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后东盟海上安全理论与实践

冷战后,东南亚海上安全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在“综合安全观”的指导下,东盟国家对海上安全理论进行了重大调整:通过提高海空军作战能力,加强东盟内部海上安全合作,提升东盟整体海上防御能力和应对海上危机的能力;积极主导东盟地区论坛建设,巧妙实施大国平衡战略,确保东盟在亚太海上安全问题上的发言权。针对“9·11”事件后东南亚海上安全新形势,东盟进一步加强了海上反恐、反海盗等一系列海上安全合作,努力推动东盟地区论坛向实质性方向发展,积极筹建“东盟安全共同体”,在实现东盟安全一体化方向迈出了坚实步伐。     

构建中国—东盟高等教育共同体的多维考量

构建中国—东盟高等教育共同体是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中国—东盟高等教育共同体的构建现状与双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之间尚存在一定差距，需要从整体上进行规划和考量。为了推进构建中国—东盟高等教育共同体，在社会层面要维护双边稳定的社会环境，为构建中国—东盟高等教育共同体奠定基本前提；在经济层面要深化合作，为构建中国—东盟高等教育共同体提供根本动力；在文化层面要交流互鉴，为构建中国—东盟高等教育共同体搭建有益桥梁；在法治层面要完善制度建设，为构建中国—东盟高等教育共同体提供有力保障。     

“中国——东盟安全共同体”建立的可行性探讨——基于“国际政治社会演化理论”的诠释

自1957年卡尔·多伊奇首次定义"安全共同体",到伊曼纽尔·阿德勒与迈克尔·巴涅特对其的丰富与完善,对我们理解安全共同体的建立过程,提供了良好的分析视角。尤其是东盟作为第三世界国家内部的区域一体化成果,其共同体形成过程中所体现的运行逻辑对中国与东盟"10+1"关系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参照作用。而唐世平提出"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理论",为我们理解国际系统的转变尤其是"安全共同体"的形成提供了更具演化性、系统性的分析范式。本文则主要从"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理论"出发,讨论"中国—东盟安全共同体"形成的可行性,为下一步中国与东盟关系发展提供一定的思考。     

东盟安全共同体的启动过程探析

建构主义安全共同体理论是当前研究东盟发展问题的新兴理论。安全共同体的形成建立在成员国对观念与规范的集体认同基础之上。本文分析了东盟规范(norms)产生的历史渊源,以及二战前东南亚亲西方国家的地区安全利益与国家安全利益从对立走向一致的过程。新的地区安全观念和地区秩序规范的产生,不仅推动了东盟组织的成立,也标志着东盟安全共同体的启动。     

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问题探析

中国与东盟共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是中国—东盟关系开创"钻石十年"新局面的必然要求。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动力内在地来自中国和东盟各国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发展目标;影响因素包括经济合作的制度化发展、中新合作提供的范本,以及利益交换关系存在潜在的不稳定性、具体合作政策和标准规范上可能存在的分歧等。应将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来推进:把握准确方向,明晰合作目标;加强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以渐进的方式,协同推进建设;全面深入把握,真诚携手合作。     

中国—东盟公共卫生安全合作问题研究

《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2030年愿景》提出,中国与东盟需要共同应对非传统安全挑战,而公共卫生安全是非传统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中国与东盟之间的公共卫生安全合作机制主要呈现出多边、双边、国家间三种类型。中国—东盟公共卫生安全合作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仍存在法律规范文件尚待完善、行为主体亟待丰富、工作机制需要健全、国际化专门人才储备有待加强、国际议题的设置能力亟须强化等现实问题。为此,应在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引领下,通过规范公共卫生安全合作法律文件、设置公共卫生安全合作的专门主体、完善公共卫生安全合作的工作机制、强化公共卫生安全合作的人才储备、轮流设置公共卫生安全合作议题等措施,促使中国与东盟在公共卫生安全领域形成合力,提升双方公共卫生安全合作的效能。     

建立东盟安全共同体面临的考验

建立“东盟安全共同体”目标的确立,标志着东盟向建立全面的“东盟共同体”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尽管经过30多年的合作与发展,东盟已经具备了一个新生的安全共同体的某些属性,但是仍然面临着很多考验,主要表现为东盟方式的缺失、东盟内部仍然存在发生暴力冲突的可能性以及经济一体化进程缓慢等,这些考验会阻碍甚至瓦解东盟安全共同体的建立。     

