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重农抑商"政策探中国古代宏观经济学思想

本文以易经来解读宏观经济学思想为开篇,通过探索从商鞅变法开始实行"重农抑商"政策后,"重农抑商"政策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变化直至最终退出历史舞台的历程,体现出中国古代的宏观经济学思想变迁,重点阐述了统治阶级的宏观经济政策所反映的宏观经济思想,表明了宏观经济学萌芽并不局限于西方现代经济学所说的宏观经济学萌芽于十七世纪中叶至二十世纪30年代,而是在人类发展历史中逐渐形成的一门学科.     

明清“抑商”二分说

中国传统社会的“重农抑商”既是王权政策，也是社会现实，但同时也一直存在着重商恤商的思想与呼声。到了明清两代，重商恤商既成为一种经济思想主流，也成为王权经济政策的主要部分，而“抑商”则偏重于伦理方面的社会影响。本文在考察这一问题时，着重分析了明清时期“抑商”内涵的变化和重商的实践特征，指出：明清两代的商政理论与实践都是有悖于传统“抑商”思想的，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一种进步。     

论古代的抑商政策和现代的轻商思想

<正> 一、封建社会的抑商政策和轻商思想 在我国历史上,封建统治阶级对商业一直采取抑制政策。抑商是为了重农,抑商与重农是相辅相成的。因此,历史上往往把两者结合在一起,称之为“重农轻商”或“崇本抑末”。这里的本,指的是农业和与农业相结合的家庭手工业;末,开始指的是手工业中的奢侈品生产和流通,后来又扩大到所有的民间工商业。当然,封建统治阶级的重农,並不是重视农业,也不是重视农民,而是重视依靠剥削农民所得的地租和赋税。     

两汉"禁民二业"政策的历史考察

“禁民二业”思想是在中国奴隶制时期四民分业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的 ,后来成为历代封建王朝中一项重要的统治政策。两汉时期“禁民二业”政策与重农、抑商和抑兼并问题密切相关 ,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 ,其侧重点各不相同。大体而言 ,西汉前期“禁民二业”政策主要是为了实现重农和抑商 ,西汉中期以后则以抑兼并为主要目的 ,东汉时期“禁民二业”政策的出发点是为了抑制豪强地主势力的发展。由于历史背景之不同及其政策目的之差异 ,这一政策所发挥的现实作用也因时而异。     

浅论西汉的抑商政策

重农抑商是我国封建社会历代王朝的一个传统政策。不论王朝时间的长短国力强弱、皇帝的作用大小,都把重农抑商政策作为治国之道。在历史上,西汉时期抑商的政策显著,作用很大,并对后世影响较深远。西汉为什么要抑商汉初,由于秦王朝对农民战争的残酷镇压和楚汉相争带来灾难,百姓大量死亡或大部逃匿,史载;“人相食,死者过半”曲逆城“秦时三万余户间者兵数起,多亡匿,今见五千余户”,“时大城名都民人散亡,户口可得而数才十二三”“天子不能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面对社会经济凋蔽的现实,汉代统治者不得不“承敝易变”,革除秦汉暴政,代之以休养生息轻徭薄赋和约法省禁的政策。尽管汉初也实行重本抑商政策,但由于农业、手工业迅速恢复和发展,天下统一,道路畅通,关梁山泽之     

清前期“重农抑商”政策及其法律思想

清代前期,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的恢复经济生产的手段,尤其是在农业生产和商业发展方面。通观清前期的生产发展制度,重农抑商思想贯穿始终。从专卖制度、从商资格、商税征收等几方面论述清前期的抑商政策,剖析清政府重农抑商政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和实质。     

清代州县政权与商品经济的发展

清代封建王朝奉行传统的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但是自明朝中后期以降的商品经济更为活跃,“抑末”、“轻商”的思想与政策逐渐受到愈来愈多的人否定。这种社会意识反映到清代地方基层政权贯彻经济政策的操作中一方面奉行朝廷颁布的重农抑商政策,一方面扶持商品经济发展,有时为着后者而对前者采取阳奉阴违的作法。 地方政权的职能发挥,对商品经济的发展起着何等的推进与制约作用,本文就清代州县政权的这一问题试作分析。     

治国之道 归心于农──也谈商鞅的“重农抑商”政策

商鞅的“重农抑商”政策最能代表“民以食为天”与“治国之道，归心于农”的改革思想。本文通过史实进一步说明商鞅的“重农抑商”政策在封建社会刚开始确立阶段所具有的进步作用和存在的不利因素，以期提供些许启示。     

重农抑商辩

在关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原因的讨论中,史学界普遍把重农抑商政策作为重要原因之一。本文重提这个问题,拟纠某些偏颇之说,以求公允、符实的评价。(一) 长达两千余年的中国封建社会,重农抑商政策虽然贯穿始终,但在不同历史时期里抑商的程度是有区别的。大体说来,先秦的封建领主制时期,抑商的色彩较淡,秦汉以来的封建地主制时期则抑商色彩较浓。如以中唐为界,则中唐以前抑商较为突出,中唐以后抑商有所削弱,重商渐趋抬头。     

历朝重农抑商政策下商业的艰难发展

在中国传统社会,商业被看做“末业”。由于利益的驱动,商人仍然能够在当时的经济条件下成功致富．仍然能够在社会经济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了解在重农抑商政策的压制下商业的艰难发展,能够使我们得到许多历史启迪。     

论西汉时期的“重农抑商”政策

西汉时期政府奉行“重农抑商”政策,并在前代统治者的基础上对这一政策进一步发挥、发展,使其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成为此后历代封建王朝奉行“重农抑商”政策时最好的效法榜样。但这一政策在西汉初期和西汉中叶以后所起的作用并不完全相同。西汉初期发展农业的政策使国家的经济实力大为增强,但抑制商业的效果并不明显：西汉中叶以后继续发展农...     

