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商书看清代"坐贾"的经营理念

由明清商人根据自身的经商实践体会撰写的各类商业用书,当最能切实反映这一时期商人自身的思想意识及经营理念.<生意世事初阶>和<贸易须知>做为清代商书中论述全面、最具代表性的"坐贾"入门指南书,生动形象地展示了清代江南地区"坐贾"的经营形态与经营理念,其对店员(学徒)的严格培训、灵活多变的经营方针、诚信为本、顾客为重的经营原则,妥善处理劳资关系的指导思想,对我们今天的市场经营仍不无启迪.     

贾耶西与《莲花公主传奇》——评中世纪印地语苏非文学（一）

本文在介绍了印度中世纪诗人贾耶西及其代表作<莲花公主传奇>之后,着重探讨了作品的艺术特色、作者的思想倾向以及作者和作品在印度印地语文学史上的地位等问题.     

辨"有生于无"

老子哲学以道学为核心,而道学之核心问题是"有"无"问题.对老子"有"无"的研究可谓见仁见智,大体可分为道为"无"及道统"有"无"两种说法.<老子>中既讲有无"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又讲"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这种矛盾的说法困惑了中国学人两千多年,随着郭店楚简<老子>的出土,这一千年悬案才得以大白于天下.     

《资本论》为“三个代表“提供理论依据

马克思的<资本论>与江泽民的"三个代表"理论具有内在联系.<资本论>从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等方面,为"三个代表"提供理论依据,因而是"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来源;"三个代表"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相结合,是对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地位和作用的新概括,反过来又丰富和发展了<资本论>,因此二者是紧密联系和一脉相承的.我们只有把它们结合起来学习,才能深刻理解其精神实质,提高贯彻执行的自觉性,使<资本论>与"三个代表"的理论,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结出更丰盛的历史硕果.     

论宫泽贤治文学作品的“他人本位”精神

宫泽贤治将文学、科学和信仰调和到自己的个性当中,形成了偶像化,他的作品是"自他"未分的一元论精神培育出来的感性表现.宫泽对待他人采取的是被动的"他人本位"的个性立场;志贺直哉则立足彻底的"自己本位"的个性立场.如此特色表现于宫泽的<泉边人家>、<十六日>、<花坛工作>和志贺的<某晨>、<去网走>等作品中.     

关于鲁迅与日本近代自然主义文学的问题--从成仿吾《〈呐喊〉的评论》谈起

作为现代文学的经典作品,<呐喊>已经定格在历史性的排行榜的最前列.很多时候,人们在阅读思考这部作品之前,已经深陷于"历史定论"的支配和影响中,而容易失去独立自主的审美判断眼光.成仿吾在<呐喊>出版不久后,提出<呐喊>可以溯源到日本近代自然主义文学,而今人却轻易地一概把它视为是对鲁迅的严重非礼.其实,<呐喊>与日本自然主义文学至少在形式格调上有不少相似之处,成仿吾的意见并非仅是"挑刺"和"非难".日本的自然主义起源于法国自然主义,但并未继承左拉的真谛.<呐喊>看上去近似日本文学,但其深层的对民族文化的思考、对国人"人性"的怀疑和诘问,又画开了它与日本文学的天然不同.成仿吾没有读透这一点,并非是他的浅薄.时间、阅历、功夫是解读鲁迅的先决条件,这同样也适用于成仿吾.     

"神思"、"本柢"及《科学史教篇》的"主旨"--再谈郜元宝《鲁迅六讲》对鲁迅的一点误解

郜元宝<鲁迅六讲>及<关于科学史教篇的几个问题>中所提出的鲁迅在1907-1908年间贬低科学,鲁迅认为尼采、叔本华所张皇的极端主观唯心主义的"主观意力"是"科学之本"的观点,是对鲁迅的误解.这种误解产生于对<科学史教篇>中"神思"、"本柢"等语词的误读,膨胀于对这种误解的百般回护.     