中国数字文化产业“走进东盟”的发展：现状、挑战与路径

现阶段,随着中国数字文化产业的发展以及东盟巨大的市场潜力的提升,东盟国家正逐渐成为中国数字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市场。然而,中国数字文化产业在“走进东盟”的过程中,面临着东盟各国数字经济营商环境参差不齐、“文化折扣”存在、中国与东盟的知识产权协调规则有待完善、我国数字文化产业内容创意能力有待提高、数字文化产业发展配套政策有待完善等问题和挑战。对此,中国应与东盟加强数字技术与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合作,共同营造良好的产业发展环境;推进本土化策略,降低“文化折扣”;完善知识产权协作机制,提高针对知识产权事项的治理能力;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际化,增强文明共情;完善配套产业政策,强化合作共赢。     

从中国与东盟关系的发展看中国的亚洲责任

从上世纪90年代起,中国改变了以前在亚洲地区主义中的淡然立场,开始广泛而深入地参与亚洲合作。这一点体现在中国与东盟的关系中就是中国在政治安全、经济发展以及各种社会事务中不计得失地对东盟各国提供支持与帮助,增加了相互之间的信任,大大消除了“中国威胁论”的影响,为亚洲的安全、稳定与繁荣作出了独特贡献,彰显了中国作为一个亚洲大国的责任。     

基于受传机理的跨域传播研究——以广西对东盟的传播为视角

由于民族文化、意识形态、地区经济发展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广西对东盟的传播内容在参与性、互动性和语境性等方面都存在障碍。可通过丰富对东盟的传播内容,发挥广西媒体的议程建构及涵化功能,注重文化商业性和商业文化性的传播策略,强化广西对东盟信息传播的导向,加强对东盟传播内容及效果的评估与监控等策略,构建广西与东盟交流合作的桥梁,为广西与东盟地区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服务,实现我国与东盟的双赢。     

中国游客赴东盟地区旅游安全风险：特征、成因及治理路径

近年来,中国与东盟旅游交流合作不断增强,但中国游客在东盟地区旅游安全风险事件数量也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以原国家旅游局“旅行社责任保险统保示范项目”中的境外出险数据为基础,采用K-Means聚类、列联表卡方检验和熵值法对2013—2019年发生在东盟地区的6789起中国游客保险事件案例进行剖析,发现中国游客赴东盟地区旅游安全风险呈现类型复杂化特征,主要包括事故灾难风险、公共卫生风险、自然灾害风险、社会安全风险和业务安全风险等多个类型;各风险事件的时空分布具有不均衡性特征,不同区域、时段内的主导风险类型具有异质性和多样性;东盟旅游地风险危害程度呈现加剧化特征,泰国、印度尼西亚为高风险水平地区,新加坡和文莱为低风险水平地区。中国游客赴东盟地区旅游安全风险的成因主要包括中国游客基数高速增长加剧风险压力、中国游客主体类型急剧分化带来风险隐患、东盟复杂的外部环境加大旅游业内部安全风险、东盟旅游属地安全保障和跨境合作不足等。结合中国游客赴东盟地区旅游安全风险的类型特征、时空分布特征、危害程度特征以及成因,可采取健全长效化游客安全风险防控体系、形成多主体共同参与治理格局、构建地区性旅游风险专项治理机制...     

浅析东盟各国与欧盟各国之间的差异

东盟各国在2003年10月签署了《巴里协定Ⅱ》,提出要在2020年把东盟建设成为类似欧盟那样的地区合作组织—"东盟共同体"。2005年12月,在第11届东盟国家首脑会议上又决定把原定2020年实现一体化的具体时间提前到2015年。但东盟与欧盟的可比性很小,东盟很难在短期内实现东盟共同体的目标。本文将浅析东盟与欧盟在经济、政治、宗教三个方面的差异,进而说明在短期内东盟很难实现欧盟式的一体化。     

文化软实力视阈下中外文化交流思考——以中国—东盟教育合作为例

中国与东盟的文化交流与合作近年来发展迅速,成为推动中国与东盟友好发展以及提升中国软实力的重要途径。但同时也存在着交流与合作发展不均衡、合力不足、文化冲突易发以及意识形态和政治壁垒等现实障碍,这势必影响中国与东盟文化交流合作的顺利发展。今后可在加大对东盟文化软实力拓展的力度,制定对东盟教育领域文化交流与合作的整体规划,大力发展东南亚国家来华留学生教育,推进中国与东盟高等教育合作办学,开拓创新交流与合作的新形式、新机制等方面做出努力。     

