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国家主义法制观正名——以新中国1949年至1957年的法律实践为例

国家主义法制观是在“国家政权建设”和“民族形成”的背景下展开的中国法律现代化的进程中形成的一种以政治国家为中心的国家治理观念.新中国1949年至1957年的法律实践也证明了这种以民族国家和政治意识为基础的法制观念的正当性,在当代中国法治实践中这种法制观有助于克服自由主义法治观的内在局限.     

湖北高校学报之窗

刘诚、杜晓成在《武汉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撰文《为国家主义法制观正名——以新中国1949年至1957年的法律实践为例》认为,国家主义法制观是在“国家政权建设”和“民族形成”的背景下展开的中国法律现代化的进程中形成的一种以政治国家为中心的国家治理观念。新中国1949年至1     

工具理性与中国的“法治”传统

在阐述中国古代“法治”赖以形成的政治背景的基础上,以法律的政治功能为例对古代法律的性质以及其成因进行分析,得出法律制度不过是专制统治者手中的工具的思考。最后论述了当代中国法治建设的艰巨性及长期性问题。     

民族自治地方法律变通的价值辨正、路径选择与判准甄别——以多民族背景与公民权利的平等维护为分析视角

［摘要］“多民族背景”是民族自治地方在法治建设中不能忽视的重要因素。通过行使法律变通权，将民族关系问题纳入法治轨道，为各民族之间的交往提供一个正当有效的制度平台和维护机制，推动各民族之间平等、团结、互助、和谐局面的形成和发展，进而为具有不同民族身份的公民平等实现其法律权利营造良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环境，是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和立法法赋予民族自治地方法律变通权的根本目的。完善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机关的协商决策机制，建构协商司法模式，妥善处理不同民族习惯法之关系、国家法与习惯法之关系，有效开展民族自治地方法律变通工作，是改善民族自治地方法治现状的必然选择。     

苗族婚姻习惯法与国家婚姻法60年的博弈——以湘西一个“强奸”案为例

德国的法学大师萨维尼认为：“一个民族的法律制度,如同艺术和音乐一样,都是他们文化的自然体现,不能从外部强加给他们。在任何地方,法律都是由内部力量推动的,而不是由立法者的专断意志推动。”60年的法治建设,特别是在湖南湘西这片苗族聚居区,苗族婚姻习惯法与国家婚姻法不断博弈,或者说是移植法律制度和本土法律文化的博弈,这其中有冲突、影响和互动。同样,放眼60年中国的法治进程,无不充斥着外来法律制度与本土法律文化的博弈。     

大历史：一种对法治演进的理解

回顾历史,我们可以从宏观角度探究法治演进的脉络。古希腊城邦社会孕育了“公民”、“民主”、“法治”等观念,不仅经历了大量的“法治”实践,而且产生了系统阐述的法治思想。在世界社会古罗马,以共和政体和对王权的制约以及自然法思想为条件,私法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在中世纪西欧封建社会,教会、国王、贵族、平民等之间的斗争和妥协,产生了多元性的法律和司法体系。随着民族国家的形成和新兴资产阶级的革命,在近代法治思想和法治实践的基础上。形成了近代法治文明,从而进一步形成了现代法治。中国百年来追求法治的道路很大程度牺牲了法治精神的本质目标,应当重视法治内在的制度和文化的现代化。     

社会主义民主法治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以权利的归属和处分特征为标准,权利划分为国家权力、国家权力主见权和私权利三种。在此基础上,民主划分为政治民主和直接民主,法治划分为依法治国和人民自治。民主解决的是法律意志问题,法治解决的是权利界限和民主效果问题,形成“决定”与“办理”的关系。因为政治民主的间接性,社会民众要高度认同国家基本政治制度,以私权利为契机来关心国家政治,实现政治和谐、秩序和谐及民主法治主观体验和谐。      

论“法治中国”的价值目标

“法治中国”是实践“法治国家”具体的地理和空间平台,它使得“法治国家”的建设“脚踏实地”,它汇聚了“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的各项具体价值要求,它在适用地域上呈现出“国家法治”与“地方法治”的特色.作为“法治中国”的整体化特征,必须先有“国家法治”,然后才可能出现“地方法治”,“地方法治”不能脱离“国家法治”而存在.在实践法治精神的过程中,任何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都没有特权,都必须按照统一的法治原则来制定法律、执行法律和遵守法律,“法治中国”正是从一个具体的主权国家概念的角度来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提出了“具体法治”的各项价值要求.     