"意淫"观和《红楼梦》性描写的以诗写小说本质

目前对"意淫"观的研究主要从思想、哲学角度入手,而对其文学价值的分析还远远不够.文章着重梳理了文学史上性描写由<高唐赋>、<神女赋>所开创的诗化传统向<金瓶梅>等小说所代表的世俗化倾向过渡的轨迹,凸显<红楼梦>面对以上两种"文学遗产"所作抉择的特点和意义,提出"意淫"观使<红楼梦>性描写诗意化、象征化,而悬置了其中的性内涵,其本质上是以诗法作小说.     

在瞻望黄金世界中迷失现在--读解《洼地上的"战役"》兼及17年文学的"现代性"问题

路翎的短篇小说<洼地上的"战役">是否不恰当地描写了志愿军战士王应洪与朝鲜姑娘金圣姬之间"不该发生的"的爱情?17年文学的"现代性"应该以何为标准?这是本文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一切对文学文本的重读与文学史著的改写,都具有伽达默尔所说的"效果史"特征.半个世纪后的今天,重读<洼地上的"战役">,会有一些令人激动也令人伤感的收获,由此亦将引发一个关于17年文学"现代性"问题的深长思索.     

中国小说现代化的一大关戾--纪念《新小说》创刊100周年

文章就纪念<新小说>创刊100周年,谈到文学的价值不在于写私情,还是写群情;是"纯文学",还是有"功利性";而是在于写的情真不真,善不善,美不美.而且,这种情,还得放在当时时代中来加以考察.文学创作的发展与观念的更新关系重大.梁启超及<新小说>所提出的一些新观念在总体上还是推动了中国小说的现代化.<新小说>之所以能开创了一代的风气,很重要的一点是注意吸引和团结了一大批读者在其周围,为此从经营方式,到期刊的内容与形式等进行了多方面的革新与尝试.但后来"新小说"的发展走了一段弯路,这主要还是拜金主义所造成的恶果.     

《红楼梦》与“五四”新文学观建构

《红楼梦》是中国古代思想艺术传统的全面总结,也蕴含着民族文化自我更新的先导因素,因此能在"五四"时期被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提到文学正宗的地位,多方位地参与了"五四"新文学核心精神与关键理念的建构,显示出对各种言说的巨大的构成功能。围绕《红楼梦》的指涉所带来的文学命题和语言形式,是现代中国文学意义结构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和资源。     

二十世纪红学历程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这一时期,为我国学术的转型期.这里不仅包括着学术主题的变化,也包括学术研究由综合学科向各个单科专门化方面的发展.真正意义的红学应该说是从世纪之交的三位被人称为国学大师的人的参与而正式确立起来的.20世纪红学,是由几次大的高潮连接起来的一是世纪初新红学之建立,二是50年代之批判红学,三是70年代红学热,四是八九十年代之多元化红学新潮.以小说为研究主题也只是一个过渡期,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后,史学、文学、哲学、经济、社会学以及化学、地质学、生物学等,便逐渐各自成为专门学科,各类专家也便相继出现了.将50年代红学称之为"批判红学",将70年代的红学称之为"政治红学",还算是比较切题的.到了80年代后期经济大潮袭来之后,不论红学研究队伍还是研究者的知识积累方面都受到了巨大的冲击.不能固定地认为只有考证本子和作者两个问题才是红学,红学是一个综合性的科学,它不仅包括有史学、哲学、社会学、文艺学、文化学,辽包括文献学、版本学、谱牒学等.     

