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出心象 自由翱翔——谈刘运良的艺术品格及其对海南画派的推动

<正>说刘运良是画家,还不够完整,他还是书家,尤擅大篆、金文、行书也很出色;他还玩摄影,玩陶艺,写诗……就以画家而论,他既画国画,又画油画。说他是个全才型的艺术家,并不为过。著名评论家李少君说:艺术的本质是展现人们精神的自由与多样性。[1]刘运良的精神归结点可以说是对中华民族古典文化所持有的特有的敬意,以及当今文化所持有的热情关怀。他依据一对艺术翅膀驾驭着这个基本精神,自由地在各个绘画形式和题材中遨游。在其所有的作品中,都体现出对华夏意象美     

不正常者的非常之美——“魏晋风度”新论

本文尝试从才性、自然之理和德行三个向度上重新理解魏晋风度,认为自然形体美、放达行为等并非风度的质地,名士风流的底蕴源自高才的彰显,对自然之理和传统思想精髓的领悟,以及他们的卓绝德行。     

论儒家“中和之美”对中国古典戏曲叙事范式的文化观照

中国古典戏曲尊崇“大团圆”结构模式当与华夏民族传统思维的整体性、求同性、直观性的“天人合一”的“中和”期待视野调谐融和。它蕴含着国人对以人的肢体、语汇、舞蹈、音乐、绘画、雕塑等为传播媒介的艺术表达体例的独特悟化以及炎黄子民千百年来所形成的哲学观念、文化心理、叙事视角、生命品位等在艺术演绎人生现实上的审美映射并彰显着悠观风卷云舒式的诗意栖居的生命情韵。     

从科学和人文之关系解读“钱学森之问”

＂钱学森之问＂,点中了我国创新人才成长的命门,事关中华民族的长远未来,具有极深的思想文化内涵。现代科学与人文关系在中国的产生,是其产生的思想背景;科学和人文在我国近现代历史上的聚散离合,则蕴育了其产生的整个过程。透过历史的表象,从科学与人文融合的角度深入思考可见,＂学术独立,思想自由＂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有待解决的问题;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的实用化取向,是我国文化现代转型亟待完成的任务;而正确处理好中西方价值观念之间的关系问题,创新与构建适应时代要求的新文化与新观念,则是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     

“腊叶”意象：临终之眼与物哀之美——《腊叶》细读

《腊叶》在《野草》的全部作品中是相对较为轻、柔的,带有一种悲情与凄美,在展示鲁迅向死而同时在反抗死亡的人生哲学时,更透射着因爱而萌的生意被确认与肯定下来,这对于他个人的生活以及处于转型中的时代来说都是具有典范意义的。     

《考工记》与中国建筑艺术的“正”、“奇”之美

《考工记》是古代关于百工技艺的文献,蕴含着丰富的美学思想。然而,对这方面尤其是对建筑美学的研究较为薄弱。本文从建筑艺术的角度对《考工记》进行研究,认为它体现了“正”美和“奇”美的辩证统一,并以“执正以驭奇”的审美终效,获得巨大的艺术魅力。它所奠定的重要美学法则,对我国建筑的设计与规划产生了深远影响。     

从“诗人之诗”到“才人之诗”与“学人之诗”——北宋边塞诗的唐音延续与宋调新声

南宋降至明清,诗论家先后以诗人之诗、文人之诗、才人之诗、学人之诗为标尺,在意境韵致、诗文融通、议论才情、学识思想等方面探讨唐宋诗歌的审美差异。就边塞诗而言,唐代边塞诗常常借助奇绝壮丽的风光、生动鲜活的形象、意象密集的画面,营造深邃感人的意境,传递慷慨悲壮的情怀,呈现出"诗人之诗"的典型特征。一方面,北宋边塞诗在乐府边塞诗与宋初边塞诗中流露唐音遗韵;另一方面,在复合人才的多重身份、多事尚论的时代土壤、以文为诗的观念技法等因素的推助之下,北宋边塞诗由主情尚虚转向主理务实,由情景交融走向情事交融、情理交融、情论交融,逐渐确立了"学人之诗"与"才人之诗"的宋调新声。这一转变,在庆历前后初具气象,在元祐前后渐臻辉煌,承载着北宋诗家对边防经略的深刻思考,对诗歌创变的积极探索,最终实现了北宋边塞诗由唐音向宋调的转变。     

蒙古史诗的灾难意识与“刚”性之美——以汉译版本史诗为中心

蒙古史诗中对灾难的表达采取了曲折、隐晦的方式。这种方式将蒙古族人民的灾难意识置于幕后,表现了一种面对灾难的独特心灵应对方式,即以对英雄及其活动的赞美、将自然灾难看做天意等方式来掩饰其悲剧性表达。这种独特的灾难意识背后有深厚的美学积淀,其缘由在于蒙古族人民审美观念中独特的刚性之美。     

