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理解主体的"前见"合法性——科学解释学的视角

系统地分析了“前见”合法性的解释学内涵,并结合以波普尔为代表的批判理性主义和后经验主义,如库恩的科学范式理论、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劳丹的研究传统等思想,进一步确证“前见”的合理内涵,从而说明,就理解的主体角度而言,自然科学具有解释学的本质特征。     

“前见”在司法解释中的作用机制

解释者的“前见”对于法律解释而言有重大意义，本文通过解释学这一路径对“前见”的概念予以界定，并对其相关概念进行分析。对之前人们对于“前见”的“偏见”予以匡正。进一步说明解释者“前见”的形成及其在司法解释活动中的作用机制，并通过对这一机制特点的分析，期望给解释者的解释活动提供新的路径。     

前见:伽达默尔的解释学思想

“前见”是伽达默尔解释学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伽达默尔阐述了“前见”的必然性,并从历史发展的意义上为前见正了名,阐发了前见的正当性,在此基础上引发了其一系列理论命题,在20世纪思想链条上有着重要意义。     

法律解释学的主观主义批评与哲学解释学的回应

认为哲学解释学把法律解释学引向主观主义陷阱并严重破坏了法律的确定性,这个批评是从制度之维和认识论之维展开的。制度之维的批评从中国司法制度不够完善反推法律解释学决不能借鉴带有主观主义色彩的哲学解释学;认识论之维的批评主张哲学解释学所说的事情本身不足以区分合理与不合理的前见,因而不能使法律认识有效地避开主观主义陷阱。然而,哲学解释学的经典文献《真理与方法》的相关内容证明了事情表现构成了前见合理与否的判准和法律认识的“证实”标准,从而对主观主义的批评构成了有力的回应。据此,法律解释学未来的发展方向应是一门以哲学解释学的本体论为基地的、隶属于法律认识论的法律解释学,而不是返回到以传统认识论为基础的法律解释方法学。     

论前见

传统解释学主张克服前见以达到对文本的绝对把握,哲学解释学把前见看作理解的本体论处境,是理解得以可能的本体论条件,前见是无法超越的。这两种观点都有片面性。人首先属于历史,同时历史又是属于人的历史。在本体论意义上,一切理解都是从前见出发的理解,是无法超越的;在方法论意义上,一切理解又都是不断超越前见的理解,前见又都是可以并且应该被超越的。对前见本身应当保持自觉的解释学意识,我们应该认识到理解的相对性与绝对性、多样性与统一性,以及理解的可能性、局限性、派生性等等。前见决定了理解的相对性,同时又决定了理解的绝对性,理解是相对性与绝对性的辩证统一。     

从现代解释学视角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阐释,始终是中国学术界关注的焦点,近几年在很多领域有突破性的研究成果。本文从现代解释学的视角,就理解之前的“前见”和“前结构”、过去与现在的“视域融合”、在“效果历史”中发现自身的情景、“意义”发现的“无限延伸”等4个方面,围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与发展的若干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     

文本在理解中的命运--关于理解的解释学探讨

解释学认为,作者思想的命运就是文本在理解中的命运:“前理解”、“语言”、“间距”和“解释学循环”等理解条件的辩证性决定了理解结果的辩证性:统一性和多样性;二者是相辅相成、有机同一的,不能用一个方面否定另一个方面。     

现象学和辩证法在语言中的契合──析伽达默尔“游戏—对话”论的双重意义

“游戏”和“对话”可视为哲学解释学的“原型”,它们在伽达默尔那里既有现象学的意义,又有辩证法的意义,二者相互交织,互为参证,共同承担起对理解的理解,对解释的解释。本文力图从现象学和辩证法这两个角度出发去揭示它们在哲学解释学中的深刻内涵和意蕴。     

略论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的突破

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的理论创新在于,他通过开放“理解和解释”的内涵,扩张“文本或本文”的外延,实现了其后现代解释学在理论上对传统解释学的积极突破。尤其将语言引入哲学和解释学,赋予语言和理解、解释以本体论的意义,强调历史传统在现实人们的处境及视域中融合创新,敢于肯定历史偏见的历史地位与价值,这是很富于时代人文积极创意的。但是,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无视理解、解释的客观实在性基础,淡化理解、解释的实践性矛盾斗争,漠视理解、解释的正当性与非正当性的原则区分及主导性与非主导性的原则差异,这是必须清醒加以批评鉴别的。     

从帛书《易传》看孔子易学解释及其转向

本文通过解读帛书《易传》,阐述了孔子易学解释学。孔子早年将《周易》文本定为卜筮之书,晚年好易又发现了《周易》内涵德性,故在承认《周易》卜筮性外,又将其定为德性之书。为改变《周易》文本性质,孔子确立见仁见知的解释学原则,提出了“后亓卜筮、观亓德义”易学解释方法,以此出发,由对于卜筮的解释转向德性的解释,最终实现了以德行求福和以仁义求吉的易学解释目标。最后作者指出:孔子关于易学解释已具有了西方哲学解释学的意味,与西方人不同的是孔子仍然未放弃中国传统的文字训释、象数和史学等方法,并以之为哲学解释的进路。孔子及其后学的易学解释学,是一种循环的解释学。     