“数字丝绸之路”视域下中国—东盟高等教育合作研究

“数字丝绸之路”视域下中国—东盟高等教育合作的理念和模式不断演变,数字化、多元化、现代化成为客观而普遍的需求。近年来,中国与东盟高等教育合作领域逐渐增多,在合作办学、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等方面取得了不少成果。然而,随着“数字丝绸之路”建设的推进和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加速,中国—东盟高等教育合作面临着新的挑战。“数字鸿沟”问题依然突出、数字安全威胁不断升级、数字教育治理效能不高等等,成为中国—东盟高等教育合作实现数字化成功转型的主要障碍。为此,“数字丝绸之路”视域下中国—东盟高等教育合作应增强数字政府效能,探索数字教育治理规则;完善数字基础设施,优化数字教育环境;筑牢数字安全屏障,创建包容友好的数字教育生态;构建数字教育合作格局,共建高等教育命运共同体。     

中国-东盟禁毒命运共同体建设问题研究

当前，中国与东盟国家的禁毒工作皆面临一系列突出问题。中国与东盟禁毒警务合作具有良好的条件与基础，可以针对所存在的困难与不足，通过探索构建禁毒合作网络体系、积极引导非政府组织参与禁毒合作、加强合作保障等策略，将禁毒警务合作上升到中国—东盟禁毒命运共同体建设高度。     

中国与东盟数字卫生合作研究

作为数字技术与公共卫生相融合的产物,数字卫生顺应了人类第四次技术革命的到来,为全球公共卫生治理带来了一次重大的技术变革。数字卫生有利于各国在全球和地区层面建立更为紧密的疾病监测网络,促进信息共享、医药科研合作与医疗资源整合,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防控、诊断和医治过程中的人际接触传染风险,为各国应对公共卫生威胁带来数字赋能。在全球重大传染病频发的时代背景下,中国与东盟构建卫生健康共同体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凸显,而数字技术的兴起为双方公共卫生合作提供了新内容、新方向和新平台。中国与东盟的数字卫生合作拥有高度的可行性,具体体现在东盟良好的数字卫生应用前景提供了合作契机,中国数字卫生技术的蓬勃发展贡献了技术动力,中国与东盟的高层推动奠定了政治基础。需要注意的是,中国和东盟的数字卫生合作仍然面临东盟“数字鸿沟”制约、公共卫生治理失衡、数字卫生合作机制协调不足等多方挑战。为了更好地推进中国与东盟数字卫生合作,中国与东盟双方应在数字卫生基础设施建设、医药研发与公共卫生服务数字化、数字化公共卫生人才培养以及数字卫生合作机制建设等方面加大合作力度,以推进构建中国—东盟卫生健康共同体。     

文化视角下中国-东盟的交流与发展

文化的共生和包容是中国与东盟交往的基本属性,为双方消解了分歧与误解,文化认同是其共有价值体系的基础。夯实新海丝路的建设其重点在于文化先行,中国和东盟各国必须在文化的影响力和感召力下形成以文化认同为基础的互为命运共同体的高度意识和历史使命感。构建和平、友谊、和谐的中国-东盟关系,最终达成与新海丝路沿线各国的利益交融,共同发展,互利共赢,中国-东盟区域长治久安的目的。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东盟政治关系的发展

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理解中国-东盟政治关系的变化看,中国-东盟政治关系的发展状况与中国人民寻求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解决人民群众的温饱问题、推进小康乃至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相适应.由此,进一步理解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对于深化中国-东盟政治合作关系,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国—东盟"海丝文化"集体记忆与时代转译

"海丝文化"是在中国与东盟及亚欧各国海河交流、文明交融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是相应生活年代时空、社会环境、历史事件等影响的个体与集体记忆重构的文化实践;中国与东盟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丰富史料、书面文字、博物馆考古文物、传统习俗、礼仪、建筑文化、神话传说、历史典故等集体记忆追溯与建构,再现双边在经贸、文化、外交等方面绵延、交流历史的集体记忆,是重现"海丝文化"和平、友谊、合作、发展、共赢等元素特征与时空意涵,凝聚中华文化认同的鲜活例证;转译到"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赋予新时代使命与内涵,有利于推动中国与东盟公共外交、经贸合作、文明互鉴、互利共赢,提升文化软实力,实现民心相通、身份认同与价值认同.     

论中国-东盟区域性合作发展的文化根基

共同的文化根基是促进中国—东盟区域性国际合作的重要因素。长期以来，儒家文化是构筑中国—东盟文化根基的思想共核；大量“同源异流”跨境民族的存在是延续中国—东盟文化根基的重要保障；语言文字的“共性”是巩固中国—东盟文化根基的重要载体；华人“南移”所构成的“大华人”生活圈是发展中国—东盟文化根基的现实基础。促进中国—东盟区域性合作的发展，我们必须以包容的心态对待“异质”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