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批判、理想到现实、理性——论儒家教化观的宋代之变及其对法律思想的影响

以人性善或人性可以向善为前提的道德教化是儒家一贯的政治主张,但是先秦儒家的人性论与教化思想充满了理想化和批判性的特点,并不符合社会现实,所以其必须经历一个自我调整的过程.在宋代,由于历史社会条件的变化,儒家的人性论和教化思想变得更加理性、现实,并对宋代法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性不可以善恶言”——试论王安石对儒家人性论传统的超越

从道气一元的本体论出发,王安石否认人具有先天的道德本性,认为人性主要是在后天的社会活动中形成的,其人性论思想主要体现在"性不可以善恶言"、"性情一也"和"善恶由习"三个有机联系的判断中。王安石的人性论与历史上的性善论、性恶论、性善恶混论、性三品说以及性善情恶论皆有所不同,这首先表现为思维模式的差异,王安石以本体论思维模式超越了儒家传统人性论的宇宙生成论思维模式;其次在思想内容上,王安石的人性论与儒家传统的人性论也存在根本差异,王安石以性无善恶论超越了儒家历来视善或恶为先天人性的人性论传统。王安石的人性论既是对以往儒家人性论的批判总结,也对后来人性论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王安石的人性论内容丰富,思想深刻,富有探索和创新精神,在中国人性论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先秦儒家人性论的六层内涵

在先秦儒家思想中,人性论至少具备以下六层内涵：从性的来源看,性即天生的东西,是天然产生的存在者;从质的角度看,性是人之所以为人者,是人与禽兽之异的决定者;从质料性的角度看,性是天生善材或恶质,并能呈现出善或恶的行为;从本原的角度看,性仅是或善或恶的基础,必待扩充或放纵导致善果或恶果;性还与气有关或是善气或是恶气;从生存的角度看,作为生存本原的心即性,善心或恶心乃善行或恶为的本原。这些解读对先秦儒家人性论研究不无启发。     

孟子人性论具有内在矛盾

孟子言人性善,对"性"与"善"缺乏确定性,故后世对孟子性善论就出现了不同的理解并引发争辩。究其原因是孟子人性论具有内在矛盾:孟子不分人的本然之性与社会属性,混淆人性本善与人性可善,人是否固有"四端"前后矛盾,以人兽对比证明人性善,不合逻辑。     

先秦儒家人性论辨析

在中国古代众多的人性论中,先秦儒家的人性论,合和融汇,独具特色,自成体系。孔子肯定人的“性相近”,是指人在自然属性上并无本质差别,“习相远”则表明人性是可以改变的。孟子继承了孔子“性相近”的思想,论证了“善”是人类的基本属性之一。荀子侧重在孔子“习相远”的思想方面探索,认为“恶”是人的社会属性。先秦儒家的人性论内部虽存歧义,实则一脉相承,殊途同归,其理论认识和社会实践为建立现代和谐社会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天性责任、气性责任与才性责任 ——儒家三大人性责任形态思想论析

儒家往往把人性论作为构建责任伦理的逻辑起点和思想前提。儒家人性论阐述了"天性""气性""才性""欲性""智性""善性""恶性""德性"等人性形态的内容、形式、功能和特点,其中儒家所说的"天性""气性""才性"对责任伦理具有引导性、推动性作用。"天性"决定了人挖掘人先天潜能、因材施教、尊重顺应人天性和合理开发人本能的责任。依据人的气性,儒家不仅提出了屏气出气、变化气质、修道教化等责任伦理要求,还指明了挖掘优良气质之性、注重社会环境熏习和培育高雅豪迈气质等责任内容。以孟荀为代表的儒家才性论,其宗旨均是引导人向善,确立趋善避恶的责任心,如果说孟子的才性论更为强调人行善的可能性,那么荀子的才性论则凸现人性趋善避恶的必要性,但它们共同为责任伦理建构提供实践前提。     

试析先秦时期的人性论与德教的阐证

先秦时期的人性论主要有性善论、性恶论、性无善无恶论、性有善有恶论、性习论和性"自为"论等,持有这些人性论的先秦思想家虽然思想观点各不相同,却都无一例外地高度关注德教,并从自己的人性论出发,对德教进行了深入阐证.     

