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房地产土地增值收益分配应坚持的原则

中国房地产的土地增值收益,为被征地农民、被拆迁城镇居民、以房地产开发商为代表的用地单位、地方政府和住房投资者所获取,国家利益体现非常不充分。房地产土地增值收益分配应遵循马克思主义原理实行国家利益最大化原则,这符合分配归属的逻辑性、共同富裕的公正性、国民经济的效率性和安全性。维护公有制、抑制国有资产流失和社会两极分化,要求农村征地补偿以生活需要为原则,城镇拆迁补偿以居住需要为基点,政府土地使用权出让短期化,按税制征税,坚持土地使用权到期基本市场化续费。     

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对征地补偿的影响与制度改革

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政策是我国未来农村土地制度建设的基本方向,该政策的实施势必会对征地补偿产生深远影响,因此,构建相配套的征地补偿标准测算及收益分配新规则显得十分必要。研究认为,征地补偿标准应包含农地农用状态下的权利价值和农地转用下的发展权价值两部分,国家通过税收参与土地增值收益分配,剩余土地增值收益在集体经济组织、失地农民之间根据既定规则进行有序合理分配,同时应兼顾无地农民、农村妇女、农村大学生、农地转入方等特殊群体的利益。最后,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下征地补偿制度改革应与土地产权制度改革、户籍制度改革、财政制度改革关联互动,实现相关政策制度改革的同步推进与有机衔接。     

共享发展理念下农村土地增值收益分配制度改革研究

我国农村土地增值收益分配存在比例不合理、土地价值不能充分实现、管制过度造成效率损失、土地发展权缺失、农民土地权益得不到充分保障、分配观念偏差等问题。共享发展理念与农村土地增值收益分配之间存在着较强的关联性,需要以共享发展理念指导农村土地增值收益分配制度改革,树立"涨价归民、地利共享"的观念,合理设计农村土地增值收益共享分配机制;改革农村土地产权制度,赋予农民家庭完整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保证农民公平分享土地增值收益;建立健全农村土地法律体系,依法保障农民和农村集体等产权主体的土地增值收益。     

土地产权、政府行为与土地增值收益分配

失地农民在现有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格局中所获份额较低,如何提高他们的土地增值收益份额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已有文献主要以是否改变土地产权制度为主线展开讨论,本文认为土地产权变革并不是影响土地分配格局的关键。在现有的土地产权制度下,为提高失地农民所获利益份额提供法律层面的支持和加强政府的法律执行力度才是重点。文章还以成都市的实践经验进行了说明并提出了改革的方向。     

新集体主义:土地增值收益分配的新机制——以成都市大英村调查为基础

由于村社集体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具有明确的边界,内部实施公平与效率兼顾的原则,使得新集体主义较好地实现了土地增值收益分配.它将部分土地增值收益保留在村社集体内部,既实现了“失地人员无后顾之忧”的征地补偿机制设想,又防止了土地食利阶层的产生,从而解决了土地增值收益中的两对矛盾,一是积累与分配之间的矛盾,一是保障失地人员无后顾之忧与形成食利阶层之间的矛盾.新集体主义还找回了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政策内涵,有助于化解征地拆迁过程中地方政府与钉子户的恶性博弈.     

集体土地征收收益分配改革构想——以福州、泉州两市为例

对福州、泉州两市城镇化进程中农村集体土地征收的调查显示,当前农村集体土地征收收益分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征地补偿数额与被征地农民心理预期仍存在较大落差;失地农民对安置仍感到不尽如人意。改革农村集体土地征收收益分配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坚持统筹兼顾的指导思想;遵循增值合理分配、社会保障适度、支持科学发展、标准有限差异的基本原则。创新我国集体土地征收收益分配的改革必须:健全被征地农民的利益表达机制;改革土地出让收益管理制度;创新土地出让增值收益的利益分享机制;要创新土地供应管理模式,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完善被征地农民的保障机制。     

经营式动员:土地增值收益实现的策略与机制——来自南县的经验调查

土地增值收益在中国地方政府城镇化过程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已有研究解释了土地增值收益问题的来源,但是对于土地增值收益的实现过程及其机制却鲜有关注,而这正是地方政府运行过程中面临的关键问题.本文以南县20多年来土地增值收益的实现过程为个案,深入细致地描述了南县土地增值收益的实现过程,并分析了这一过程的运行机制.通过研究发现,发展型地方政府在遭遇资源瓶颈的背景下,采用经营式动员的策略,通过对村庄精英的行政化改造,以资产增值作为经营式动员的主要内容,使得村庄内的各利益主体结成一个利益共同体,进而实现土地收益的不断增值.     

