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宗法观念对现代道德与法治的影响

中国的封建社会是一个以血缘为纽带、以地缘为基础、以家族为其基本结构的社会,它从原始社会末期的父系家长制家族,发展到明清时期的聚族而居的封建型家族。而产生于夏、形成于西周的宗族制度又严重影响着中国封建社会的家族制度,并进一步形成了宗族法。但宗族法观念并没有因新中国的建立而彻底消失掉,它在当代又以不同的方式存在     

徽州家谱中的清代涉墓诉讼论略

有清一代,徽州宗族尤其重视"祖宗藏魄之所"的坟茔。这种重视不仅仅是因为墓地为祖先崇拜的现实表述,更是由于其为家族利益的一种特殊载体。墓地在精神和现实世界的双重属性以及选址上的特殊性,造成民间社会出现大量以墓地为中心的诉讼。既有异姓宗族间的诉讼,也有同一宗族内部不同支派之间的诉讼。诉讼的内容主要集中于侵占、盗害墓地及与墓地"吉壤"相关的风水。徽州宗族对涉墓诉讼非常重视,阖族参与的现象十分普遍,并在各自家谱中记载诉讼的过程和结果,作为宗族财产权利合法性的证明。墓地诉讼反映了清代徽州社会的宗族观念、风水观念、民间习俗以及地权争夺与权利冲突等。     

历史记忆、宗族边界与族群分层——明清徽州宗族认同研究

作为传统社会的基本社会单元,长时段内宗族组织表现出了非同一般的稳定性,究其原因在于宗族认同的强大。这种宗族认同是在历史记忆、宗族边界乃至族群分层等多重作用下的产物,在展现出全国范围一般性的同时,也有着明显的地方特色。就明清徽州宗族而言,具体表现为在士绅所构建的宗族历史记忆上,在理学社会情境下所形成的"血缘性"宗族边界和"名族性"族群分层。     

试论湘西苗族信仰的宗族意识特征

苗族信仰的宗族意识大致可以从这样四个方面体现出来：一是以宗族为祭祀单元;二是跨宗族的个人交往不得与本宗族的信仰互相冲突;三是个人的社会生活也必须与宗族信仰合拍;四是个人荣誉感来自于本宗族的宗教信仰并与本宗族信仰相关系。一般说来,不管是在哪一方面,苗族信仰都强调要对得起宗族的祖先,不要冲犯祖先神。我们可以从苗族信仰的宗族意识上看到苗族的图腾祖先崇拜意识的投影。     

汉唐间乡村宗族存在形态考论——兼论中古乡村社会的非宗族化问题

在汉唐时代,乡村宗族是乡村百姓生活中的普通存在.所谓非宗族化的乡村只是这一时代部分乡村中的现象,就多数乡村而言,宗法血缘组织仍是最为常见的民间社会组织,只不过其存在的方式在不同区域、不同条件下具有不同的表现,或表现为同一宗族成员的聚居,或表现为同一宗族成员的杂居,或表现为同一宗族成员的散居.中国中古时代的村落是地缘外壳与血缘内核的组合体,这一构成对中国古代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     

出世和入世：论家族和宗族的概念

中国的家族和宗族是人类学经典研究对象,家族的重心在于,族人共享血缘及亲属伦理观念,它是出世的;而宗族的核心在于其组织性,这种组织性体现在对国家意志的贯彻和对宗族成员的管理和资源融会上,其物质载体宗祠、族田、族谱等实体都是组织和管理家族的途径,相比之下,它是入世的。     

广东台山浮石赵氏宗族家族制度试析

广东台山浮石赵氏宗族，其先祖赵必次是南宋皇帝的宗亲，南宋末年流亡粤，必次的曾孙宗远定居浮石，逐渐繁衍成今天浮石地区庞大的赵氏宗族。建国前，赵氏宗族遵循宗法家族制及儒家文化，聚族而居，以宗族自治，强调祠堂和祭祖的重要性，修族谱和频繁的祭祀活动，极大地团结族人，并巩固了绅民自治的政治结构。建国后，消灭了地主阶级及族权系统，但由于农业的手工劳动方式，血缘宗族家族依然是组织生产、生活的基本单位；改革开放后，经济多样化，且按民主、法制原则经营、管理，从而逐渐脱离血缘原则，浮石现正处在这一转型时期。     

