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公民意识”问题思考

在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机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是中国人的公民意识淡薄,培养和强化公民意识是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应忽视的重要问题。公民是指具有某国国籍并依照该国宪法享有权利和义务的人。公民概念与人民群众是不同的政治概念。公民意识是社会意识形态的形式之一,是一定国度的公民关于自身权利、义务的自我意识和自我认同的总称。公民权是为了确保公民的权利,实现由群众概念到公民概念的转变,由法律规定并予以保障的公民的某种行为;并且通过公民自己的行为享有权利的主客观统一。     

少数人权利的保护与宪政之发展

在宪政学的视域中 ,涵摄民主人权等多维法治价值的宪法乃宪政或政治现代化的规范基础。而在社会生活的非平衡变迁中 ,基于宪法之政治现代化或宪政现实凸显了宪法价值的内在张力 ;尤其是民主与人权的冲突表征为多数人统治及少数人权利的漠视 ,其间的疏解则假借宪法政治的发展而实现对多数人权力之制衡与少数人权利之保护 ,促使现实宪政理想化     

资产阶级人权学说从近代向现代的发展

一、资产阶级人权学说的兴起人权,即人的权利。它不同于公民权。公民权是具有公民资格的人依据宪法或法律所享有的权利,因此它是一个政治性和法律性较强的概念。人权,从历史上来看,主要是指人之作为人所固有的、基本的和不可剥夺的权利。在很大程度上它是一个伦理性或道义性较强的概念。公民权这个概念早在古希腊时期就已经产生了,并且在当时的政治生活中公     

法国大革命前期的“公民”用法问题

"公民"的用法在近代法国一直很混乱。《人权与公民权宣言》制定之前盛行"公民",既用以批判专制王权,又糅合平等享有自然权利的人,旨在满足第三等级对公民平等与等级秩序的双重需求。《人权与公民权宣言》制定者轻视"公民"混乱用法的严重性,把"公民"与"人"相嫁接,使之沦为表达和实现人之自然权利的工具,以至于把这种混乱转移到人与公民之间。随后,法令尤其是1791年宪法突出"积极公民"的社会政治地位,但进一步激化的社会矛盾和派系斗争使之流于形式。革命精英们一方面漠视"公民"的混乱用法,反而以此作为推翻旧体制和建立新体制的行动指南;另一方面不重视人之为人在法律上的平等地位,只是借用"公民"语词鼓吹虚假的政治参与。     

人权视野下的国家教育权理论探析!

国家教育权作为一个教育法学概念,指的是国家按照法律规定对国民教育进行合理统治、发展与管理的公权力。它以公民自然权利为合法性基础,宪法与教育法是它的直接性权源。在尊重人权与教育公平的价值导向下,国家教育立法权、行政权与司法权须在纵横两个维度上进行合理分配,形成权力、权利与伦理等多种力量综合作用下的多元制衡机制,并从主体、内容、程序、监督等多方面逐步实现权力行使制度的全方位优化。     

论公民人格

论公民人格余潇枫盛晓蓉一、“公民”人格的价值规定公民是一个体现着具体社会政治内容的历史性范畴。现代国民在社会中的基本身份是公民，它指具有一国国籍，并根据该国宪法和法律规定平等地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人。①从哲学的角度看，公民作为社会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现...     

我国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的特点

<正> 我国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是我国宪法的一项重要内容,它充分反映了人民当家作主和公民在国家、社会生活方面的法律地位,是属于社会主义性质的。在我国,公民是指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并依据宪法和法律规定享受权利和承担义务的人;公民的权利是指受宪法和法律保障的公民某种行为的合法性;公民的义务是指公民对国家应履行的某种责任。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对人民实行民主,对敌人实行专政。因此,在我国,政治权利和自由只给人民享受,而不给敌人享受。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的社会主义本质集中到一点就是具有鲜明的阶级性,也即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性质。     

从自然状态到公民社会——霍布斯政治学说基础分析

自然状态理论是霍布斯全部政治学说的基础,它是一种用来说明公民社会的起源与本质、阐明优良生活条件的理论假设.在自然状态中人拥有天赋的自然权利即自我保全的自由,但权利与权利对抗的结果是形成了每一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状态.从自然状态到公民社会的过渡是以人的激情和理性为基础,通过发现自然法和缔结契约而实现的.公民社会与自然状态形成一种善恶对照,和平、安全、秩序是公民社会的政治价值.     

