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与行政关系的政治哲学分析

政治与行政关系的历史演变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一是政治化行政时期 ;二是行政非政治化时期 ;三是行政再政治化时期。从政治哲学角度看 ,它们分别是对政治生活中三个基本逻辑问题的价值定位过程 :一是谁统治问题 ,对应于前工业社会的自由民主取向 (自然法中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强调政治自由 ) ;二是如何治理问题 ,对应于工业社会中的效率民主取向 (自由主义、功利主义哲学 ,强调经济自由 ) ;三是如何治理得更合理问题 ,对应于后工业社会的大效率民主取向 (平等、公平至上的新自由主义哲学 ,强调行政的社会责任 )。通过这种分析 ,以启示工业化进程、后工业化环境下我国政府功能的定位     

媒体化政治与政治化媒体

当今媒体因独立资源而享有自己独立的权利,媒体本身已经开始成为一个特别的政治机构。本文将就政治与媒体在现代社会的互动关系尝试分析二者关系的转变,它们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这种变化对公众又将产生何种影响。     

中国古代政治与道德关系的历史考察

中国古代社会中政治与道德关系的理论发展经历了夏商朝的混沌期、西周的雏形期,春秋战国的争鸣期,汉朝的定型期,之后历经唐、宋、元、明、清诸王朝,二千多年间二者的关系从政治的道德化逐渐演变为道德的政治化。在政治实践中,周王朝取代商王朝以及以德配天理论的提出,标志着政治发展的逻辑与理论基础与理论中二者间的关系开始分离。汉武帝独尊儒术的政治实践确立了政治道德化的表象,而在实质上却是道德的政治化。     

政治与经济的有机互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理论探索

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下,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和民族国家对经济生活干预力度的强化,深深地影响到政治与经济之间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相互转换的有机互动,使政治与经济的互动规律呈现出"强经济—强政治"的关联模式,国际经济关系政治化、国际政治关系经济化的特征在70年代以来愈益鲜明。     

政治化的社会与政治的社会化--从比较分析的视角理解和谐社会的政治发展

建设“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而以民主政治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需要我们分清政治化的社会与政治的社会化之关系。政治化的社会导致混乱,政治的社会化则意味着秩序与稳定。政治的社会化需要政治的现代化,建设和谐社会是政治的社会化过程,而非实现政治化的社会。     

现代科技创新的政治动力与政治负赘

现代国家的科技实力与政治实力成正比,这种关系的日益凸显使科技活动越来越多地被纳入国家主体的政治管辖范围。国家对科技发展的政治规划能在客观上带动科学技术的整体进步,同时也引发了科学精神与政治利益的冲突。政治势力过多地涉入科学界,还容易使学术分歧与政治斗争纠合在一起。现代综合性的国防科技体系关涉的领域越来越广,这使整个科技界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过度政治化的科技体系会对科技创新产生诸多负面影响,国家政治对科技系统的干预应适度。     

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政治技术与政治艺术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阶段,中国共产党面临着实现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艰巨任务。本文在分析探讨党的执政政治技术和艺术模式的基础上,针对目前各项建设的需要,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国际事务等五个方面对党执政的政治技术与艺术进行了细化。     

“政治革新”与台湾当代美术的泛政治化

台湾当代美术的兴起与20世纪80年代的"政治革新"有很大关系.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政治"解严"后,台湾政治格局开始动荡不安,政治权威逐渐弱化.在此背景下,党外运动和各种社会运动兴起,各种既有秩序遭到挑战,艺术权威被各种新势力消解,以前卫艺术为代表的台湾当代美术登上前台.作为对长期政治戒严、思想禁锢造成的压抑、悲观情绪的反动,加上社会的转型期恰在此时到来,台湾当代美术对台湾的政治、文化进行激烈的批判,开启了一个泛政治化的新时代.台湾当代美术在发展过程中一方面因反抗权威和反对传统而呈现出多元和自由的局面;另一方面也因此造成泛政治化、传统价值观的丧失以及创作水平的下降.     