司马迁工商业政策思想探析

全文对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提出的“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的命题做了分析,认为司马迁不否定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中间三句正是对这一传统政策的认识和总结,首尾两句是在批判纠正汉武帝极度抑商政策的基础上,对传统抑商政策做了理论上的提高与升华,强调了“因民之所利而利之”的民本思想,体现了一定的人民性和民主性,代表了司马迁进步的工商业政策思想。     

终点或新的起点——农业税制存与废的政治解读

农业税最集中地体现了中国社会的传统统治,那么这种税制被废除是否意味着某种全新的开端?传统社会中一直是从农村收税支持城市,现在宣布城市反哺农业,这是否意味着重农抑商的统治政策发生变化?这是否意味着传统农业社会的政治统治方式的改变?这些改变意味着什么,向哪里改变,这是需要仔细探讨的。     

商法历史发展的中西比较研究

与中世纪西欧相比,由于古代中国较早地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统治,专制统治者们实行" 重农抑商"和垄断对外贸易的经济政策,工商业发展和商人们一开始便受到专制法制的制约,工商业发展水平比较低,因而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没有形成类似于西欧的商人法,也不可能产生根植于中国传统社会资源的中国商事法。     

西汉商品经济发展和系列抑商经济政策

西汉私营工商业的蓬勃发展,带来了西汉社会经济的全面繁荣。但长期的北部边患和地方割据势力却未曾稍减。西汉武帝因应前朝政治,直面内忧外患,一反西汉初年奉行的自由放任经济政策,为扩充中央财政,北据匈奴,削弭地方豪富割据势力,断然推行系列化,制度化的抑商经济政策。宏观经济政策的适时转变,不但巩固了汉室中央集权,而且"重农抑商"为历代封建统治所争相效法,对后世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国古代商品经济法律思想论辩考评

人们往往认为,在古老的中国,重农抑商、反对商品经济的法律思想是亘古及今的文化传统。其实,先秦时期曾经有过相当发展的商品货币经济,也有维护商品经济的法律和法律思想。到了汉代,又发生过维护商品经济的法律思想与摧残商品经济法律思想的论辩。论辩的结果促成了重农抑商思想的稳固,这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和传统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下面,通过《周礼》与《商君书》、《史记》与《汉书》的比较研究,对此略加考评。     

从《货殖列传》中的商人形象看司马迁的经济思想

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塑造了不同类型的商人形象,笔者根据他们从事职业的不同进行分类,肯定货殖之人对社会和历史做出的贡献,由此说明封建王朝实行重农抑商政策的危害,阐述了司马迁富民论思想的先进性。     

论西汉前期商贾势力的发展

西汉王朝的最高统治者严重的抑商思想,在我国历代封建统治者中,是非常突出的。汉高祖沿袭了秦王朝重农抑商的政策,传至孝惠、吕后、孝文、孝景,虽然历朝都在某些方面某种程席上“弛商贾之律”,但是,总的来说,重农抑商的传统却从未废弃。到景帝统治时期,商贾的政治地位仍很低下,孝景后元二年(公元前一四二年),即景帝逝世的前一年,下诏:“今訾算十以上乃得宦(一万钱为一算),谦士算不必众。有币籍不得宦,无訾又不得宦,朕甚愍之。訾算四得宦。”从这条诏令中可以看出,商贾在政治上还受“不得宦”的歧视和压迫。     

贤良文学与魁奈的重农抑商论

贤良文学与魁奈是中西方重农抑商论的典型代表,他们的经济思想存在许多相似之处又各具特色。对二者的比较研究,不仅可以把握和印证中西方重农思想的异同,在某种程度上也能够揭示思想所产生的特定文化传统和时代精神。     

伊斯兰教浸染下的回族商业伦理精神

任何一个民族,经济的发展都深受文化的影响.回族作为全民族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其文化中深深地渗透了商业精神.在伊斯兰教的经典经济思想的整体内容中,有关商业经济、商业道德的论述占有相当的份量,它鼓励人们开展商业活动,积极发展商品经济.伊斯兰教的重商观念不仅表现在抽象的教义学说体系中,而且表现在商业行为的规范方面,进而形成了自成体系的商业伦理,成为伊斯兰经济伦理的核心内容.这与中国封建社会的历代统治者奉为圭臬的,一再强调执行的"重本抑末"的政策和由此形成的中国传统社会广大汉族重农抑商的传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