。九一八事变后,刘文典逐步认清日本的真实面目,开始写文章揭露日本的险恶用心。因此,可以说刘文典早年对日本的认识是随着时局的变化而不断深入的。     

论“学衡派”的古希腊文学译介与文化抉择*——以吴宓及其古希腊文学译介为中心

20世纪初的“学衡派”是中国现代思想史上非常奇特的文化守成主义和文化整体主义的代表。英美留学体验给了他们比较完整的学科专业训练,他们在借鉴西方经验的同时,清醒地看到西方近代文化的缺点,因此在内容上反对以独取某民族的文化思想为认知旨归,在时间上反对以近代西方文化代表整个西方文化。作为能指的“希腊”是“中国”这个更大能指符号的初始创设,所指均是一种“非西方”的自我现代化的可能。从古希腊到原始儒学,正是“学衡派”孜孜不倦寻求中国现代化的思想路径。     

抗战时期刘文典对日本的认识与看法

刘文典一生与日本的关系极其复杂,早年曾经留学日本,把日本当作中国学习的榜样。抗日战争爆发后,刘文典在西南联大任教期间开始认清日本真实面貌,于是写文章揭露日本的险恶用心。抗战胜利前夕,刘文典写下了怎么处置日本的文章,文中内容具有前瞻性,尤其是关于琉球的论述对当今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因此,有必要对刘文典的日本观进行深入研究,以期为当代国防建设服务。     

清代旅浙徽州藏书家鲍廷博与吴骞的交往考察

鲍廷博与吴骞是清代旅居浙江的徽州藏书家,他们居住的地方即现在的嘉兴地区。二人因共同的藏书爱好而结下了亦师亦友的关系,收藏书籍过程中的诗文互动、校勘题跋等活动加深了彼此之间的友谊。与此同时,在他们的交往活动中,不少江浙文化名人也参与其中,共同的书籍收藏喜好繁荣了当地的文化,客观上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扩展了徽州文化的影响。而《吴骞日记》更是记载了不少关于鲍廷博的生平活动,尤其是对两人以藏书活动为中心的往来有很多详细描述,这对补遗《鲍廷博年谱》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同时也为从另外一个方面了解鲍廷博的人生轨迹提供了视角。毫无疑问,鲍廷博与吴骞的这些藏书文化活动让寓居地人民对旅外徽州人的评价也产生正面影响,因此深入研究他们的交往,对后世学者了解当时旅居浙江的徽州人融入当地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为容已得南威论——《木兰花慢》疑案前奏曲

据<吴宓日记续编>记载,1954年2月17日,<红楼梦新证>的作者曾赴重庆北碚谒见老一辈红学家吴宓,五天后"临行赋诗,留谢宓与此间诸先生".实际上,此诗原本是去年(1953)的12月上旬赠送给老师顾随的作品.半个世纪后,作者将此诗与顾词<木兰花慢>(石头非宝玉)联系起来,却颠倒了它们产生的顺序,使读者误以为顾词乃因<新证>而作.此攀已导致学术纷乱,诗者"为客已得南威论"遂成了<木兰花慢>疑案的前奏曲.由此可知,某些回忆文字是比较容易失真的,除非寻得可靠的旁证材料,否则不可轻易采信.     

我的父亲刘文典

刘文典是一位国学大家,他极具传统士大夫的傲骨,坚守着学人气节,呈现出一副狷狂模样,但内心追求的却是独立与尊严。本文通过刘文典哲嗣刘平章的口述,从人生经历、为人处世、治学态度及世人关注等视角,展现了刘文典不全为人知的方方面面。     

内心的文化冲突及其自救──吴宓前期日记研究

<吴宓日记>如实记录了新旧社会转型和文化变革在一代知识分子身上,尤其是在他们内心深处引发的巨大冲突和震荡.日记中代表两种异质理想或生存方式的"二马"之喻,透露出吴宓在现代职业化生存和传统济世情怀之间的艰难选择;而"殉情殉道"之说则是他陷入情感与理智、道德坚守与世俗诱惑的矛盾之中不能自拔的无奈托辞.<吴宓日记>作为私人叙事的文本,履行着自我认知和自我治疗的功能.它是吴宓的心灵自救之舟.     

吴宓与中国的雪莱──徐志摩

吴宓作为“学衡派”的代表人物,其文学主张过去一直受到批判,其实他对于新文学并非完全反对,只是在变革途径和思路上与新文学代表人物有分歧。事实上,他对新文学创作中的许多优秀作品倒是十分肯定的,例如对于茅盾的《子夜》．最早给予高度评价的正是吴宓。本文即通过介绍吴宓与徐志摩的交往及吴宓对新诗的评价,说明对于吴宓及其文学现有必要给予全面评价,不可以仿盖全,简单予以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