董仲舒“《诗》无达诂”与“中和之美”说探本

董仲舒的经学思想涉及到某些文艺问题,其中有创见或新意者,是他的“《诗》无达诂”说和“中和之美”说.“《诗》无达诂”严格说并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思想,而是“物莫无邻,察视其外,可以见其内”、“见其指者,不任其辞”的经典解读方法.它对于文学思想的价值,是给文学阅读活动提供了认识上的重要启发.“中和之美”说对先秦儒家的“中和”思想作出了新的解释,董子把它纳入到顺天法地、天人相应的思想体系中,由天地具有“中和之美”而落实为人的修心养性功夫.因此,“中和之美”说也并不是本色的文学思想.但是,由于它涉及到了人的情感,认为怒、喜、忧、惧皆宜“反中”,就包含了人的情感应当如何表现的问题,从而具有了一定的文学思想的意义.     

从庄子到塞尚——与张远山从先秦诸子谈中西艺术之变迁

法国画家塞尚生于1839年1月。此年6月，林则徐在虎门硝烟；一年后，鸦片战争爆发。1906年10月，塞尚外出写生时偶遇暴雨．数日后死于肺炎。此时是清光绪三十二年。这年7月，清廷宣布预备立宪。同年秋冬之际，孙中山和黄兴发布《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首倡国民革命，号召反清起义，波及整个20世纪的中国革命正式开始了……     

艺术进化与进步之辩——以“艺术意志”为考察中心

进化和进步是西方艺术史学史上的重要观念,西方艺术史经历了进步的生物学模式和进化与进步同一的进化模式。现代艺术科学时代,李格尔的"艺术意志"作为艺术史发展的中心范畴,体现了进化思想和艺术冲动的矛盾性。当代对"艺术意志"的普遍批评,在本质上是针对"艺术意志"背后的进步-进化观念。然而,应在当代文化语境下将进化与进步剥离,理性乐观的线性进步逻辑不合时宜,但是进化思想仍有价值,它可以与"情境逻辑"相结合,使当代艺术史呈现开放和多元的面貌。     

从审美自律到艺术自律:“审美无利害”概念之反思

作为美学史上的关键术语,“审美无利害”被视作界定审美经验的重要指标.然而,通过考察理论来源和衍变历史,可以发现此概念经历了从审美自律向艺术自律的转变.它始于英国经验主义美学,侧重行为或动机上的无私,继而在康德美学中被用来区分对美、快适、善的愉悦,由此建构出审美自律.18世纪之后,伴随着艺术领域的确立,“审美无利害”被用来建构艺术自律.它同艺术经验的结合虽然溢出了康德美学的限制,但体现出历史选择的必然性,迎合了艺术自主化需求.20世纪以来,当代艺术实践暴露出“审美无利害”的阐释限度,其与审美经验的关系也被重新审视.     

从“无体之体”到“与化为体”:船山庄子学中的本体与主体

王船山在庄子之学中发现的是"无体之体",它意味着那种没有终极的造物而物各自造的立场,"无体之体"的本体概念实际上是将事物的根据与意义交给了事物本身;"无体之体"与浑天之旨相互构成,它建构的是那种立足于气的基础上的大化流行的宇宙观,这种宇宙观要求的存在方式是"与化为体",即通过自己的变化而参与天地万物的变化,甚至辅助改变天地之化。庄子之学因为自处于"无体之体"而贵为百家之冠,立足于子学而通达君子之道与圣人之学。     

从“斯巴达”到“斯巴达之魂”——“斯巴达”话语建构中的梁启超与周树人

鲁迅研究中的“斯巴达”问题,主要集中在对《斯巴达之魂》这篇作品的解析上：是“翻译”还是“创作”以及与此相关的近代文体问题的讨论等。其中,关于《斯巴达之魂》的材源问题,理所当然构成了这些讨论的前提却又并没有解决。对此,文章提出一种不同维度上的调查构想和设计,即不把“斯巴达”仅仅看作周树人《斯巴达之魂》单篇作品中的孤立现象,而是将其作为整个近代“国民性”话语建构中的一个环节来看待。在这一观察维度下,《斯巴达之魂》便不再是“鲁迅研究”中的“一篇早期习作”,而呈现为一个从梁启超到周树人的精神史过程的到达点。梁启超和周树人为什么会把“斯巴达”作为新知和思想来传播,他们如何建构各自的“斯巴达”,他们与周围及其相互之间有怎样的关系,“斯巴达”话语所具有的近代意义是什么?这些都是需要解决的问题。而《斯巴达之魂》的材源问题,亦自然内包于新的观察维度之下并清晰呈现于多重文本交叉之大观当中。     

