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州县佐贰官司法权探析

清代佐官制度存在的特殊性、层次性以及权力不均衡对州县司法实践产生了重要影响。清代州县佐贰官在勘验、缉捕、审断、执行等方面拥有不同程度的司法权。清代法律对州县佐贰官的司法权严加限定,但在实际治理中又采取调和策略,导致州县内部结构产生了"复合初审"的特殊效果,而基层更是存在大量边缘司法现象,这些使得州县司法呈现出一种"法亦有法"的状态。州县内部存在的民事与刑事审判区分,体现了按照事权管理进行司法管理的原则,具有积极意义,但是在行政权与司法权合一的背景下,他们实际上只是区域内特殊的集权者,与现代法制的分权理念大相径庭。     

健讼与惧讼：清代州县司法的一个悖论解释

以州县自理案件为视角来讨论清代诉讼文化是一个很好的进路。通过考察清代州县自理案件的参与者（诉讼两方、作为诉讼帮助人的讼师和司法官员）的诉讼心态和策略选择,可以发现州县自理案件参与者的心态和行为存在一种＂健讼＂和＂惧讼＂的悖论式决策博弈过程,这是构成清代健讼风气乃至司法文化的关键。     

从冕宁司法档案看清代四川土司的司法活动

一般认为土司司法活动在清雍正改土归流以后逐渐消亡,但从冕宁的司法档案来看,一直到清末,冕宁的土司还在流官的管理下,参与地方的司法活动.活动内容涉及组织土兵维护治安、参与审判与调解、协助缉拿逃犯,但土司的活动受到国家的监控,这是清代少数民族混居地国家通过土司管理民族事务的最好体现,也是流官与土官管理、协助、配合共建社会秩序的现状.     

当文化成为一种“治理术”——从“官箴”看清代州县官员的文化职能

在清代的国家治理中,教化百姓、建设符合国家治理目标的地方文化是州县官员的职责之一。关于州县官员具体该如何对百姓进行教化、建设地方文化,在清代的官箴书中有充分的讨论。官箴书的编纂者建议,州县官员可从"去弊"与"建设"两个方面来建设地方文化,即一方面通过颁布法令、重点打击等手段来禁止影响地方社会风俗的活动;另一方面,州县官员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教育、圣谕的宣讲与传播、义学的建设与管理以及对模范人物的表彰与保护等手段对地方百姓进行教化。与当代文化事业建设不同的是,清代地方文化建设仅仅是为了提高他们眼中所谓的"愚民"对儒家社会道德伦理的认同。     

清代基层司法的价值追求及启示——以清代州县判牍为材料

司法的“价值追求”是指国家设置司法活动所希望实现的最终目标,也是决定司法活动的根本观念、理念和评价标准,对司法裁判依据的选择具有决定性作用.清代大量州县判牍体现了清代基层司法的价值追求是:重视调解、息讼是求,通过司法实行社会教化,追求实质正义.这一价值追求有着深远的历史文化因素,对于今天的司法改革和法治建设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人民调解与民事司法衔接十年考(2002～2012)

2002～2012年十年间,人民调解与民事司法衔接无论在国家文本还是在地方实践中都有很大发展.这是党和政府构建和谐社会指导思想,村(居)民委员会人民调解功能弱化,法院面临双重困境和国外法院附设调解影响共同促成的结果.人民调解与民事司法的衔接促进了人民调解自身发展,缓解了法院压力,节约了当事人的维权成本.然而,人民调解与民事司法的衔接实践中也存在着诸如当事人诉权和诉讼权利保障不足、法院附设调解委员会的人员组成不合理、诉前委托人民调解与启动诉讼的程序衔接不畅等问题.为更好发挥人民调解与民事司法衔接的作用,应充分保障当事人诉权和诉讼权利,调整法院附设调解委员会的人员组成,理顺诉前委托人民调解与启动诉讼的程序衔接.     