论现代执政党执政的政治技术与政治艺术

政治技术是政治行为主体进行政治活动、解决政治问题时所运用的政治资源、方式手段、程序、经验和技巧的总称;政治艺术则是在能够有效实现政治效能的前提下,政治行为主体努力实现政治过程的稳定有序和各政治活动主体的和谐发展而进行的政治活动.现代政党执政的政治技术和艺术与党的执政能力具有同一性,政治技术与政治艺术是实现和提高执政效能,尤其是执政能力的手段和途径.执政党的政治技术、政治艺术和执政能力,都是为了满足尤其是提高巩固党的执政合法性、实现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需要而存在.     

环境精细化治理的技术-政治逻辑及其互动

作为环境治理现代化逻辑延伸的环境精细化治理,目前正在中国多个地方蓬勃展开。在特定的政治生态中,环境精细化治理依据的是技术逻辑、政治逻辑及其互动。其中,环境精细化治理的技术逻辑具有"用数据说话、用数据决策"的精准治理优势、"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无缝隙治理优势和"资源占用少、治理成本低"的简约治理优势。但环境精细化治理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更新问题,其背后有着明确的政治考量。通过环境精细化治理,能够复归"以人为本"这一环境治理的根本目标,能够在培育生态理性中形成政治动员,并在维护环境正义中形成"国家趋近社会"的态势。环境精细化治理的技术逻辑和政治逻辑之间既存在内在紧张,又具有兼容性和可调适性。     

近代的政治文化影响与文学的泛政治化观念

由于鸦片战争及清王朝腐败所造成的民族危机、国家衰败,近代中国是一个政治文化甚为发达的时代。在西方文化影响下,出现了一批初步开始具有现代性政治理念的知识群体。他们用从西方文化借用过来的新兴政治思想重新阐释政治生活,体现了与古人不同的政治参与精神。近代知识分子这种政治理念的变化,对文学的现代转型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它使得政治与文学迅速联姻,在推动文学走向泛政治化的同时,也极大地抬高了文学的社会地位。近代以来文学泛政治化观念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把文学作为社会改革利器的夸大性使用。这在当时造成了一种普遍的推崇文学的社会气氛。近代以来对文学之社会作用特别是政治作用的普遍重视,既为文学改革营造了浓厚的舆论环境,也为文学改革提供了一种来自社会的动力。     

赋能与诠释：中国式现代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双向互动

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最新重大成果,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化、时代化发展具有重要推动作用。中国式现代化能够为思想政治教育创新性发展赋能,助推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理念革新;另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有助于诠释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可以借助思想政治教育政治话语、学术话语及生活话语,充分阐释中国式现代化的现实性、理论性及价值性。     

生态危机解困之路:从生态政治化到政治生态化

工业化造就和加剧了生态危机,生态问题成为政治问题,生态危机引发政治危机,这正是政治生态化的现实语境。生态危机已成为政治生态的一大困境,生态政治化的走向必然是政治生态化,要全面把握政治生态化的特点和表征。通过政治改革,实现政治生态化,是解决生态危机的根本路径,也是真正实现和谐社会的一大战略考量。     

被政治化的情感:政治传播中的情感话语

情感是理解政治传播的一个重要视角。抒情是中国文化的重要传统,近代以来情感的政治化更为明显,情感既是政党或政府宣传与治理的技术和工具,也是民众进行社会抗争的资源和策略。情感的政治化过程,体现了如下逻辑:倾向于将社会问题情感化,个人情感集体化,其中隐含着"我们—他们"的二元对立色彩,情感被政治立场裹挟;情感政治化的表面是情感话语表达,背后则是意识形态运作。被政治化的情感,在进行政治动员、获取社会支持方面效能显著,但若利用过度,则会造成公众情感透支和社会治理的非理性化。     