孔老人性论思想探赜

作为中国哲学的基本问题之一,人性问题发轫于人类主体意识的觉醒。先秦儒道两家的人性论思想影响较大,其中孔子开创了以仁为核心内涵的人性论思想,老子开创了以朴为核心内涵的人性论思想。不以善恶论人性是孔老人性论思想的典型特色。孔老在社会政治、道德伦理和教育等很多方面的论断都需要其人性理论的支撑。孔、老对待人性的态度直接决定了其对待礼乐、教育持两种几乎完全相反的态度。     

性朴论视野下的儒家教育哲学

性朴论是被长期忽视的儒家人性论,它事实上是儒家教育哲学的核心理论之一。这种理论对人性之或善或恶持较中立的态度,但同时也肯定人性含有善的潜质。《荀子·劝学》、《礼记·学记》、《中庸》等儒家教育哲学经典,都有性朴论。《中庸》的名言"天命之谓性",说的不是善之性,而是质朴之性。是质朴之性而不是善之性或恶之性需要教化,这才是根本的儒家教育哲学理念。与性朴论相关连的儒家教育哲学,充分肯定了人性平等和人性的可变性,二者成为中国文化的基本观念。     

论宋代理学二重人性论的演化

宋代理学二重人性论学说,发端于张载。他提出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观念,但没有为儒家伦理找到本体论依据。二程兄弟以天理为价值本体,对儒家伦理做出本体论证明,但没有找到"天命之性"和"生之谓性"之间的中介。朱熹把张载和二程的观点综合起来,使二重人性论的理论形态臻于完备。     

性朴论视野下的儒家教育哲学

性朴论是被长期忽视的儒家人性论,它事实上是儒家教育哲学的核心理论之一。这种理论对人性之或善或恶持较中立的态度,但同时也肯定人性含有善的潜质。《荀子·劝学》、《礼记·学记》、《中庸》等儒家教育哲学经典,都有性朴论。《中庸》的名言"天命之谓性",说的不是善之性,而是质朴之性。是质朴之性而不是善之性或恶之性需要教化,这才是根本的儒家教育哲学理念。与性朴论相关连的儒家教育哲学,充分肯定了人性平等和人性的可变性,二者成为中国文化的基本观念。     

人性论的三脉汇流与儒家社会治理思想的实现

郭店简及告子等人所主张的"可善可恶"的二元人性论是孟子之前先秦人性论的主流,孟子、荀子分别主张"性善论"与"性恶论",二人在人性论内容方面截然相反,但在性质上却是一致的,都属于强制性的一元人性论系统。孟、荀建立在人性论基础上的治理理论各有优缺点,汉代董仲舒对孟、荀人性论及其治理理论进行了综合,重新提出了善恶并存的二元人性论,吸收了孟、荀人性论的优点,最终使儒学的社会治理理想得到实现。     

扬雄人性论辨析

扬雄对于人性善恶的价值判断,虽然从人与玄的关系看具有性善论的倾向,但从人与气的关系看,他认为人性善恶混;扬雄重视人性的善恶混,论证人必须发展人性中的善,提出许多措施以实现这一点。扬雄的人性论与汉代社会思潮有着密切的联系,在中国人性论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王安石人性论之演进

从人性善恶的角度看,王安石人性论经历了＂性归于善而已矣＂、＂性可以为恶＂、＂性有善有恶＂和＂性不可善恶言＂四个发展阶段。＂性不可善恶言＂是王安石人性善恶问题的最终定论,且这一定论与扬雄的＂性善恶混＂在实际内涵上完全相同,王安石最终认同的是扬雄的人性观。     

董仲舒人性论析要

<正> 董仲舒价值论的一个重要构成,是性善性恶的人性论。这个人性论,以性情的善恶二元对立为事实认定,以人性三品为价值区分,以道德教化为政治归依。它兼综孟荀,并结合时代条件予以创造性的阐释,从理论上完善了儒家既肯认道德自觉,又强调教化之功的人性论。一、人性论的理论创新先秦诸子的人性论,综合观之,主要有三种类型:性善论;性恶论;性无善恶论。性善论以孟子为代表。他强调每个人的内在本质具有先验的善性,怵惕恻隐之心人人皆有,仁义礼智“四端”,个个具备。因此,解决人际之间,集团之间、国家之间矛盾利害冲突的最好办法便是“反求诸己”(《孟子·公孙丑上》),即通过自我道德内省,发现善性,     

