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民为中心”的话语叙事及世界意义

“以人民为中心”有着深刻的话语理论渊源和实践基础，它既继承与创新了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又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的人民观，更贯穿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设计、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践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给出了与时俱进的时代回答。与此同时，面对全球发展不平衡以及诸多不确定性的复杂现实，“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叙事所坚持的人民立场，为解答“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时代之问也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人学”话语与“人民”话语的纠结——“新时期”初期小说的启蒙认同困境及其叙事表征

尽管＂新时期＂初期小说以＂写真实＂话语和＂人学＂话语呈现出向＂五四＂启蒙精神的回归,但在＂新时期＂特定历史意识和文化逻辑的制导下,其启蒙认同的建构却又显示出不同于＂五四＂启蒙文学的文化心理机制和叙事表征。     

“他者的话语”—论语言陌生化

现代语言学的出现将语言的运用技巧推到一个显意识的层面,语言陌生化成为现代派文学广泛采用的文学手段.本文在从语言结构,语言的命名特征和话语霸权三个方面分析了语言陌生化的必然性的基础上认为,陌生化的运用导致了语言的可感性特征.并从三个方面变认知模式为感觉模式,变有序组合为无序组合,变能指意蕴为所指意蕴具体论证了语言的这种可感性特征.     

“各国人民友谊”勋章的获得者—戈宝权

1935年开始,戈宝权就走上了翻译、介绍和研究苏联文学的道路。半个世纪以来,他把自己的工作和生活,都贡献给了加强中苏两国人民的友好和文化交流的事业。戈老最大的嗜好是爱书如命,但他把50多年来珍藏的二万多册图书无私捐赠给了他的家乡江苏省,并设立了“戈宝权文学翻译奖”基金,以奖励青年优秀翻译人材。戈老离休以后,除了继续他的翻译和研究工作以外,还经常应邀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或访问或讲学,得到国际学术界的荣誉也很多。现在他的主要工作是编辑自己的论文集和五卷本的译文集。     

“人民敌人”考辨

赫鲁晓夫在他那篇历史性的报告《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通常被称为“秘密报告”)中说:“斯大林首创‘人民敌人’这个概念.”在报告中,他揭露斯大林利用这一罪名加害一大批老革命家和其他人.后来的事实证明.斯林大迫害无辜者,这不是赫鲁晓夫的捏造.不过,说“斯大林首创‘人民敌人’这个概念”,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在斯大林之前,列宁就正式使用过这一词语.而列宁本人明确指出,他是从18世纪法国革命家那里学得的.     

“嗯”的话语功能分析

在日常口语交流中,"嗯"除了表达一定的语义功能,还常常起着微妙的情态意义、话语意义的传达作用。本文就是在分析它的语义功能的基础上,重点从话语标记的角度分析"嗯"的语用功能。     

对严羽话语系统中“李杜话语”的思考

本文认为，严羽的“李杜话语”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李杜并重，不以李杜论优劣；二是李杜诗歌“入神”。前者着眼于李杜的对立，后者着眼于李杜的同一。在中国文学李杜话语的发展史上，严羽功不可没。     

“人民性”的话语分析

人民性概念在建国后一段时期曾被大量使用,但随之也引发了一些混乱和隐忧,有人担心过多提及人民性会模糊和冲淡阶级性,因此人民性很快被阶级性所取代.人民性在中国文论界悄然退出对当代文学的发言后,转而成为评价古代文学的一个术语.探究这种话语转变的深层原因对中国20世纪文学批评话语与意识形态表达机制的内在关联有启示.     

试论“共和”话语与“大国善治”

在当代政治语境下,"共和"不止是一种政体,其话语精髓在于它对政治生活"公共性"的由衷关切,即:对于制度构架,注重"治道的多元共谋";对于社会生活,强调彰显公民美德、消除怨恨、崇尚宽容、相互协商、达成妥协,营造和谐公民文化氛围。这在"民主"已取得话语霸权的后革命时代,是真正实施"大国善治"的强力助推器。     

解构泰国“人民宪法”

泰国1997年宪法之所以被称为"人民宪法",固然由于该宪法制定过程中人民的广泛参与和支持,以及内容规定上的某些人民倾向,但主要的也许还在于修辞的需要;该宪法最后能被通过,固然由于其某种程度的正当性,但主要的还是形势使然.     

文学创作“人民性”浅析

毛泽东文艺思想和邓小平对文艺的指示,是指导我们社会主义文学创作的方向。长期以来,我们分析作品,在讲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时,都要谈到作品是否坚持了“无产阶级党性”和“人民性”。     

“人民”话语中的“个体”言说困局——“新时期”初期小说的启蒙认同困境及其叙事表征（之二）

＂新时期＂初期,在新的历史意识的推动下,作家们开始重新建构＂文学＂和＂人＂之间的关系。在＂归来＂作家的笔下,＂人民＂成为一个不可置疑、不可分析的元话语。作为一种新的伦理样式和评价原则,其内部渗透着浓郁的革命伦理和政党伦理。＂知青＂作家则重构了以个体生命体验为核心的＂人民＂认同。＂人民＂褪去了主流政治话语曾强加于它的油彩,成为这一群体的带有民粹主义、理想化色彩的生命和精神寄托。在＂新时期＂初期小说中,＂人民＂主要是在＂精神返乡＂的意义上发挥其政治功能、道义功能或精神寄托功能。这种理想化、抽象化的＂人民＂话语昭示着＂新时期＂初期小说中个体化启蒙叙事的内在困境。     