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关于农村土地资源利用的几个问题

现代化过程是土地增值的过程,但增值收益如何分配?农民作为集体所有者拥有的最重要的资产(农村土地)一直是利益相关者关注的重点,作者认为必须改革征地制度;让农民得到合理的补偿.让农民合法、合理地享有土地权益,分享城市化的红利.     

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收益分配之法律探讨

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对于维护农民利益和农村社会稳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制度改革能否顺利推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流转收益的分配关系是否合理.应当通过完善立法、政府监管、民主决策等途径,确保流转收益分配建立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之上.政府不宜直接参与初次流转中的收益分配,但可以参照国有土地增值税的标准分享再次流转的增值收益,其余部分收益应归土地使用权人所有.对于集体收益的内部分配,应通过民主决策程序来决定.应赋予集体成员以司法救济权.政府应当建立基准地价制度,为流转价格提供行政性指导.     

土地征收中公共利益条款适用的困境及其对策

新《土地管理法》中土地征收制度明确界定了公共利益条款。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建设"逐渐成为土地征收制度中"公共利益"的代名词,这种情形基于政府执法的连贯性,在此次修法后对公共利益条款的理解与适用仍有着多方面的影响。作为启动土地征收的公共利益的一种类型,"成片开发"在认定标准、征地程序和补偿标准等方面都需要彰显土地开发目的的公私益混合性特质。从制度逻辑来看,征地与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之间出现了制度断裂,且存在以土地规划权替代土地征收权的制度空隙,故需对相关制度进行体系解释,以实现各种规范的有效对接。在农民集体及其成员的财产权实现过程中,土地征收制度确立的非市场化补偿标准与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制度中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在评价上存在冲突,应促使土地补偿观念转向市场化并引入税收制度进行二次分配,以便实现两种制度在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方面的价值整合。     

“三权分置”下的征地补偿费分配问题研究

土地三权(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衍生了源于土地集体所有权的集体收益权、源于农户承包权的承包收益权、源于土地经营权的经营收益权。在大规模土地征用开发过程中,巨额的土地补偿款作为土地收益的集中表现形式,在集体与农户以及不同权益主体之间进行分配。"三权分置"对征地补偿款分配具有决定性影响,它使村集体、普通承包农户以及承包大户(经营性农户)之间形成了巨大的补偿款分配差距,并有可能带来农户之间土地收益(收入)分配的非平均化,进而造成农户之间的收入分化。     

资本下乡中利益冲突的类型及发生机理研究

工商资本大规模下乡是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必然趋势。资本下乡中存在着不容忽视的利益冲突,主要集中在土地流转、生产经营和收益分配等三个环节,根源在于分配规则模糊性。界定新增利益的明晰规则缺乏,为强势群体策略性分配利益提供了行为空间;基层政府和下乡资本更易结盟以合谋利益,农民利益严重受损;抗争成为农民的理性选择,利益冲突愈演愈烈。利益冲突的有效治理有赖于促进规则系统与资本下乡的有效调适,明晰规则以压缩策略性分配的行为空间,减少基层政府对资本下乡的过度干预,重构激励体系以瓦解谋利联盟,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以改变博弈势力结构,构建制度化维权机制以实现动态治理等。     

城市扩展加快背景下的征地制度改革

现行的项目征地模式导致城中村和城市建设秩序混乱,较低的征地补偿标准使政府取得土地增值收益的正当性受到质疑.长期未能解决的土地征收社会问题与土地征收制度本身的法律冲突相关.为顺应城市化进程的步伐,城市规划区内无需区分公益性用地和经营性用地,对公益性用地需进行宽泛解释.为克服项目征地的缺陷,我们需积极推进成片征收,但"同地同价"补偿绝非按出让价补偿,需要建立土地资源利益还原社会制度.     