作为社会认识论的解释学——利科的阐释策略新探

利科的解释学不仅提出了阐释“本文世界”的任务，而且基于“本文的运作”与人的“行动”的相似性，进一步提出了阐释社会行动的辩证法，揭示了从本文解释学向社会现象学扩展的合法性。解释学也是一种社会理论或社会研究方法，因而可以像阅读本文那样认识社会行动，这种看法虽然略显简单，但对于拓宽社会认识论的视野具有重要启示     

批判解释学何以是批判的──析哈贝马斯的批判解释学思想

本文旨在回答哈贝马斯的批判解释学何以可能的问题。显然，哈氏曾借助于解释学理解理论来消除实证主义的影响，但这远没有使他落入普通解释学的旧窠日，因为哈氏认为，普通解释学原则超限度的普遍应用最终将导致相对主义。批判解释学是一种意识形态批判性质的深层解释学，而对正常语境下理想对话的肯定和向往则是“批判”得以可能的基础。     

马丁•布伯的对话解释学及其 与伽达默尔解释学的内在联系

[提要]马丁?布伯的宗教哲学思想包含着强烈的对话解释学、对话哲学与关系哲学维度,实际上这些维度之间具有内在联系,而它们的内在联系的基础就在于“我-你”关系对话。布伯这种“我-你”关系与作为伽达默尔解释学核心的解释学“我-你”关系得以成形的一个重要原因,它同时与伽达默尔解释学“我-你”关系具有较为密切的联系。     

法学前见的内涵与特征研究——以哲学诠释学为视角

以哲学诠释学为视角分析作为存在意义的法律解释,能够发现法学前见作为法律解释前提存在的必然性。因此,法律解释学应恢复前见的合法地位,在法律解释的视域融合过程中领悟相对客观的法律真理,剔除不合法前见,使前见不断向前发展。法学前见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凸显了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核心价值,而法学前见的特征表现为历史性、开放性、创造性、实践理性和客观性等几个方面,其中,法学前见的客观性对于实现法治理想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马克思主义解释学的学科合法性探讨

中国马克思主义解释学的学科合法性问题是我们从事这一学科研究之前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中国马克思主义解释学的研究目标与现实社会实践之间的融合性是确立中国马克思主义解释学“学科合法性”的根本依据;深入展开对中国马克思主义解释学“学科合法性”的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政治意义以及深远的现实意义。     

解释的开放性--迦达默尔解释学思想的魅力

基于海德格尔的解释学理论,迦达默尔也对于人的“理解”进行了检讨。他认为,人们在进行文本解释之前,必然已经具备了一个“前观念”,而这个“前观念”依赖于由人的解释所构成的传统。相对于文本解释,传统是一种“过滤器”,它影响着人们“前观念”的形成,影响着人们对于文本的理解和解释。不过,迦达默尔拒绝了黑格尔关于“进步”的观念,他否认文本解释之间存在着“进步”的关系。迦达默尔的解释理论使得文本永远处于“开放”的状态,它告诉我们,我们应该对于不存在单一的、最终的、正确的或“真正的”答案感到欣慰。当然,依照迦达默尔的逻辑,我们也必须同时要理解这些答案可能也会改变。这便是迦达默尔解释学思想的魅力所在。     

中国解释学的特质——兼与严春友先生商榷

从中国哲学史的整体发展来看,几乎可以把中国哲学史看成是一部经典诠释史,思想家通过经典的注释和解说的形式来发展、建立、表达自己的哲学思想已经成了一种传统。而这一方式必然包含着“客观”地诠释经典的“原意”和建立诠释者自身的哲学体系这对矛盾。从前者看,中国解释学带有方法论解释学的性质;从后者出发,中国解释学的性质则是本体论的。而事实上中国解释学不必遵从西方解释学先有方法论解释学,后有本体论解释学的演进逻辑,中国解释学的特质在于本体论寓于方法论之中,注经、说经是形式,是载体,思想创造才是内容,是实质。     

试论伽达默尔对辩证法的解释学“解读”

哲学解释学不仅同现代现象学有关，而且与辩证法传统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但在以往的研究中，学者们往往突出前一个方面，而后一个方面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实际上，伽达默尔在深入研究解释学的过程中，看到了辩证法对于解释学的重要意义，并自觉地将二者加以融合。通过对伽达默尔本人思想的分析，就可以揭示出解释学走向辩证法（也就是辩证法返回到解释学）的过程和意义。     

从《论语》和《孝经》看孔子“孝”思想的可能意蕴

从中国“孝”文化传统的主流来看,父权主义的主体原则、强势原则、血缘亲情的核心性原则、道德行动选择原则化的解释路向占据了绝对的主导地位。从解释学的视野看,“孝”还可以是一个认识论的范畴,其伦理内容要靠其他道德范畴来补充说明;“孝”范畴主要功能在于构建社会纵向关系和天人关系的意义内涵,孔子对“孝”的行动指令的说明是服务于这一意义内涵的。     

道家思想对中国古代诗学解释学的影响论略

道家思想对中国古代诗学解释学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庄子的“言不尽意”论和王弼的“得意忘言”论体现出来的。庄子的“言不尽意”论从哲学本体论的高度对语言和意义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且对语言，作为达“道”的工具的局限性有着充分的认识；而王弼的“得意忘言”论则进一步指出：对意义的理解和把握不仅要摆脱言、象的牢笼和陷阱，而且还要诉诸“忘言”、“忘象”的内心体验。庄子的“言不尽意”论和王弼的“得意忘言”论共同影响和铸成了中国古代诗学解释学“得意忘言”的诗性阐释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