春秋政治生态变迁与诗歌创作政治化倾向演化

春秋时期政治生态由"王权"政治向"霸权"政治、"族权"政治、"庶人"政治的渐次变迁,促使诗歌创作内容由以祭祀活动为主向以现实生活为主转变,从而使这一时期不同历史阶段的诗歌主旨具有明显的政治化倾向:前期以"王权"为中心,关注点为王室兴亡;中期以"霸权"为中心,关注点为公室兴衰;后期以"族权"为中心,关注点为大夫专权;晚期以"庶民"为中心,关注点为"陪臣执国命"。这种政治化倾向在不同历史阶段关注点的不同,正好反映出诗礼互动内涵不断演化的历史进程。诗歌创作政治化倾向与礼制变革现实性关照的有机结合,正是诗礼文化创造性传承与创造性发展的内在动力。     

市场转型、精英政治化与地方政治秩序

本文尝试从精英成长的模式来解释市场转型与地方政治秩序之间的逻辑关系。作者认为 ,市场转型与地方政治秩序的失范不必然是一种因果关系 ,2 0世纪 90年代 ,社会抗争事件之所以呈现上升趋势 ,地方社会精英的功能丧失是一个重要原因 ,地方社会精英的政治化不仅使他们失去了调节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能力 ,更为突出的是 ,他们反而成为加剧社会抗争事件的动力。     

重启鲁迅研究的政治对话空间

现实连带意识的丧失,政治批判精神的失落,琐碎资料考证的勃兴,是中国当下鲁迅研究的三个主要趋向。在这个去政治化的学术潮流中,放逐思想的纯学术操作成为研究主流,鲁迅被掏空为一个意义空洞的学术符号,而鲁迅研究本身也沦为学术共同体内部的话语游戏,完全丧失影响当代中国公共领域的任何可能性。在此状况下,激活传统鲁迅研究范式的现实批判潜力,重启鲁迅研究的政治对话空间,进而开拓出新的理论视野与公共精神,也许是改变研究现状的有效路径。     

“去政治化”与“再政治化”——兼谈重构文艺的政治维度

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研究的热点问题,它在文艺性与政策性两个层面,深刻影响着当代中国文艺的价值取向与发展走势.上个世纪末“去政治化”倾向,是对文艺长期从属于政治的“矫枉过正”,理论上的偏颇与实践上的负面效应是有目共睹的.新世纪以后“再政治化”以及重构文艺的政治维度的呼唤,是对文艺与政治关系的重新审视,是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文艺自觉.但其对“政治”概念的诠释,显然赋予了新的时代解读.重释“政治”内涵的丰富性与开放性特征;通过重读马克思主义原典、梳理与甄别文艺与政治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功能等;认真反思新时期以来文艺创作的经验教训,对于在新的时代条件下重构文艺的政治维度,真正实现文艺自觉,无疑是一种正确的选择.     

"去政治化的政治"与大众传媒的公共性——汪晖教授访谈

大众传媒的公共性是大家对它的主要期待之一,是和社会的知情权,社会沟通的基本方式,以及政治运作的基本方式密切相关的.通过对媒体的公共性、阶级性与利益集体的关系,"去政治化"、国--党体制与阶级话语的消失,媒体"去政治化的政治化"与新秩序,网络传媒,阶级话语的变调,反对政治与意识形态霸权的三重构成,意识形态分析中"国家"概念的有效性,大众传媒的立场与知识分子的立场等诸多问题作的论述,我们可以更深刻地理解"去政治化的政治"与大众传媒的公共性问题.     

技术与政治：阿伦特对西方政治哲学传统的批判

阿伦特从分析西方哲学传统所划分人类的活动高低贵贱秩序入手来揭示出这种传统对政治的误解,在她看来,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像许多古希腊思想家那样用诸如“制作”这样的“技术”模式来理解人类的许多活动包括政治活动。作为一种技术活动,政治活动远不如沉思活动那样高贵,它被视为一种低贱的活动。制作活动在现代全面的胜利,更揭示了政治遭到了前所未有的贬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