建设征地收益分配政策的成效及其问题

尽管国家对于建设征地的收益分配政策进行了较大幅度的调整,并且取得了一些成效,但目前的收益分配政策仍存在诸如对失地农民的安置补偿标准与土地价值严重背离、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分配比例失衡、国有土地收益大量流失等问题.造成上述问题的原因既有当前农地产权制度的缺陷,又有国家利益与地方利益之间的冲突.而要从根本上改变建设征地收益分配的不合理格局,必须推动农地产权制度、国家财政体制、干部政绩考核体系等相关制度的改革.     

土地综合补偿标准的实证研究——以上海市为例

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国家可依法征收土地并给予补偿,但我国土地增值收益分配中所存在的非"包容性"行为必然导致土地利益分配不合理,针对土地征收补偿标准的研究已成为解决民生问题、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课题。目前,我国以土地"原用途"为基础、以土地"年产值"倍数法为基础以及以土地"市场价值"为基础的三种征地补偿标准,都不能同时涵盖土地的经济价值、社会保障价值以及生态价值,综合补偿标准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上述三种补偿标准的缺陷。土地综合补偿标准由于其考虑补偿因素的全面性,对于失地农民来说具有一定的公平性,达到了效率和公平的相对均衡。     

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难点问题论析

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面临着理论难题:是转变土地所有制间接入市,还是保持土地集体所有制直接入市,在理论上存在针锋相对的观点主张;面临着实践难题:如何解决"入市"与征地的矛盾、与城镇化建设的矛盾,如何公平分配土地增值收益,如何应对"入市"给土地规划和监管带来的挑战。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面临的难点问题多,涉及的利益矛盾多,必须审慎稳妥地探索推进。     

论征地制度的系统性改革与突破

随着本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快速提高,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开始加速度推进.在现有的征地制度、政府财政体制和行政管理体制安排下,地方政府利用土地生财的行为不仅使得失地农民基本财产权益难以得到有效的保障.从保护农民利益的角度来看,要允许失地农民分享高速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成果,而分享城市化和工业化成果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要让失地农民能够分享部分土地增值收益.但是,既有的征地体制已经完全不能适应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和未来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显然,征地制度改革是解决上述问题的根本性制度改革.而征地制度改革的核心.就是以公共利益和公正补偿为征地权行使的原则.定义公共利益边界、限定征地范围,逐步实现以市场价值为依据的补偿机制.     

我国农地非农化收益分配中的博弈分析

目前,农地非农化过程中的各利益相关主体围绕农地非农化收益分配进行利益博弈,其结果是农民很难公平分享农地非农化收益。在农地非农化收益分配中,相关利益主体包括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本届地方政府与下届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之间、地方政府与农村集体组织、地方政府与土地开发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农民等,它们围绕收益分配采取不同的对策进行利益博弈。从根本上讲,应更加重视和提高农民在其中的分享份额,使我国新型城镇化之路更加和谐。     

“逆全球化”:特征、起因与前瞻

从根本上说,全球化的发生、发展和终结是由技术进步、政府政策、全球化的收益和成本决定的。目前我们正面临的"逆全球化",其端倪很早就已经出现,正被国家间和国家内部利益的分配问题推向高潮。同时,以人工智能、物联网和机器人为标志的第四次技术革命将使收入分配问题进一步恶化,并最终导致本轮全球化走向终结。为此,国际组织、各国政府和社会团体需要做好充分的准备,而极力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中国必须重视全球化所带来的利益分配问题,以抗衡"逆全球化"浪潮,或为下一轮全球化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试论国家身份及其建构路径

国家身份是国家自我理解、表达以及他者对此所反馈的一种"意象",包括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两个层面。本文侧重分析后者,即国家在国际社会上的地位、角色以及与他国的关系定位。作为国家利益的指向标,国家身份的建构主要通过外交政策的实施以及国际规则的约束这两条路径进行。身份差异带来了大国关系处理的难题,中国作为崛起中大国,也面临国家重塑身份的挑战。如何在各种不同的国际"规则"之间选择性参与,并进行再诠释与再塑造,直接体现了中国对现存国际秩序的态度,也是再塑国家身份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