以人民为中心理论话语的多重维度

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以人民为中心理论话语为党和政府同人民关系提供了新的政治宣言、价值遵循和行动指南.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以人民为中心理论话语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定人民立场的继承和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理论话语以问题为导向明确了解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抓手;以人民为中心理论话语主题鲜明,内涵丰富,结构严谨,贯穿于五位一体的社会主义建设总布局之中;以人民为中心理论话语由于其生动性,形成了脍炙人口的金句,与人民群众产生了深刻的共鸣;以人民为中心理论话语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明确的价值导向和评价.     

“话语”与民族文学表达方式

所谓话语，就文学的范围限制而言，是指文学把握世界方式的外部表现形态，在文本意义上就是作品化的表达，既是语言方式亦是语体方式，既是叙述方式亦是艺术思维方式，是思性和悟性的呈露和展现，当然也还包括创作和理论两个方面。几乎在整个古典时代，西方人对于文学的外部表现形态都缺乏深刻的认识和足够的重视，直到贺拉斯写（诗艺》，才表现出明确的语言性关注，这也就是说，西方文艺理论史到这个时候才开始把文学当作一个富有独立意味的语言事实。但是到了二十世纪之后，西方文论却来了一个革命性的转折，即彻底地把文学当作一个语言事…     

“五四”文学人性话语探源

晚清文学改良者在救亡图强的压力下完成了“人的发现”,尤其是在传统观念下处于弱势、边缘地位的妇女、儿童,并且在“人的发现”的基础上完成了文学观念的初步更新。与晚清对于人的社会意义的突出不同,“五四”则强调回到原初意义上的有着各种性别、年龄、性格等个性差异的人本身,从而完成了另一种意义上的“人的发现”。在此基础上,“五四”文学在人类主义的宽广视野下,以个人主义为核心,完成了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     

“剩女”话语与媒介文化

"剩女"这一话语在我国当代大众文化中的迅速走红,与各类媒体的偏好和持续塑造有关。事实上,"剩女"话语并不具有真实性和客观性,媒介中呈现的"剩女"形象和现实社会中未婚男女的实际并不相符;媒介建构"剩女"话语是男性媒介话语权运作的结果;"剩女"话语被受众广泛接受与我国男尊女卑的传统文化和择偶观念密切相关;"剩女"话语传播背后是民粹主义盛行的中国传媒文化。媒介在建构和传播媒介话语过程中的失实和偏颇,不仅造成大众对事实的错误认识和评价,也有碍我国媒介文化的创新发展和国民素质提高。迎合和阻遏商业媒介低俗化冲动的力量同样来自受众,受众媒介素养的提高会倒逼大众媒体创造和传播专业健康的媒介文化。     

“玩笑”话语的语用推理

“玩笑”话语能够增强话语的表现力,使人们之间的交际变得更加轻松有趣,有利于营造一种谕悦的话语氛围。“玩笑”话语在用词上表现出不礼貌的假象,很容易引起话语交际的误解。运用关联理论,从听话人的社会心理反应入手,分析对“玩笑”话语的误解产生的原因,可以在会话中找出话语意图的最佳关联,从而避免听话人对“玩笑”话语的误解。     

论“好吧”话语标记的形成及其话语功能

"好吧"在言谈交际中经常单独应用,不仅具有疑问和应答的意义和功能,而且具有话语标记的功能。后一种功能是由前两种功能虚化而来的,其线索有两条:1.由疑问功能虚化为提请对方注意的话语标记。2.由应答功能虚化为具有话轮延续,话轮转接功能的话语标记。促使"好吧"虚化的因素主要是:1.语义背景转变。2.语用推理和话语位置。"好吧"发挥维护对方的面子的作用,表现出极大的交互主观性。     

“政党—国家—人民”:理解党的全面领导的一个分析框架

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深刻理解其核心要义需要把握三对关系,即中国共产党和自身的关系、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的关系、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的关系。从政党维度看,党的领导是党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必须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坚持和完善党领导自身建设的制度体系。从国家维度看,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中国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中国共产党是国家治理体系的核心,必须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坚持和完善党领导国家治理的制度体系。从人民维度看,党的领导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必须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坚持和完善党领导人民群众的制度体系。三者有机统一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言”与“思”—关于媒体方式与文艺话语关系的一种解读

本文从言与思的关系角度考察当代媒体方式对于文艺的影响 ,以及这种影响在文艺问题上的重要意义。文章结构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 ,从中国古籍中考察言与思的一般关系 ,是对于所提出问题的溯源式研究 ;第二 ,西方论著中关于言与思一般关系的论述 ,作为对于第一点的补充 ,并且以此作为过渡到媒体问题的理论铺垫 ;第三 ,媒体方式与文艺话语关系 ,对于当代媒体尤其电子媒体在文艺研究领域的重要价值进行一些清理。总之 ,当代文艺话语既是以媒体作为传达工具 ,也是以媒体作为铸造内容 ,以及进行思考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