从“千里长堤”兴修看清代社会权力的转移

"千里长堤"是清代在河北平原中部兴修的一项重要水利工程,始于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主体形成于乾隆年间,并持续修缮讫于清末,至民国年间逐渐解体。在长堤修筑过程中,既有朝廷发帑修筑的官堤,也有劝用民力兴建的民埝,"千里长堤"的修筑方式既有"民堤官修",也有"官堤民修"。清代初期,朝廷借助发帑等方式积极介入地方社会事务。一旦长堤修筑完毕,维护成为常态后,国家将维护修缮权力交由地方政府,最终由地方士绅总领其事,民间乡绅遂由公共事务权力的执行者变为执掌者,伴随着权力上升的是清末民初浩大的地方自治运动。     

清代州县官的仪卫制度和基层司法困境——兼论礼法关系的另一面

学界通常认为唐代以降的法律发展是礼法融合的过程,强调礼法的一致性而忽视二者之间存在的矛盾和冲突。集中体现在帝国的晚期:清代礼制高度发展,州县官仪卫制度化、使用日常化。造成的结果是强化了官民差别,促成了官民壁垒,司法面临诸多困境。最终司法模式改变,司法走向腐败、黑暗。其深层次原因既包括清代礼制背离礼的基本精神,和法发生冲突,也包括礼和法本质的矛盾。     

新民本--邓小平政治哲学的灵魂

新民本的实质是处理基本政治关系--官与民关系的政治准则,是邓小平政治哲学的灵魂.新民本继承和发扬了传统民本的以民为本、尊重民意、爱民和养民的精髓.两者又存在着本质区别传统民本的"民"只有工具性价值,新民本的"民"有目的性价值;官民关系中,传统民本以君(官)为主体,新民本以民为主体;传统民本的实质是官本位和君本位,新民本是社会主义民主的特殊表现形式.新民本对中国现实政治问题的解决具有根本性的指导意义.     

清代慈善组织中的官民良性互动——以胶东为研究中心

恤贫济困是我国传统善举之一,慈善组织是恤贫济困的主要表现方式。清代慈善组织的建立、经营和发展都是官民共同合作的结果,并随着社会形势的变化而呈现不同的趋势。晚清,因烟台开埠通商,胶东地区慈善组织的官民互动既有以上海为代表的江南慈善组织开放性特征,又兼具华北内陆地区保守之特性。因此,通过对胶东慈善组织中官民互动的研究,不但可以概见清代慈善组织发展的脉络变化,更能从晚清地方慈善组织的变化中看出不同地域的慈善组织因各地情况之不同而呈现出的不同特色。     

新疆回族历史辨误

回族定居新疆的历史始于清乾隆二十年（1755年）平定准噶尔叛乱以后,学术界将新疆回族的源头追溯至唐代或元代的观点有误。新疆回族的分布特点虽然与国内其他地区的回族一样呈＂大分散、小集中＂的聚居格局,但其形成原因却与内地诸省区不尽相同,与清代的民族隔离政策、特定的历史背景以及特殊的地理人文环境等密切相关。     

章太炎论清代学术

在章太炎的学术史视野中,清代学术是被关注的重点。在回顾以经学为主体的清学史时,其所采的研究视角大体是公允、平实的,对各派学术、前辈大师的评价表现出近代学者所具有的科学精神。与此同时,时代因素又使得他的探究具有浓重的现实关怀意味。章太炎论述清学史的著述大体可分为两类,即对清学总体特征、流派分布、传承系统等问题进行讨论的通论和对一些清学具体问题或某些学者予以评论的专论。从时间上说,他是近代学者中最早系统阐释清学史者,其见解基本是原创性的,对后人产生了广泛影响。     

晚清时期对国家起源的思考和诠释

晚清时期先进的中国人对国家起源问题的思考和诠释,既是晚清国家观变化的重要内容和鲜明标志之一,又是当时中国御侮雪耻、变法求强、推翻帝制和创建共和之迫切现实需求在国家观念上的反映,更是晚清时期思想启蒙和思想解放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当时及其后中国的历史进程和走向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顺治朝清廷经略甘宁青地区政策得失述评——以孟乔芳任职陕西三边总督期间为中心（1645—1654）

