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荐举之弊

宋代的荐举制度在运行层面设置了诸多严苛的规定,即便如此,像求荐公行、鬻卖举状、铨吏因缘为奸等问题仍大量存在。这引起了宋代臣僚们的广泛关注,从其连篇累牍的议论中也可见一斑,因此,对宋代荐举之弊加深认识,其意义也就显得较为重要。     

从雅俗之辨看明代士大夫的精神世界

雅俗之辨,其实就是文化与文化观念的差异,亦即士大夫所代表的精英文化(雅的层面)与大众所代表的通俗文化(俗的层面)的对峙。在士大夫的精神世界中,无不存在着一种雅俗之辨,即雅与俗的两分。然究之明代士大夫的精神世界乃至行为实践,其中所呈现出来的两大趋势,无论是由雅趋俗,还是由俗返雅,尽管是时代风气的表征,但其最后的归趋则是经历了雅俗互动之后的雅俗兼备。     

从家训看宋代士大夫阶层治家方式的变化

宋代是古代中国商品经济迅速发展的重要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必然会引起社会变革,而社会变革通常都会导致人们价值观念的更新变化.在宋代这样一个处于变革的时期,随着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各方面的变化与发展,其家训思想也必然会随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由此所折射出的宋代家庭生活观念也会随之演变.从家训内容上,也可反映出当时士大夫阶层治家观念和方式方面产生的变化.其主要表现为观念的更新,更加侧重于“治家”;家庭治理方式具备了体制化、人性化、经济化及实用化的特点,等等.由此考察该时期士大夫阶层治家方式的变化及形成原因,是很有意义的.     

宋代士大夫货殖经营之风探源

自宋代开始,士大夫从事货殖经营的活动日益突出,货殖经营之风愈益渗透到士大夫的日常生活之中.宋代士大夫货殖经营之风的盛行,不仅与宋代商人地位的提高有关,也与宋代士大夫的贫困化和平民化紧密相连;宋代浮薄华侈的社会风气和士大夫义利观的转交,则为宋代士大夫从事货殖经营提供了肥沃土壤和文化心理机制.     

试论宋代士大夫忧患意识的时代特征

有宋一代,士大夫忧患意识的主旋律是忧国忧民。他们以强烈的政治忧患意识,积极上书论政,大力倡导社会改革;唐末五代以来儒家道统地位的衰微,直接引发了宋代士大夫的文化忧患,并在文化领域自觉承担起振兴儒学的重任;同时在文学创作和社会实践中又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宋代士大夫的忧患意识主要源于民生、对社会、对国家的终极关怀意识。     

曾国藩士大夫之学及其内在逻辑

曾国藩读书善识大体,是经世之学。其整体成就属于通识的范围,归属士大夫之学。曾国藩对学问的认识始终以"事"为中心,在礼学经世思想蕲向下,一宗宋儒,不废汉学,嗜好辞章,使学术的本质转化为学术的功能,使得事功实践与知识阅读融通起来。曾氏所学不是出于著述,而是作为事功和德性开启的前提条件,一切学问的认知与实践最终指向理想实现和人格提升的总判断。     

晚宋士大夫奢靡之风述论

晚宋士大夫奢靡之风是晚宋士风的一个重要内容,它有多种表现,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风气。本文探索了形成奢靡之风的诸多原因,并阐明奢靡之风对晚宋政局造成了严重影响与危害。     

宋代台谏官荐举新论——以《宋史·本纪》的记载为切入点

北宋真宗朝以前及北宋徽宗朝后直至南宋灭亡的一段历史时期内,荐举台谏官的诏令几乎是个空白,尤其是南宋孝宗朝以后,<宋史·本纪>中竟然没有一条记载.之所以出现这一现象,前者是因为宋初台谏官作为寄禄官,多不行台谏之职;而后者则是宰执大臣特别是权相对台谏官选任的影响所造成的.以此为基础,本文对宋代台谏官在选任中与荐举制度相关的问题作了较为详细的探讨.     

从南宋文人出行记看南宋出行文化

南宋孝宗年间周必大、陆游、范成大的出行记,反映了南宋的出行文化;由于南宋客运和货运路线重合,也一定程度反映了南宋物流文化。南宋文人出行讲究排场,游玩性强,应酬甚多,文学气息深厚,反映了当时文人的天之骄子优越地位。     

从家训看宋士大夫对子女的家庭教育

本文依据家训的内容,探讨家训作者们对其子女的家庭教育。对男子的教育主要是关于孝道、积极入世与为官之道和重商观念。对女子的教育,则主要是伦理道德和文化知识这两个方面。由于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士大夫们在对子女的家庭教育中有利也有弊,我们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现代家庭教育做借鉴。     