“美为人而存在”——读《人的诗化与自然人化》

最近读了易健先生撰写的《人的诗化与自然人化》(南方出版社 )一书 ,感到欣慰的是作者紧紧把握住了美与人的这种密切关系 ,把自己的全部论述都立足在人自身的需要 ,人自身的优化、完善、人的自我实现这样一种原发性本体上展开 ,从而充分地发掘了美学、美育学所蕴涵的深厚的人文精神与深刻的人道主义的内涵。正如作者所指出的 ,从人类学的观点看 ,动物是以“完成品”的面貌来到世界的 ,而人来到世界只是一个“半成品”。用兰德曼的话讲 ,“自然只使人走完了一半 ,另外一半尚待人自己去完成。”尼采说 :“人是尚未决定的动物”。柏格森说 :人…     

如何通过古代礼乐造就中国现代美育新传统——论朱谦之美育思想对家美感与审美时态的利用

中国现代美育的中式礼乐新传统既坦然接受西方文化、西方美学启蒙,也对西方美学的诸多重大弊端与蒙蔽保持清醒的批判、戒备与防范。朱谦之承续中国古代礼乐传统中的家美学与兴发—审美时态传统,清除礼乐传统中的封建国家礼乐制度,造就了中国现代美育新传统。第一,首次提出中国古代礼乐传统是“乐育”,并与宗教禁欲主义教育传统相比,彰显其中家美感的必要性与重要性。第二,利用古代礼乐及礼乐思想中的兴发或正在进行时之时态,以“流”表达、维护审美生活教化的原发状态。第三,把古代礼乐中的家美感与兴发—审美时态融合起来,运用于其独创的宇宙美育与性美育,尤其突出美育活动身心整一的愉悦感;以性美育为家美感提供始基,男女性度合宜,以家美感辐射宇宙美育,形成新礼乐制度的天下模式。     

从“掠夺之手”到“仁慈之手”——基于Kaldor模型对中国劳动收入份额“U”型演变的理论解释

已有大量文献从实证角度给出了近年来中国劳动收入份额持续下降的论断,却鲜有文献用数理模型给出这种现象背后的理论解释.本文证明了包含“掠夺之手”的Kaldor分配模型的重要命题,并对国民收入分配中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找到解决的思路与途径.由于扩展模型中有了政府可控制变量,本文提出了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劳动收入份额可能呈现正“U”型曲线的论断,给出了劳动收入份额上升的条件,提出了防止国民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政策建议.     

从“艺术生产”理论到生产性文学批评——马克思恩格斯文艺理论向批评实践的拓展

“艺术生产”理论是马克思的首创,“当艺术生产一旦作为艺术生产出现”一说有可能透露出一个重大秘密。马克思对两种“艺术生产”进行了辨析,前一种“艺术生产”是指作为人类精神生产方式的一般艺术活动,后一种“艺术生产”则是指作为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的精神生产部门所进行的生产劳动。马克思据此将前一种艺术活动从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剥离和超拔出来,对其进行独立的、抽象的研究,以揭示其特殊的本质;同时,他将“艺术生产”从处于艺术活动过程前端的生产(创作)活动延伸到后端的消费(阅读和批评)活动,将阅读和批评也划归“艺术生产”的范畴,从而大大拓宽了“艺术生产”理论的论域。在现代辩证思维的总揽之下,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学批评实践形成了丰富的内涵,综括了批评观念、批评标准、批评理论、批评方法、批评原则等方面,演绎了“艺术生产”从文学创作向文学批评延伸的进程,从而将批评实践楬橥为“艺术生产”的重要方面,也为“生产性文学批评”的建构和确立展现了广阔的前景。     

从“边城”到“危城”——“故都”时期北平与南京国民政府之关系

1928年6月,国民革命军平定京津,二次北伐完成,北洋政治走向终结,北京归入南京国民政府版图,改名北平,成为"故都"。但中央政权在北平的"存在感"一直不强,阎锡山、张学良、宋哲元等地方实力派先后染指,中原大战期间,北平甚至一度脱离中央管制,成为事实上的"独立王国"。1933年华北危机爆发之后,国民政府通过外交谈判与日方达成暂时妥协,中央军事势力借机深入华北腹地。5月,蒋介石亲信黄郛北上,担任行政院驻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袁良担任北平市长,此后两年间也是抗战前北平与南京国民政府关系最为紧密的时期。1935年6月黄郛去职之后,日军步步紧逼,随着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北平实际上已呈"半自治"状态,直至卢沟桥事变爆发,最终陷落敌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