论汉代关东豪族宗族组织的构成特点

汉代关东豪族实际上是以宗族中的核心家族为中心 ,在同族基础上相互结合而形成的血缘性社会群体。在宗族内部 ,宗族成员通过定期的祭祖与聚会活动来增进相互间的血缘联系和认同意识 ,从而使宗族组织的凝聚力得到加强 ;而经济互助与武装自保则是宗族社会功能的主要表现形式 ,它对关东豪族的生存发展及社会势力的扩张同样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中国近代宗族组织的内在结构

宗族是中国乡村社会较为普遍的社会组织。在近代,宗族的长期存留在于其自身的内聚力。这种内聚力来自宗族的内在结构。这一内在结构体现为祠堂、族谱、族田、族长和族规的有机结合。祠堂作为宗族的标志因拥有祖先神灵而具有号召力;族谱作为宗族的血缘纽带将一族人紧密联系起来;族田则在经济上支持着宗族的存在;而族长通过族规维护着宗族的正常机制。宗族内在结构形成的稳定状态使这一组织长期存留井对封建的经济、社会制度在农村的统治起着维护作用。因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宗族组织成为阻碍农村变革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因素。     

宗族祭祀仪式的分与合--基于云南省大理市周城白族村段氏宗族的人类学分析

新中国成立后,现代国家政权建设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云南大理周城白族村段氏宗族祭祀仪式的地点和方式,对祖先崇拜的信仰核心未曾造成彻底影响。段氏宗族在发展过程中面对人口与祭祖场地的矛盾,对自身组织结构进行了适当调整,使分化后的祭祀群体能够在指定场地完成祭祖仪式以延续祭祀传统。家庭是段氏宗族祭祀仪式最基本的实践单位,它对仪式产生直接影响,决定着相应仪式的内容和形式。因此,在现代化进程中,段氏宗族的祭祀仪式主要受到国家、宗族组织、家庭等因素的影响,其经历的变迁可概括为：国家强处仪式弱,国家退处仪式盛;宗族经济政治功能弱化时祭祀仪式的文化意义增强;传统家庭结构并未解体使得宗族祭祀仪式的信仰内核恒久不变。     

当代青年农民的生育观探析——基于河北省临漳县H村的走访调查

生育观即人们对于生育问题的根本看法和态度。当代青年农民既没有固守"多子多福,重男轻女"的传统生育观,也没有形成国家计划生育基本国策所提倡的"只生一个好,生男生女都一样"的现代生育观,注重自己及子女生活质量的现世伦理成为当代青年农民生育观的基石,"一儿一女"成为其理想目标。     

李土司宗族的丧葬、祭祀活动述略

李土司宗族作为明清以来受汉文化影响颇深的土族土司世家大族，其社会行为中体现出极其浓厚的宗法思想。考查《西夏李氏世谱》等关于李氏宗族墓、祠堂祭祀方面的记载，其中贯穿了封建宗法文化最基本的孝道思想。然而，作为与一般百姓家族不同的世家大族，其丧葬与祭祀又呈现出自己的一些特点。     

试论吴江分湖柳氏日常生活中的分房原则简

“房”在古汉语中具有分支的意思,延伸至宗族理论,可理解为从属于宗族宗庙的各个分支的祠堂的代名词。在分湖柳氏的日常活动中,处处呈现分房原则,分房原则也制约着家族内部各种功能性的关系如财产继承、喜庆婚丧等等,根据分房原则所拟订出来的身份或份额决定了家族内部各房支对各种事务的管理权限和参与程度。通过“房”这一中介,可以将宗族史研究和家庭史研究结合起来,并可以为在本土“语境”下把握中国传统“家庭”的真正含义提供一种可能。     