ADR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与法治秩序

儒家思想的教化对于抑制诉讼案之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这种作用在中国经过数千年的发展后,形成了一套独特、完善的非诉讼纠纷解决体系。目前,中国正在大力推进法治进程,但仅是注重国家法律的制定和实施,并不能带来期望的法治秩序。因此,推进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现代性重构,就成为促进“自生自发秩序”和建设法治国家的重要内生力量。     

走出依法治国主体认识的误区

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这在我国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做为当代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民主法制建设在中国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　　依法治国的核心问题是要实现法治,突出“法律至上”原则。这不只是一种观念,同时也标志着法律在法治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最高地位。从法理角度讲,依法治国就是法律的统治,不可能在法律的统治之上或之外还有不受法律统治乃至统治法律的东西。我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而法律是广大人民意志和利益的体现。因此,法律至上就是人民意…     

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出场·概念真意·伦理底蕴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的出场是全球化和中国社会转型双重冲击之下的理论自觉。它既是针对中华民族结构性张力和民族事务日趋繁复的靶向医治，又是拯救自由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乏力的话语创制。“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话语表述，并不是“中华民族”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简单变形，而是有着自我丰富的理论面相和伦理意蕴。“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概念，潜藏着中华民族共有的历史记忆、共同的目标诉求、共生的群体心态、共享的公民身份、共通的文明体认等多重意蕴。“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概念，以“中华民族”和“共同体”复合而成的偏正结构，彰显中华民族建构的伦理指涉，即公益政治优先于权利政治、共和主义优先于多元文化主义、大我忠诚优先于小我关切。     

从传统文化透视中华民族的群体观念

中华民族拥有许多可贵的观念,群体观念就是其中之一,本文通过对中国与希腊神话的对比以及儒家思想来阐述了中华民族的群体观念及具体表现,并分析了群体观念形成的原因。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当前民族工作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学界的研究主要有历史论述、观念形成和政法凝聚三种视角。历史论述展示了作为历史事实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之形成过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随之逐渐产生。而观念形成视角的研究从人们认识的角度分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涵,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历史形成论述的补充,也意味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通过一些方式来培育和加强。政法凝聚视角立基于现代民族国家是一个政治和法律的共同体,政法对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有极大的塑造作用,而人民之平等法律地位和国民身份是作为国族的中华民族之共同体意识的政法基础。我国幅员辽阔,不同区域的国族意识和认同会有一定差异,因此从区域角度研究中华民族的共同体意识将是一种新视角。     

多元化视角下恢复性司法的理论基础

作为西方刑事法学界研究"显学"的恢复性司法,在多元化视角下,其理论基础包括四个方面:哲学基础是后现代主义哲学;社会基础是市民社会理念及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理论;理念基础是恢复性正义理念、利益平衡理念以及参与制民主理念;法学基础则是重新融合性耻辱理论、社区司法理论、犯罪被害人学理论以及犯罪标签理论。     

论我国民法的民族主义色彩

我国民法未反映传统民法观的核心———自由主义,制度上体现为我国民法未采用传统民法以私权限制公权的界定国家与个人之间界限的模式,而以公权确定私权的方式取而代之,体现了民族主义的精神。在与自由主义民法相比较而言的前提下,可以说我国民法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国民法的民族主义色彩将逐渐淡化。我国民法的民族主义色彩启示我们,以自由主义为背景的西方传统民法理论是无法正确解释和指导我国的民法实践的,我国民法有自己的发展方向。     

用科学发展观指导新时期统战工作的几点思考

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从新世纪新阶段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从三个方面提出进一步加强新时期统一战线工作的途径和方法。     

规范使用海岛概念研究

目前,我国使用海岛概念还很不规范,存在着各表一是的现象。海岛及其概念对于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生态环境和国防安全等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法定海岛概念有着权威性、与国际接轨和内涵清晰、严谨、规范的优越性。规范使用海岛概念有利于保护我国海洋权益。     

屈原的和谐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

屈原在古今中外享有盛誉,屈原的思想对中华民族的影响源远流长。其＂忠君爱国＂,昭示着中华民族的魂魄,引领着亿万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其可贵的和谐精神,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现代和谐精神文明的宝贵遗产,同样也包含着深刻的历史教训。弘扬传统文化,弘扬和谐思想,对于我们构建和谐世界、和谐中国以及和谐社会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中国的民族识别及其理论构建

民族识别的重要意义在于保障了少数群体的权利,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我国民族识别工作的理论支撑是基于前苏联的民族工作的经验并借鉴斯大林的民族概念,同时根据当时的国情采取了灵活变通的方法。今天,我们重新对发生在50多年前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和民族识别工作加以回顾和审视,有必要重新认识民族识别工作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对于我们研究国内民族关系和认识民族问题研究的实质,有着一定的现实指导意义。     

超越民族国家的理论反思

哈贝马斯认为，欧洲现代民族国家是在近代以来的市民社会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公民的权利保障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基石。现代民族以自然主义的民族为基础，但其实质在于公民自由。在民族国家的概念里，包含着公民个人自由与民族自由，即内在具有现代公民的普遍主义与民族特殊主义两重因素。现代经济社会和政治社会的发展超越了民族国家的主权概念，欧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立和发展起来的。从公民普遍主义发展出来的不仅仅是欧盟，而且应当有着更为意义深远的人类价值目标，那就是世界公民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