时代迁易与宋代士大夫的观念转变

随着时代变迁,宋朝社会文化形态呈现出与前代社会不同的特．点。生活于这一社会环境的宋代士大夫阶层,其整体观念也发生了嬗变。他们所表现出来的以“立德”作为个人成圣立贤的人生价值观、务实有为和“仕以行道”的入必参政现、工商皆本的经济观,以及忧念天下、体国恤民的忧患现,从一定意义上说,都受到当时社会环境的深刻影响。     

宋代士大夫政治规制下的后妃参政

宋代后妃参与政治,取得了维护赵宋统治,安定政治局面的积极意义.出现这一政治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宋代所推行的"士大夫政治".在宋代后妃参政活动中,士大夫始终参与,密切监控,主导进退;全面规制与掌控了这一过程的诸多方面.宋代后妃参政整体意义上的积极意义是宋代士大夫政治成功的一个方面.     

论宋代士大夫寄内词的艳情化

<全宋词>中近80首的士大夫寄内词,真实地再现了宋代士大夫夫妻生活的原貌.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两宋时期士大夫寄内词与赠妓词一样,绝大部分皆有艳情化的倾向,这主要体现在对妻子容貌服妆、形体情态、歌舞琴技、云雨情事四个方面的叙写上.     

南宋四川总领所制度与吴曦之变

南宋设置四川总领所掌管财政,以期分化和节制武将的权力。但在四川总领所制度的实际运行中,由于开禧北伐前后特殊的政治情势与人事关系等影响,其权力逐步丧失。吴曦利用总领所制度运行中的疏漏,成功兵变,又因其财政权的不稳定而告失败。四川总领所制度运行与吴曦之变的关系问题,是一个认识总领所制度规定与实际运行不同层面的绝佳个案,从中展现出了南宋地方治理中制度运行与政治事件间复杂的互动关系。     

宋代士大夫文人的反“俗”心结

科举制度在宋代的最终确立与完善,使中下层人士向上流动成为常态,但这并未导致社会阶级阶层之间界限的消失。寒庶俊造一旦晋身,对自身的新地位新特权的意识立即形成。维持其既有地位,便成为士大夫文人的要务。宋代文人画之崇尚神理意趣及词在宋代的雅化,实质上都体现了宋人对士大夫文人的情趣与品味的提倡以及对"匠技"与"工俗"的排斥。宋人在文化艺术活动中极力强调自己的高雅品味,自觉地以其人格理想来规范自己的行为,极力与"俗"拉开距离的努力,生动地反映了士大夫文人这一享有特殊地位的新社会群体对自身价值的敏感的体认,也表现了其作为文化精英的强烈的责任感与使命感。     

情理冲突与宋代士大夫词人的双重人格与复杂心态

理学是一种政治伦理道德学说 ,它力图将人们的思想、意识、心理及行为严格地限制在宗法伦理的范围之内 ,用一套严格的道德伦理规范来约束、控制人的本能欲望 ,以达到某种人格的自我完善 ,为巩固封建政治秩序服务。在宋代 ,一方面是道学流行且深入人心 ,一方面是世俗享乐意识浓厚 ,二者相互作用 ,使文人士大夫的人格分裂越来越严重。面对本能欲望与道德伦理的冲突 ,他们的心态变得也越来越复杂。即以词之创作与接受而言 ,士大夫词人的那种暧昧态度就表明了他们既为理所困 ,又被情所役 ,在“天理”与“人欲”冲突中的复杂心态     

“吏隐”与宋代士大夫文人的隐逸文化精神

宋代的隐逸文化丰富多彩,各种隐逸文化类型至此而趋于完备。但宋代士大夫文人最崇尚的隐逸形态是居官而犹如隐的“吏隐”,并因此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隐逸文化精神。他们在新的文化语境中,将传统的仕隐观念及运行机制加以重新整合、定位,形成了一种颇为圆通的处世心态与行为方式:既与现实政治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又努力摆脱“政统”的羁縻、控制,游离于现实政治之外;既不放弃世俗的享乐,又能在物欲横流的世俗社会人生中努力守护、经营自己的精神家园,不为外物所役,求取个体人格的独立与自由,成就自己的闲适生活和诗意人生。     

从"扁家弊案"看台湾地区刑事司法的发展

21世纪以来,台湾地区的刑事司法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就整体制度层面而言,台湾地区在借鉴当事人主义具体制度的同时,坚守了大陆法系职权主义的基本特征和主要特色。从扁家弊案入手分析可知,台湾地区在保留大陆法系最重要原则的基础上,作出了具有原创意义的改革尝试,为新时期职权主义自身的发展完善提供了可能的思路,也为我国大陆地区的司法改革起到了借鉴作用。     

从“农商社会”看南宋经济的时代特征

引论：“农商社会”之概念和南宋经济之地位近十余年来,随着宋史研究的逐步深入和南宋史研究的急剧升温,重新认识宋代、特别是南宋一朝的利弊得失并重估其历史地位,已成史界热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