《〈红楼梦〉评论》与现代红学研究范式的转换

王国维在中国小说批评史上,率先打破中国传统学术中索隐、考据等旧的研究范式,彻底改变了以往《红楼梦》批评研究畏葸不前的局面,将叔本华的悲剧思想运用于文学批评,为中国文学批评引入了西方哲学理念,建构了比较系统的文学批评理论,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文学批评缺乏思辨的抽象概括能力的状况。但《（红楼梦）评论》毕竟是王国维尝试性的论著,其美感的凸显与意义的揭示也表现出一定的历史局限性,这或许与他急于开拓一条批评之路的时代使命密切相关。     

从《儿女英雄传》与《红楼梦》的差异看“崇武尚侠”的社会心理

在《红楼梦》诸多仿作中 ,《儿女英雄传》颇为独特。它无论在情节安排、人物刻画还是寄托理想等创新尝试方面 ,都打上了《红楼梦》的烙印。然而 ,这部仿作与原著相比 ,仍存在很多差异 ,其中最大的差异是作者文康因“有憾于《红楼》” ,遂使“英雄儿女之概 ,备于一身” ,塑造了何玉凤式侠义兼柔情的英雄。对于这种描写 ,前人从不同角度曾做过批评。《儿女英雄传》与《红楼梦》这种差异产生的原因 ,与“崇武尚侠”的汉民族文化心理有关 ,而不能仅仅归结为时世或所谓“民族劣根性”。     

淫虽一理意则有别--西门庆与贾宝玉之"淫"的比较研究

明代小说《金瓶梅》中的西门庆与清代《红楼梦》中的贾宝玉 ,在中国古代小说史中乃至整部中国文学史上都是“天下古今第一淫人”的艺术形象 ,但二者的思想与行为表现却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前者为疯狂占有一切的“皮肤滥淫之蠢物耳” ;后者为“天分中生成一段痴情” ,被“推之为‘意淫’”。从明清纲纪不张的时代特点等方面进行考察 ,他们的出现决不是偶然的、孤立的。     

以实写虚 体无思有——《怀念狼》解读

贾平凹的价值,在于在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上,走出一条意象世界建构的路子。《怀念狼》作为这种探索,又有了新突破。这一突破,主要表现在以实写虚,体无思有,以形而上的哲学思考,来烛照形而下的具象世界,进而达到意象的完美建构。并且,将故事本身作为意象创造,使作品的意象建构更为混沌、茫然,内涵也更加浑厚。     

被男权社会扭曲的灵魂——从"弄小巧用借剑杀人"事件评说王熙凤

在《红楼梦》中,王熙凤的性格是通过一个个典型事件刻画出来的,其中“借剑杀人”就是成功的一例。在这个事件中,王熙凤的极富心机、擅权术及阴险狡诈、手段毒辣等性格特征被充分地展现出来。从这一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出,男权社会是形成王熙凤性格的根本原因,是男权社会的罪恶扭曲了这个女性的灵魂,使她变得如此卑劣。这一事件再次向我们证明:在以男性为核心的封建社会,女人是否守妇道,是否敢于向男权社会挑战,都会成为男权制度下的殉葬品。     

关于《红楼梦》的地点问题--对红学史的一个检讨

<红楼梦>究竟写的是发生在什么地点的故事的问题,是"红学"研究中的一个争而不休的重要问题.俞平伯于20世纪初提出这一问题,遂引起了学人们的热烈讨论,或主北京,或主南京,或主长安,或主"运真实于虚构",迄今为止尚无令人信服的答案,进一步的探究是很有必要的.     

存在的负担——贾樟柯电影剧作的主题分析

本文指出了贾樟柯不媚俗、直面现实进行创作的态度是当前中国电影创作乃至文艺创作的正确态度;分析了其中体现的贾樟柯对当前主导意识形态与大众文化意识形态进行的双重超越。《小武》、《站台》、《任逍遥》均表达了作者感知的“存在的负担”,并以小人物的实际处境表达了对主流话语的批判;但文学成就最高的是《小武》,小武的形象具有打动人心、甚至移易人心的感染力和感召力。而《世界》则在创造自身话语与认同主流话语之间游移不定,缺乏一种人物应具有的持守,因而显示出了创作上的不足。