试论王闽政权的构成及其变化

王闽政权由王氏、闽人、北人三种政治势力构成。其中 ,王氏在政权中居于核心地位 ,这种地位经历了形成、加强、削弱、重建、瓦解的过程。政权中居于主体地位的是闽人 ,与王闽政权的构成及其变化相应的是政权本土化的形成、发展与完成。     

宋代眉山苏氏家法试探

以文学、政事彰显于史的宋代眉山苏氏家族,在传统宗族社会建设方面也作出了有影响的贡献.眉山苏氏家族重视宗法礼制教育,素有孝友传统,其族人多忠信孝友、乐善好施,形成代代相承的苏氏孝友家法,传递着两宋时期的时代精神和文化共识,对苏氏子孙的发展与家族的昌隆是一个积极的推动.     

苗族古歌中的土地与土地居住权

苗族的村寨居住权和土地所有权是苗族在迁徙和开拓过程中形成的,而这一历史过程需要借助于苗族古歌所演唱的内容和族群记忆。苗族古歌中的土地问题最重要的是各族群或家族对土地居住权的竞争,随着人口的繁衍,苗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土地继承和交换体系。苗族古歌中所反映的土地制度是建立在血缘家族和姻亲网络基础之上的,土地的继承依靠"父亲-儿子"之间的父系传承,而交换体系是一种作为"礼物"的"姑娘田",随女儿进入婆家,又随姑妈之女的还娘头回归舅家。市场经济的发展,打破了苗族原有的土地交换体系,从而出现土地交换的两重性格局,既有作为礼物的土地交换体系,又存在作为财富的土地货币市场。     

明清以来区域社会的科举、婚姻与移民现象——以福建永定县《济阳江氏高头族谱(南山房)》为例

在中国传统社会,族谱作为一个宗族的象征,它以血缘传承为纽带,以辨昭穆、序长幼、敬宗收族为宗旨而编修,构成了族人的共同历史记忆,同时它关于族人生卒年月、科举、婚姻以及移居的记载,又反映了家族发展和区域社会变迁的历史过程。本文以《济阳江氏高头族谱(南山房)》中的有关记载为分析内容,以高南江氏世琥系心学支派为考察对象,通过该案例的分析,以地方宗族形成发展过程中继嗣群体的科举、婚姻与移民现象来理解大历史背景下的区域社会变迁。     

儒家文化主导下群体本位思想之演绎逻辑——从文化之“围”到制度之“礼”

中国小农经济孕育出来的社会结构是一种以家庭和宗族为基本单元的宗法制度。此种制度决定了个人对家庭和宗族必然会产生强依赖关系。与此相应,此种社会文化背景下的群体也占据价值的主导和优先地位,而个人则只是其所属群体的依存者或派生物。儒家文化之他“围”与个人之自“围”形成一种合力,固化了个人与群体间的关系。同时,从文化之“围”进到制度之“礼”实现超越和融合,使群体本位思想得以渐进生成。     

汉字字族探论

汉语“同源词”和“同族词”的研究，由来已久。但是，从文字学的角度研究汉字字族，从字族的角度研究汉字学，却是汉字学研究的一个新视角。“同族字”就是记录汉语同族词而且必须具有共同文字发生源的系列汉字，它是在认识、语言（词汇）、文字三者的互动中寻求文字与语言的相对动态平衡而产生的，是汉字通过内部孳乳以适应漠语词汇的“同源派生”而形成的。研究汉字字族的形成及其分布状态，有利于在汉字发展变化的动态中进一步认识汉字，把握汉字，进而探索汉字发展的内部规律。但是，汉字字族的研究必须要有时间和层次的观念，必须进行穷尽性的定量分析研究，切不可只是根据立论的需要而随意罗列、挑选几个或个别有利的材料来证说一种观点。     

论魏晋南朝的忠孝实践——以阳翟褚氏为例

忠孝取舍孰先孰后在魏晋南朝时期有一个演变的过程,弃忠从孝是当时社会的趋势和需要。阳翟褚氏在这一时期屡屡背信弃义违背＂忠＂的道德却又信守家族＂孝＂的传统,是当时忠孝实践观的集中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