明清鼎革之际，地处西北边陲的甘宁青地区社会动乱不已，各种势力竟相争夺对这一地区的统治权。顺治二年至十一年，甘宁青地区隶属清陕西三边总督孟乔芳辖制，其在甘宁青地区的军事、吏治、民族政策等方面均有所施政。对孟乔芳督抚期间在甘宁青地区施政措施的研究，有利于我们正确认识顺治朝清廷经略甘宁青地区的整体情况。     

文化认同视阈下的国家统一观念构建——以清代前中期云南地区为例

清朝是历代中央王朝对云南民族地区统治最深入的一个朝代,这无疑得益于清朝武力的强大,但也与统治者在云南推行的文教政策有很大的关系。清初,朝廷势力刚进入云南民族地区,就仿前朝在云南继续推行儒学教育与科举考试,发展文化教育事业以稳定清朝在云南的统治;雍正朝改土归流前后,为进一步深入对云南民族地区的治理,清廷在云南广行教读以化其嚣凌,构建和保持少数民族对王朝的文化认同。这些政策的实施,促进了边地云南的文化类型与内地更趋一致,稳定和巩固了对云南民族地区统治,具有典型地域色彩的、跨越族群边界的区域性称谓"云南人"出现,为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最终形成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承袭与变异：明清督抚制度述论

明清督抚制度当承袭周秦以来的近官以京秩出监地方的监察制度,它与汉代刺史制度、使者巡行制度、唐代节度使制度等都有着历史上的渊源。明代巡抚制度萌芽于建文时,基本确立于宣德时期。总督制度是在巡抚制度普遍推行的基础上形成的,其基本特征是跨省置督,总领地方。清初的督抚也是出于监察地方和督察军事的初衷而署置的。作为封疆大吏的总督,其权力和职掌在镇压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和洋务运动及其以后的变局进一步膨胀起来。在承袭与变异的过程中所形成的明清督抚制度,其演变有着历史渊源、动力机制、制度机理和路径依赖,它是中国古代监察官地方官化的典型个案,对我国近现代地方政治制度和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无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试论清代两湖地区书院的刻书业及其兴盛原因

历代书院刻印的图书,在版本学上称为"书院本"。其版本价值较高,历来倍受文士学者重视。清代两湖地区的书院兴盛且日益官学化,书院刻书业比较发达,留下大量作品。究其原因,主要包括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学术五个方面。     

明末清初民本思潮探微

从3个方面对明末清初的民本思潮进行了分析,认为明清之际的思想家虽然把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发展到了极致,成为那个时代的异端,但其认识理论仍存在不足:并不否定君主专制制度,而只追求君主制下的理想君主原型;所提出的理论也不能真正制约君主的权力。这些不足表明明清之际的思想家在认识上终究没有跨入"近代"的门槛。     

“听鼓者”对晚清地方吏治的消极影响及其原因

“听鼓者”是晚清官绅对有官职而无实缺的地方候补官员的一种形象称呼。在晚清，“听鼓者”的数量大大超过了社会需求，其质量也难以适应社会需要。候补官员的大量存在及其不良行为对晚清地方吏治具有破坏性的冲击，候补官员的腐败只是晚清官僚整体性腐败的组成部分。文章简要阐明“听鼓者”的内涵、职事的性质和方式；重点论述候补官员对晚清吏治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并分析造成这些影响的基本原因。     

近十年清代史学史研究的特色

清代史学处于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终结时期,深入研究、把握这样一个特殊时期的史学,对于认知和建构整个中国古代史学体系是十分重要的。近十年来,学术界在清代史学史领域里的研究越来越深入,成绩斐然,成果突出。具体表现在对清代史家个案研究全面化、对清代史学历程的总体和分期研究、对清代史学流派研究的深入、清代民族史学研究的初步开展四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