孟子荀子人性论的比较观

<正> 就我国先秦时代而论,自从孔子提出人性问题以后,人性问题就逐渐成为思想家们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孟子提出性善论,荀子提出性恶论,告子提出性无善无不善论,也还有一些人提出性有善有恶论等等。不过,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孟子和荀子的人性论。孟子和荀子都是先秦儒家的著名代表。孟子是继孔子提出人性问题之后,第一个系统地探讨人性问题、提出比较系统的人性论理论的人。他从孔子的人性论思想出发,发挥了子思“天命之谓性”的命题,提出了他的人性论理论。他认为“善”是人的本性,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他提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孟子·告子上》)这实质上是一种先验论的思想。当然,孟子并不认为,人先     

自由主义的人性论问题

2015年5月初,《文史哲》编辑部举办了"‘性本善’还是‘性本恶’:儒学与自由主义的对话"人文高端论坛,这组笔谈就是在当时发言基础上撰写的。萧功秦批评儒家过于乐观的人性论预设强化了道德建构主义思维,而当代中国自由主义与新左派学人仍在继承这种"道德理想国"的乌托邦传统。方朝晖则指出,以性善论为儒家人性论的主流,并不符合历史事实;此外,西方历史上主张君主专制的学者多主张人性恶,而主张自由民主制度的学者则倾向于人性善。高全喜认为,就政治事务(即如何构建一个正义的社会制度)而言,性恶预设要比性善预设更有助于限制公权力私用;儒家有必要从人性论(特别是性善论)的一竿子到底的逻辑定式中走出来,自由主义则应当更加包容中国传统。这是儒学现代转型与自由主义进一步扎根当代中国的必由之路。谢文郁则提出权利政治(西方宪政)与责任政治(儒家仁政)的区分,指出:前者诉诸宪法和法律规定并保护公民基本权利,其瓶颈在于难以驾驭不计社会后果的权利意识;后者强调社会成员责任意识的培养,但不明文规定哪怕已经得到公认的基本权利,权利难免以责任的名义遭到践踏。未来中国政治必须拥有充分而平衡的责任意识和权利意识。     

董仲舒教化思想的人性论基础

董仲舒的人性论,借用“天人合一”的传统思想,以阴阳释性情,确立了性情的本体地位;以善恶论人性。阐明了人性与善恶的辩证关系;以“中民之性”为立论基础,论证了王道教化的必要与可能。量仲舒使儒家的教化思想从理论走向实践．在儒学发展史和整个封建教育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人性论视域中的先秦儒家修养论

学者们对儒家人性论和修养论的研究,或立足于人性论而以修养工夫加以论证;或简述人性论之后详述修养工夫,而从人性论上论证修养论之成立问题,则所见甚少,好像这是不言而喻的,其实不然。我们有必要对此一问题做深入的探讨,才能对儒家的人性论和修养论有更深入的理解与把握。从人性论的角度来探讨修养论,主要关涉到三个问题:一是人生修养的必要性;二是人生修养的可能性;三是修养方法的合理性。先秦儒家是儒家整个思想体系的开创性时期,从阐释的重心来说,它经历了一个由注重修养论到注重人性论的转变过程。儒家开创者孔子对形而上的人性,所言极少,他更多的是关注人的具体的道德实践。而到了孟子和荀子则总是在对人性作一番探讨之后,再对人生修养加以设定。     

"欲"在心物之间--先秦儒家人性论及其修已思想之检讨

先秦儒家人性论肇始于孔子.孔子谈人性,采隐性而不是显性、间接而不是直接的方式;本文通过对<论语>文本中"欲"的概念的厘清,指出正是同时涵摄物质之"欲"和心之所"欲",然其本身又浑然不分的"欲"这一概念,构成了孔子人性论的基本内涵,从而规定了儒家人性论的基本方向.孔子人性论的实质,即以此浑然不分的"欲"为性.此后,孟子以心之所"欲"为性,主张性善;荀子以物质之"欲"为性,主张性恶.由此形成了先秦儒家人性论丰富的理论资源.在此基础上,孔孟荀还提出了各自的自我道德修养的进路,即修己思想,从而对中国文化生发出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