谈中国对人权的法律保障

人权即作为一个人所应该享有的权利,包括人身自由和其他权利。人权概念有一个历史发展过程。人权最早在十七、十八世纪由西方启蒙思想家洛克和卢梭提出来的。它曾经作为资产阶级推翻封建专制统治的有力武器起过巨大的历史作用。二战后,人权理论由国内法领域进入国际法领域,人权内涵由个人的、私人的权利发展到集体的、民族的权利。人权问题是一个涉及国内法制建设和国际政治斗争的重要理论和实践问题。中国一贯重视人权,尊重人权、维护人权、保障人权。宪法和其他法律全面具体地对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的规定,就是我国所尊重和维护的人权。中国的着眼点和出发点是维护绝大多数人的人权,全中国人     

浅析我国宪法语境下的公民文化权利

公民文化权利是指公民在社会文化生活中应该享有的不容侵犯的各种自由和利益。公民文化权利在我国宪法中一直都有体现。通过宪法直接规定公民的文化权利,是实现公民文化权利的主要方式。文章探讨了公民文化权利的定义与内涵,并通过宪法规范分析了我国宪法语境下公民文化权利的内容和特点。     

论农民政治平等权及其保护

农民政治平等权是指农民作为公民在政治生活方面所享有的与其他公民同等的权利,其实质是农民立基于公民身份而享有的在政治方面受到平等对待的权利。现实中,农民的政治平等权是极不充分的。应当立基于宪法角度采取措施保护农民的政治平等权,真正把农民当作公民来看待,尊重农民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实现农民到公民这一"从身份到契约"的根本转变。     

论公民意识的内涵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确立了“公民意识”的概念,且其内涵逐步丰富。公民意识是指公民对自己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身份、地位、作用以及行为方式的自我认知。即公民认识到,在一个民主的国家里,作为国家主人的公民,要以平等的身份,按照法治和道德要求,积极参与社会政治生活和社会事务。在参与社会政治生活和社会事务中享有权利,履行义务,承担责任。     

从“自然人”到“道德公民”——试论卢梭的道德教育观及现实启示

卢梭的道德教育思想是其道德共同体政治构想在教育领域的延伸。其任务在于培养自然人及道德公民,两者统一于人的自由的实现这一总体目标。符合人性发展规律的"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是贯穿于自然人教育过程中的核心线索;而培养具有国家整体向心力的"爱国公民"则是道德公民教育阶段的终极旨归。卢梭的道德教育思想对于解决我国社会转型时期道德教育功利化、道德价值多元化等问题,重塑社会核心价值体系、有效发挥道德教育的育人功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宪法修正案的改革逻辑及其证成

八二宪法的第五次修正案提出了若干新命题，在这些新命题背后隐含着中国宪法内在的改革逻辑。新时代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一部分，初级阶段理论告别了革命论，法治建设就此得以可能。初级阶段的法治是一种立法与变法的辩证结合，它需要有一个领导型政党作为人民的代表，以人民为中心，把握立法与变法的平衡。在走向世界的大背景下，构建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理念的国内与国际法体系。但是，领导型政党作为立法之上的引领方向者，必须严格自律，将外在的依法治国与内在的依规治党紧密结合。     

权利本位:少数民族公民参与法律保障的逻辑起点

权利本位是少数民族公民参与法律保障的逻辑起点。权利本位是以普遍赋权的方式通过少数民族公民参与权利宪法化、地方法制化和具体化为中心而展开的公民参与法律保障的立法模式。作为一种法哲学观念,权利本位观表达了少数民族公民参与法律保障应当以权利为本位或者出发点的一种价值陈述,实现了传统社会义务本位模式和权力本位模式向现代社会权利本位模式的转换,包含着少数民族公民参与法律现代化的功能取向。     

论公共道德的政治维度和社会维度

公德是公共道德的简称。公德与社会公德不能混同使用。对公共道德的理解有两个最基本的维度,即政治维度和社会维度。政治维度体现在公民与政治共同体国家这种纵向关系中,又可分国家如何对待公民和公民如何对待国家这两个向度;社会维度是指公民之间横向交往关系的维度。社会公德就是从社会维度论及的公共生活中的道德。     

中国传统等级观念对公民政治参与的影响及对策

传统等级观念作为中国古代政治意识的一个重要部分,有其深刻的历史渊源,它是在经济、政治、思想、法律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对于我国当代政治发展有很大的影响,尤其对于公民政治参与方面意义重大。引导传统等级观念与社会发展相适应,实现经济发展和政治参与相协调,利用新媒体使公民的主体性意识和政治参与意识不断深化,同时还要重视非政府组织在公民参与国际事务中发挥的力量对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程度的深入有重要作用。通过这些方式,逐步摆脱传统等级观念的束缚,保护公民权利,推动我国公民的政治参与。     

论公民精神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系

公民精神是社会成员基于公民身份而参与社会政治生活所应具有的品性、能力与资质,它是现代民主社会的一个重要范畴.公民精神对构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公民精神的培养需要从学校、社会、政府三方面共同进行.     

运动式政策参与：公民与政府的理性互动——基于广州番禺反焚运动的分析

从“传统官僚理性”的“控制”逻辑到“工具-价值”理性的“回应”逻辑再到“治理”理性的“合作”逻辑,公共行政理性的变迁推动着公民参与政策空间的理性释放。公民的理性需求内在地区分为“个体理性”、“团体理性”、“公益理性”三个层面。公民参与空间的大小取决于行政理性与公民理性的有效互动,不同的行政理性配置不同的公民理性,会引致不同的政策参与类型。从公民参与的视角看,以“运动式政策参与”为分析概念,广东番禺反焚运动,展现了一种基于公民与政府理性互动的非正式的政策参与过程。应通过理性的认知和引导,提升政府和公民的理性能力,将频繁出现的公民集体行动转变为公民理性的政策参与,而非滑入群体性事件的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